請參看美國對較短期間規則的不接受性如何影響維基文庫。 統一登入現在已經對所有用戶開放。開始合併您的帳號吧！ 苏俄在中国 维基文库，自由的图书馆 跳转到: 导航, 搜索 < 作者:蒋中正 目录 [隐藏] * 1 第一编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 o 1.1 第一章 绪论 o 1.2 第二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 o 1.3 第三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发展 o 1.4 第四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结果 * 2 第二编　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 o 2.1 第一章 俄共侵略计划步步进展之主因——在其对方的错误 o 2.2 第二章　中国反共斗争经历中成败得失的检讨 o 2.3 第三章　自由世界反共战争中的几个基本观念问题 * 3 第三编　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标及其最后的构想 o 3.1 第一章　俄共世界革命的战略及其战争方式的演变 o 3.2 第二章　俄共战争思想的来源及其基本原则 o 3.3 第三章　俄共世界革命战略中“和平共存”的最后构想及其进行的方略 o 3.4 第四章　结论——世界和平之路与我们反共的信心和立场 * 4 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o 4.1 第一章 退却、防御与攻击 o 4.2 第二章　中立主义、统一战线与孤立战术 o 4.3 第三章　攻心战术 o 4.4 第五章　接触、渗透、组织战与群众运动 o 4.5 第六章　贸易战与基地战 o 4.6 第七章　伪装、诈术、奇袭与宣传 o 4.7 第八章　和平谈判与停战协议 o 4.8 第九章　合法地位与议会政治 o 4.9 第十章　联合政府 [编辑] 第一编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 [编辑] 第一章 绪论 　中国　国父孙中山先生，距美国独立宣言之后一百一十年，即在乙酉年（一八八五年），开始宣传其革命主义。至甲午年（一八九四年），创立其革命总部 ——兴中会于檀香山，成为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就揭橥其推翻中国已有四千年历史的君主政体的主张。惟其当时的号召，虽为推翻满清专制，而其最后的目的则在使中国自列强侵略下获得解放，并使中国步入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大道。 　自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革命成功以后，到了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遂相继而起，许多君主专制政治支配下的欧美各国，乃建立了民主政体，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若干曾为欧洲殖民地和保护国的亚非民族，亦获得了独立自由，其间两个主要的革命潮流，一个就是个人自由和平等之不断争取，另一则为民族意识之逐渐觉醒，最后形成民族主义的怒潮，尤以在亚洲国家最为显著。 　故美国革命之成功，乃为全世界被统治的民众，及其各民族，要求独立自由的愿望，实创一历史上空前有力的先例。 　国父孙先生正当此中国海禁初开，中西文化接触的时期，乃潜心中国典籍，复深受西方教育，故能从现代的革命潮流，来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同时更从中国的政治哲学，来评定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其具体的一例，就是他汇合中国古来的考试和监察制度与西方的三权分立主义于五权宪法的理论之中。更显明的一点，就是他所手创的三民主义完全符合美国林肯总统所称“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以为建立其中华民国的惟一蓝图。故其政治思想，无疑的是受美国独立及法国革命的理想之影响。 　一九一一年，　国父孙先生领导其革命党同志，百折不回的不断奋斗，在其革命运动十次失败之后，卒为中国人民建立了共和政体，就是产生了中华民国。惟在其革命政权初建，而基础尚未巩固之时，帝制余孽袁世凯乃凭借其前清的北洋武力，勾结帝国主义，颠覆中华民国，恢复君主政体。于是国民革命所建立的民主政体，因此而遭受其第一次的失败，这一帝制虽不久即归幻灭，惟北洋军阀割据纷争，使国家终陷入于混乱和破碎的状态，而　国父所手创的中华民国亦等于名存而实亡。 　国父孙先生为尽其革命建国的责任，乃继续奋斗，致力于国民革命，直至民国六年，始以广州为基地，准备北伐，以期削平军阀，再造共和，恢复其国家独立与自由。当时西方国家与日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不仅毫不寄以同情，甚至积极援助军阀，以阻挠国民革命之进行。故此十年之中，　孙先生为了革命建国的事业而寻求外援，都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列宁在俄国革命中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以后，不仅在俄国产生了一个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新政体，并且使欧亚两洲人文主义的文化，都受到强有力的刺激。共产制度的思想，创始于马克斯及恩格斯，在列宁的手上，更有其显著的发展。列宁推翻临时政府而建立其苏维埃组织，在理论上自称其为“转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且宣传其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大多数民众的解放”，好像布尔雪维克是世界上最前进的革命政党，而共产主义，亦就是世界上最崇高的理想。但是实际上，马克斯主义乃是法国革命中的一种反革命的运动，亦就是当时欧美民主革命的一股逆流，他的企图是破坏民主政治而建立专制制度。列宁所创“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后继者所谓“人民民主”的极权主义政体，自是师承马克斯主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所应该特别注意的，就是马克斯主义在俄国渗入了大斯拉夫主义及沙皇专制主义的特征，倘如马克斯和恩格斯今日能目睹其苏俄和中共所谓苏维埃制度的残暴行为，亦必将大为惊诧。 　苏俄共产主义诱惑群众的宣传，就是使他们误信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为达到其乌托邦的惟一捷径，他为了世界革命，认为一切暴力和卑劣的手段，都是合理的，只要他们的理想能够实现，即可为整个人类创造永久的理想国家。当时俄国革命对亚洲的民族运动，发生了极强烈的影响。因为一百馀年来，西方殖民地主义的统治，在亚洲激起一般民众极端的愤恨，所以俄共乃就把握这一情势，对这些国家，施展其渗透和颠覆的阴谋，而推行其从亚洲向欧洲迂回的世界革命计划。 　当时中国在列强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之下，沦为次殖民地国家。俄共认为这是他在东方散播共产主义的种子，来制造阶级斗争的第一个大好园地。民国七年即一九一八年齐釆林报告，和民国八年加拉罕宣言，声明苏俄准备放弃其在华特权，立即引起中国人民之向往，并博得其空前的好感。于是苏俄一面派遣外交使节，与北平政府开始谈判；一面派遣其国际共党党员与我　国父孙先生联系。但在此必须注意的，就是苏俄同时更在另一方面进行组织其共产国际支部之中国共产党，并供给其财政而予以政治的指导和操纵。 　民国十二年即一九二三年一月，孙先生与越飞达成协议。俄共对孙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允予援助，依照孙先生手订的革命程序，完成其国家统一的事业。俄共更指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中国国民党，服从我　国父孙先生的领导，从事国民革命。这就是国共及中俄之间“和平共存”与合作的开端。 　第一次“和平共存”是从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的联俄容共，至民国十六年中国国民党的全面清党及国民政府对俄绝交。这一次尝试，就很快的归于失败。然而此后我们中国国民政府又经过了第二和第三次与苏俄及中共“和平共存”的时期。第二次是民国二十一年中苏复交，及民国二十六年中国对日抗战发生，中共的乞降投诚，至民国三十四年抗战结束与五次和谈。第三次是民国三十四年至民国三十八年，由中苏条约，政治协商，经共匪全面的叛乱，乃至大陆关入铁幕。而中共毛泽东在苏俄卵翼之下，凭借其武装暴力，来破坏国民革命，颠覆中华民国，要骑在我全国人民的背脊之上，建立其极权主义的统治。这不啻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为我们第一次国民革命失败时袁世凯挟帝国主义以击败　孙先生所领导的革命新兴势力，而后帝制自为的历史重演，而其卖国害民之卑劣手段和残暴方法，更不是北洋军阀所能企及。这就是我们与俄共“和平共存”的最后结果。亦就是我们国民革命第二次失败的惟一原因。 　关于我们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在第一次“和平共存”失败之后，仍不得不与俄共及其侵华工具之中共再作两度“和平共存”的试验之环境，及其经过之事实，我深觉其有向我全国国民和世界各国举实相告的责任。大家应特加注意的一点，就是在这三次“和平共存”的事例中，我们政府的决策往往对于国内和国际上各种重要的因素，不能不先加考虑，而受其牵制，所以我们反共斗争的行动，亦就不能不经由曲折迂回的路线，以至于中途遭受挫折。 　我发表这一记录之时，衷心充满著悲痛无比的情绪，也怀抱着坚强不移的信心。在一方面，我们中国可说是世界上领悟俄共“和平共存”的痛苦最早，亦是经历最久的国家，然而事势的演变与环境的压迫，使我们本党和政府虽看透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而仍不能不再三堕入侵略者的诡计。我们纵能确立坚决的反共政策，因其得不到国内民众的了解与国际友邦的支持，乃不得不中途挫折，而终于失败。所以这些记录的字里行间，遍洒我们爱国军民的鲜血和反共斗士的热泪。在另一方面，我在这反共斗争的经历之中，对国家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服务，本于　国父的遗教，三十年如一日。我自一九○八年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以及民国七年即一九一八年在广州参加革命政府，以至于今日，始终自矢为一个三民主义的革命者，而且确信中国全体同胞，对于革命建国的途径，亦惟有始终遵循着　国父所手创的三民主义，乃为自救与救国的惟一大道；尤其是在今日反共产、反奴役的斗争时期，更应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我们全国爱国同胞一致的目标。 　我们中国这三十年来，所受的惨痛教训，我深望其能对今日同遭共产主义的威胁的国家及其领导者，有所裨益。我以为苏俄的武装暴力，亦与世界历史上野心侵略主义者一样，并不足畏，且必归失败；但是他的武装暴力，乃潜存于其“和平共存”的外衣之内。自由国家的领导者甚难洞察其危机之存在，比及发觉而奋起抵抗，则为时已晚。我深恐今后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陷我大陆、奴役我同胞的故技，转而为害于世界人类而无法阻止，乃不揣愚拙，特将本书公之于世。如其能唤起我全国同胞以及自由世界爱护自由和民主的人士的警惕，共同认识俄共及其傀儡中共对于任何一个自由国家与自由人士所要求的“和平共存”，不过是要你单方面接受他的“和平”，让他俄共独自生存，并听其第五纵队自由发展，而最后任其从外部来武装征服，或从内部来“和平转变”之一个简单符号。他这个“和平共存”的符号，换言之，也就是他俄共最后统制世界，奴役人类的一个代名词而已。故本着又名“和平共存”倘能以此对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亚洲非共国家，有所贡献，那就是我民族历史上这一最大牺牲的代价，乃获得了补偿，而我对于世界反共斗争，亦克尽其应尽的责任了。 [编辑] 第二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 第一节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一时期（民国十三至十六年） 　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注一）苏俄的共产主义不适于人类的生存，更不适于中国的气候，所以他发育的初期，必须寄生于中国国民党内，施展其渗透、分化、颠覆的阴谋，透过本党的机关来组织其工农群众，并假借本党的名义来隐蔽其阶级斗争，而其目的是在中国国民革命的独立战争过程中，建立其苏维埃傀儡政权，制造其在亚洲第一个典型的附庸。 　如果不是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广州定乱，（注二）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全面清党，（注三）使中国的统一与独立，在我们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完成，那我中华民国早在这个时期，已成为布尔雪维克的试验场和苏俄的附庸国，不必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十年，莫斯科早已控制了这一千二百万方公里和四亿五千万人民，为其世界革命战争取之不竭、雄厚无比的基地与资源，向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全挑战了。 　今日世人谁都认识俄共侵华的结果，造成了今日世界这样的危机。而且谁亦了解唯有独立自主的中华民国，才对于亚洲安全与世界和平有重大的贡献。我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领导中国国民革命，从“联俄容共”到“全面清党”与“对俄绝交”（注四）的历史，在今日应当重新估定其在亚洲反共史上的意义及其对自由世界所发生的影响。 　（注一）　国父在“孙文学说”第五章中说：“吾国俗呼养子为螟蛉，盖有取于蜾蠃变螟蛉之义。古籍所传：螟蛉，桑虫也；蜾蠃，蜂虫也。蜂虫无子，取桑虫蔽而殪之，幽而养之，祝曰：‘类我！类我！’久则化而成蜂虫为‘螟蛉’云。惟以科学之统系考之，物类之变化，未有若是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则之视察，将蜾蠃螟蛉蔽而殪之，幽而养之之事，集其数起，……分日考验之，以观其变态，则知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是也，幽而养之，非也。蔽而殪之之后，蜾蠃则生卵于螟蛉之体中；及蜾蠃之子长，则以螟蛉之体为粮。所谓幽而养之者，即幽螟蛉以养蜾蠃之子也，是蜾蠃并未想变螟蛉为己子也，不过以螟蛉之肉为己子之粮耳。所谓蔽而殪之者，即蜾蠃之蔽螟蛉于泥窝之中，并施用其蜂螫，以灌其毒于螟蛉之脑髓而蒙之，使其醉而不死，失却知觉，毫无自动能力，即使之活而不动，而暂保其躯体，不使腐烂。否则，若螟蛉立死，则其体即腐烂，不适于为粮矣。若其活而能动，则必破泥窝而出，而蜾蠃之卵，亦必因而破坏，难以保存以待长矣。故蜾蠃者，为需要所迫，而创蒙药之术以施之于螟蛉，而为将来适于其己子之食粮而已。” 　（注二）本章第十三节，第九三○至九三三页。 　（注三）本章第十四节，第九三四至九三七页。 　（注四）本章第十七节，第九四三页。 第二节　中国的革命建国运动 　十九世纪中叶（一八四○至五○），西欧的列强从海上叩中国的门户，帝俄亦从陆上侵入我新疆、蒙古和东北。他们在中国取得租借地和租界为根据地，以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为保障，以铁路建筑及管理权，与沿海及内河航行权为线路，向内地伸张其经济政治的影响。一八九五年以后，列强瓜分中国的计划如果实行，帝俄将取得中国黄河以北将近全国百分之四十的领土。到了一九○○年，美国反对中国的瓜分，并提倡门户开放政策，中国在名义上乃得保持其独立而不亡。但是帝俄与日本对我们从东北到西北的广大区域，仍不放松其领土要求。一九○四年日俄战争以后，战败的帝俄乃与日本成立谅解，在这区域内划分其势力范围。 　国父孙中山先生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倡导国民革命，其目的要从列强殖民地主义的压迫之下，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建设独立自由的国家。一九一一年辛亥之役，推翻了满清专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当时，革命建国的运动仍然没有完全成功。帝制余孽、北洋军阀——以袁世凯为首，凭借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专以恢复帝制、推翻民国为谋。尤以日本军阀从中鼓动各省地方军阀，割据自雄，以逞其干涉内政，宰割中国的野心。因而中华民国主权行政不能保持其完整，现代工业不能发达，而农业手工业趋于衰落。所谓民主政治者，不过是政客豪绅争权夺利的口实，一般民众的自由没有保障，生活益趋贫困。 　民国三年至七年（一九一四至一八）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欧洲为主战场，西方各国与帝俄都卷入战争漩涡，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势力，一时减退。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信心是逐渐恢复了，新工业乃有长足的进步，国民经济亦有显著的发展。这是我们国民革命发展的契机。那时中国国民党虽然没有什么革命的武力，也没有得到什么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其指导国民革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却深植于全国国民的心中，对于中国整个社会发生了普遍而激剧的影响。 第三节　中俄和平共存开始之前，苏俄对华第一次友好宣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接近中国西北边境的俄罗斯帝国内部发生了革命。在俄国革命过程中，列宁领导布尔雪维克政变的成功，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标榜，马克斯共产主义的号召，使世界为之震惊。 　大战结束之后，西欧列强都转向中国，企图恢复他们的特权。苏维埃俄国却单独对中国作友好的表示。民国七年（一九一八）七月四日，苏俄外交部长齐釆林（Ｇ·Ｖ·Ｃｈｉｃｈｅｒｉｎ）对苏维埃第五次会议提出报告，说苏俄政府将对中国撤废沙皇政府对东北的各种压迫，及其在中国和蒙古的治外法权，放弃沙皇政府以各种口实对中国人民所加的负担，撤回沙皇政府对于驻在国的领事馆所设的武装部队，并将中国各种赔款中的俄国赔款交还中国。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加拉罕（ＬｅｏＫａｒａｋｈａｎ）签署的宣言，就是根据齐釆林这个报告。其中有一段说：“苏维埃政府不要求任何补偿，而交还中东铁路，以及一切采矿权、伐木、开采金矿、及其他为沙皇政府、俄国军人、商人和资本家从中国取得的权利。” 　这是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依其世界革命的策略，在东方最先尝试的第一次笑脸外交。他这个笑脸外交所发表的宣言，在东方国际政治史上，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一个伟大的宣言。他这一个宣言真是使中国全体国民感觉俄国革命是一个侵略强权的旧帝制灭亡，和一个平等博爱的新政权成立。百年来中国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苏维埃俄国是首先自动撤废了，故其对中国影响之大，而其所收获之富，亦是史无前例的。但在实际上，加拉罕宣言直至民国九年（一九二○年）三月才到达北京政府。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之秋，莫斯科才派越飞（ＡｄｏｌｆＪｏｆｆｅ）来和北京政府谈判。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九月〕，再派加拉罕来继续谈判。他们在谈判中间，屡次食言翻案，最显著的一著，就是否认宣言中关于中东铁路无偿交还中国的一段。直至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解决中俄悬案大纲”才得签订。 　这一长期谈判所达到的中俄条约，从我们中华民国的立场来看，就是苏俄与我国“和平共存”黑字写在白纸上的第一个根据。 第四节　共产国际制造中国支部 　莫斯科的对华外交计划是两面的。在一方面，苏维埃政府的外交部，与北京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在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到中国来组织其中国支部之中国共产党。苏俄对中国的交涉，虽极尽其反覆之能事，但是中国国民心理从苏俄笑脸外交所得的印象，却被共产国际利用，来推销他共产主义，制造中国共产党。 　民国九年（一九二○年）春间，共产国际东方部长胡定斯基（即胡定康ＧｒｅｇｏｒｉＶｏｉｔｉｎｓｋｙ）到中国来，与李大钊及陈独秀等筹备中国共产党。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莫斯科再派荷兰人马林（Ｍａｒｉｎｇ又名Ｓｎｅｅｖｌｉｅｔ）来参加指导。这就是今日苏俄帝国主义者侵华工具中共匪党的起源。在当时，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结合，接受马克斯的教条，具有亲俄的感情，向劳工运动发展其组织。但是莫斯科并不听任中共自然发展，还要继续加工，揉造其为阴谋暴动的间谍集团。 第五节　中共的“联合战线” 早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列宁亡命在布鲁塞尔。当时社会主义的“人民报”发表我们　国父孙先生宣示“中国的第二步”的革命建国目标之论文。列宁乃在“火星报”发表其“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论文，把国民革命比之于俄国民粹主义，并且说这是“亚洲的资产阶级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健全的民主政治”（注）。到了民国九年（一九二○年）七月，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订定各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其第八条指使各国共党“从殖民地驱逐帝国主义”，并且“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煽动其武装部队，反对其对殖民地的压迫”。同时，列宁在大会上，提出了“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规定了共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策略。于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更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目标。 　民国十一年八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与中国国民党组织联合战线。在他的宣言里，有如下的说明： 　“中国共产党为工人与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品。……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准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的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就是说，中共目前与国民党合作，组成联合战线，并且使他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进行“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中共必须保持独立组织，不做国民党的附属品，并且防制国民革命的成功，就是要在“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中，以“农民革命”来造成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注）列宁“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选集（英文本）第四册，三○七页。 第六节　国父联俄政策的本旨 　莫斯科为了进行这一秘密计划，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马林特到桂林谒见　国父，提出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合作的建议。 　马林为了取得　国父的同意，向　国父陈述苏俄并不实行共产主义，而改取新经济政策。当时国父致廖仲恺等的电报说道：“俄国经济状况，尚未具实行共产的条件，故初闻苏俄实行共产，甚为诧异。今与马林谈，始知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与我们的实业计划，相差无几，至为欣慰。” 　到了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　国父离粤赴沪。十二月，越飞到上海谒见　国父，商谈中俄两党合作问题。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共同宣言，其第一条就是　国父联俄政策的根据，其条文如下：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急要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及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国父与马林谈话后致廖仲恺的电报，和他与越飞共同宣言，对于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的合作，显示了如下的意旨：第一、　国父认共产主义不能实行于中国。第二、中国最急要的问题是民国统一的成功及国家完全独立的获得。苏俄对于中国国民党的援助，乃对于此项大事业的援助。中国国民党与俄共合作，也就是为了此项大事业的成功。 　孙文越飞共同宣言，更是中俄“和平共存”乃至国共和平合作的根据。在这个宣言发表以前，　国父本已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准备改组本党。其时滇湘粤桂诸军，奉命进讨陈炯明，占领广州以后，乃恭迎　国父回粤，复行大元帅职务。　国父回到广州，在内即遭沈鸿英的通敌叛乱，而陈炯明又退踞东江，负嵎顽抗。尤其是外受西文殖民主义的压迫，故北伐的素志不能实行。而党的组织亦益形涣散，虽有三十万党员散布全国，而有志者人自为战，不肖者挂名投机，革命建国事业更是无由着手；因而实行改组本党，并派我到俄国去考察俄国革命后的党务与政治军事的组织，以资参考。 第七节　我的游俄观感 　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　国父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十六日，我率同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等，由上海启程。二十五日从满洲里入俄境，九月二日到莫斯科。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启程回国，十二月十五日回到上海。我就把这三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　国父。这时候，　国父屡次催我回广州亲自详报，十三年一月十六日，我到广州，即向　国父再作口头的说明。 　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我们曾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组织，参观其设备，并听取其负责者对于实况的说明。其党务方面，我们考察俄国共产党中央党部，由其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Ｒｕｄｚｕｔａｋ）说明俄国革命的经过，及其当时建党的情形。我们又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我在会议时，说明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的最高目标，自信其在两三年内必有成功的把握，并指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及实际工作，还有隔膜，希望其国际共党干部多到中国来考察。当我回国的前夕，乃接到他共产国际对我中国国民党的决议文，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殊不胜其慨叹。 　军事方面，我们在莫斯科考察红军及其各兵种各级学校与军队党部的组织。我们在彼得格勒，考察海军大学等各级学校，并参观克隆斯达军港（Ｋｒｏｎｓｔａｄｔ）及其舰队。我的印象是他在莫斯科的陆军学校和部队，组织严密，军容整齐，而其在彼得格勒的海军学校和舰队，却是精神颓唐，士气消沉。两年前，克隆斯达军港曾以海军军士为中心，发生革命，反对布尔雪维克的专制独裁，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残暴措施。这一革命不久即归失败。当我们到彼得格勒考察时，其地方当局和海军官员对此亦讳莫如深，但是我从当地军民的精神上，还是看得出其创痛的痕迹。 　政治方面，我们访问其政府的部会，考察其村苏维埃、市苏维埃，并参加莫斯科苏维埃大会。我参观他各级苏维埃讨论与决议等情形，并与其党政要员谈话之间，无形中察觉其各部分，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而且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 　俄共的领导者，对于我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无论其党政军各方面，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是我和他们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我访问苏俄，正是加拉罕发表其对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之后，他到中国来与北京政府谈判新约的期间。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共同宣言中，越飞亦声明苏俄“决无在外蒙古实施其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之意”。但是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这一点不只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苏俄所谓援助中国独立自由的诚意所在。　当我到莫斯科的时候，列宁病重，陷入沉迷状态，不能晤面。我会晤了苏俄党政及军事负责诸人，他们说到苏俄的国家政策和革命战略，都是遵守列宁所指示的路线。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斯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托洛斯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与土耳其。他又特别提起其在德国与波兰革命失败的经过情形，加以分析；最后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托洛斯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　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一九二○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又郑重的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他并且代表列宁对我　国父致敬。他这一段话，使我特别注意。 　在苏俄党政各方负责诸人之中，其对我　国父表示敬重及对中国国民革命表示诚意合作的，除加密热夫、齐釆林是俄罗斯人之外，大抵是犹太人为多，他们都是在帝俄时代亡命欧洲，至一九一七年革命才回俄国的。这一点引起了我特别注意。我以为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拉迪克与越飞等，比较关切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的合作。可是越飞自中国回俄之后，已经失意了。我并且注意到当时列宁卧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党内，以托洛斯基为首要的国际派与史达林所领导的国内组织派，暗斗如此激烈，我〔第30页〕就非常忧虑他们这样斗争，必于列宁逝世之后，对于中俄合作的关系，更将发生严重的影响。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至于共党在当时对我们中国国民党所使用的分化、隔离、制造斗争等各种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只就其在我们访俄代表团内组织而言，本团四人之中，三人都是国民党员。只有张太雷一人是共产份子。访问团一到俄国，他就施展其分化工作，杷沈定一诱到他一边，与我们对立起来。于是代表团各种计划、考察工作、对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见和主张，都不能一致。由俄回国之后，共党以访俄代表团内部意见纷歧为借口，来抵销我们对苏俄的真相，考察所得的报告书。 　我在报告书里，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　国父面陈我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恺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中之党员也。而我国党员之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其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我们了解　国父当时联俄容共的政策，乃是为求中国革命力量的集中和意志的统一，如果中共愿为国民革命努力，那我们尽可把中共这一分力量纳入本党领导之下。至于当时革命的形势，我们要为国民革命建立一个根据地，只有广州是最为理想的所在。但是广州，乃为英法旧殖民地主义的势力控制之下的商业都市。我们中国国民党在这里集结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政府，要从这里出师北伐，求得国家的统一与独立，必须争取国际上的援助和同情。然而西方列强若不是与我们革命政府为敌，就是对我们国民革命袖手旁观，更无仗义援手的国家可觅。适于此时，俄国共党初得政权，以联合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扶助东方民族独立为号召。我们国民革命得到他这一消息，无异认为是中国革命的福音来临，几乎视为人类的救星。故对于他的援助，自是竭诚欢迎而并不有所致疑。　国父联俄政策的决定，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地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我回到广州报告之后，　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　国父深信并言此时只有使中国共党份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如我们北伐军事一旦胜利，三民主义就可如期实行。到那时候，纵使共党要想破坏我们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何况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而又不否认中国并无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可能呢？故仍坚持其联俄容共的决策。但是我又在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现共党份子挟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党党员盲从共产主义的迷惘心理，深以本党不能达成　国父所赋予的任务为忧。于是代表大会闭会以后，我力辞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将筹备处交给廖仲恺，而离粤归乡；直至当年四月，复感于　国父函电的催促不已，重责我革命党员，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坚不准辞；复派戴季陶同志来奉化，转达其准许我不闻党政，专办军校的要求相约，我乃重返广州，接受黄埔军校校长的任命。 第八节　李大钊的声明 　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国父与越飞共同宣言发表之后，共党份子首先加入国民党的就是李大钊。（注）其后共党份子纷纷入党。十三年一月二十日，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制定党章，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与严察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之中，就有谭平山、李大钊、林祖涵、韩麟符、毛泽东、张国焘、于方舟、瞿秋白等共党份子在内。在大会中，方瑞麟、江伟藩、黄季陆等提议，在党章中加一条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李大钊乃代表本党内的共党份子，提出“申明书”，陈述他们“加入本党的理由”，其中说道： 　“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作国民革命运动不可。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我们认为在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使国民革命的势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而迟阻其进行，非以全民族的心力集中于一党不可。 　“我们环顾国中，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党来。“我们觉得光是革命党派的联合战线力量，还是不够用，所以要投入本党中，简直编成一个队伍，在本党总理指挥之下，在本党整齐纪律之下，以同一步骤，为国民革命的奋斗 。　“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 　“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 　“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不过我们既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 　李大钊的声明好像是很坦白的。这是因为共党份子要加入本党，就不能不接受　国父所确定的条件和范围。这容共的条件和范围，是　国父对莫斯科历次派来的代表胡定斯基、马林、越飞、鲍罗廷等郑重而周密的商讨，而确定下来的。李大钊的意见，不过是公开加以申述。但是他这一笑脸迎人的申明书，而又添上了以下的最后一段，就不免暴露其共党以公开的“跨党”为名，而为其他日颠覆本党的阴谋之伏笔。他说： 　“我所希望于先辈诸同志者，本党既许我们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猜疑，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认我们加入本党为不合，则尽可详细磋商。苟有利于本党，则我们之为发展本党而来者，亦不难为发展本党而去。唯有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 　本党对于跨党分子既不必加以猜疑和防制，于是共党以党团的组织与活动，来把持、操纵、分化和破坏，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注）李大钊，字守常，民国七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其时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为陈独秀。民国八年冬，陈为北京政府所不容，乃往上海。九年春，胡定斯基来北京，与李接洽，并由李介绍到上海与陈商谈，筹组中国共产党〕。共党成立之后，陈为其中央书记，并负南方党务的责任，李负北方党务的责任。 第九节　国父对共产主义的驳斥与三民主义的阐明及其建国大纲的颁布 　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　国父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演讲三民主义。自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起，至八月二十四日止，他每星期在中山大学演讲一次。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各讲六次，民生主义只讲了四次，没有全部讲完，即往韶关督师北伐。到了十一月自吉安回师，随即北上。 　国父在演讲中，特别警惕的一点，就是共党份子对民生主义的曲解。他演讲民生主义的时候，第一讲就驳斥马克斯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说，和阶级斗争的主张。他认为历史的重心不是物质而是生存。他认为商品的劳动价值说不合事实，由发明、制造，到交换和消费，都有贡献于生产。他认为社会进化是由于大多数人的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他主张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要用和平方法，而不可使用阶级斗争与群众暴力。 　因为要预防共党使用其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的成功，所以　国父又于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发布其手订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并在“制定建国大纲宣言”中，申述其确定三民主义实行的方法与步骤之宗旨如下： 　“革命之目的，在于实行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之实行，必有其方法与步骤。三民主义能影响及于人民，俾人民蒙其幸福与否，端在其实行之方法与步骤如何。……今后之革命，不但当用力于破坏，尤当用力于建设，且当规定其不可逾越之程序。爰本此意，制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以扫除障碍为开始，以完成建设为依归。所谓本末先后秩然不紊者也。” 　建国大纲可以说是我们国民革命的宪章。我们遵循这一宪章所规定的程序，以武力扫除革命的障碍，而以和平建设的方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预防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这一革命方略和建国程序，不仅与共产主义没有相同之处，并且是国民革命过程中防制共产主义的唯一方法。 　国父对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指示，是不许任何人曲解的，而且其对于共党将来阻碍国民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不加考虑而预为设法防制的。所以我个人服膺　国父的教诲，始终相信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国民革命的方略之中，没有马克斯主义和俄国布尔雪维克的成分在内。 第十节　共党颠覆工作的开始 　本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分设八部，即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工人部、农民部、军事部、妇女部、海外部，后来又增加商民部与实业部。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各部负责人选的时候，共党份子最注重组织、工人和农民三部，但他们为了避免本党党员的怀疑，竭力隐蔽其真相，最初只推谭平山为组织部秘书，冯菊坡为工人部秘书，林祖涵为农民部秘书，而不愿居任何部长名义。 　当时八部之中，　国父本拟以共党份子一人林祖涵为农民部长，其他七部皆由本党老党员担任，并以廖仲恺为组织部长。后因广东工人组织工作重要，且以广东籍的党员担任其指导者为宜，故廖仲恺自愿担任工人部长，而由他转推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因为谭原是本党党员，当民国九年共党组织之初，廖先生指定他去参加共党的。廖先生认为谭担任这一职务，必能忠于本党，为三民主义来工作。殊不知谭任组织部长以后，他就荐杨匏安为该部秘书。杨是一个纯粹马克斯主义者，于是组织部就在其共党组织的控制之下，由他利用这一关键地位，来执行其共党的渗透工作了。 　廖仲恺先生担任工人部长之后，以其兼职很多，部务皆交秘书冯菊坡办理。冯是共产份子，于是各地工会和总工会就多被共党份子操纵。 　林祖涵任农民部长以后，推荐其共党分子彭湃为秘书。他自己乃辞去部长职务，以分散本党党员的注意。其后部长屡次更易，但部务始终由彭湃把持。其所设农民讲习所，皆由共党份子包办，录取的学生，都是共产派及其外卫分子。各地农民协会和“农团军”都亦为共产派操纵。 　共党以“向导”周刊为其机关报，并出版书刊，宣传马克斯主义。一方面更渗透本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共党分子和同路人，用唯物论和阶级斗争思想来曲解三民主义。只有他们用马克斯主义曲解三民主义，才算得是“革命的思想”，反而指本党党员对三民主义的正确解释为“不革命”或“反革命”。最显著的事件，就是排挤宣传部长戴季陶，及青年部长邹鲁，致使其愤而离粤。 　国父当时致力于吸收革命青年加入本党，并鼓励其参加基层工作。即如广州市党部，就是本党的忠实分子所组成；又如广州机器工会始终是在本党的领导之下而共党无法渗透的。其他各省市的知识青年和各界民众相率集结于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其所组成的党部，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团体，究竟不是共党分子所能完全操纵和把持的。 　共党分子对于本党组织，最初并不求其完全控制。其第一步仅在渗透，第二步就要来分化。所以他在本党内部，全力制造其所谓“左派”、“右派”和“中派”等名称，而高唱其“革命的向左转”的口号，更加以挑拨离间的工作。如此本党党员受了共党跨党分子分化挑拨的影响，自相矛盾，互为排斥，而共党分子才能乘机把持本党的党务与民众运动。就在本党改组成立不到半年之后，赤色气焰就逐渐猖獗，已为识者所深忧了。 第十一节　本党对中共的弹劾与　国父的指示 　十三年三月共党所刊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刊载其“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接受共党的指示，教育他的团员在国民党中进行组织和工作的方法，并明白规定：“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时，关于本党（共党）组织之发展，当然不能停止。”并且在此以前，共党早已指示他的团员：“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的基础。”于是广州市党部于六月一日，向中央党部提出跨党分子破坏本党组织的检举案。本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亦于六月十八日，根据共党阴谋文件，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谴责跨党分子的弹劾案。他们郑重说明弹劾的主旨，不是反对共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本党为党员者之个人，完全是为本党的生存发展起见，认为不宜党中有党〕，并且他们既有党团作用，即不忠于本党，而其行为又与李大钊申明书所表明的跨党本旨，完全相反，因此提请从速处分。 　国父当时曾对监察委员邓泽如等明白指示说：俄国革命成功之后，他们首先认为俄国革命政权，必须西欧工业国家的社会革命成功，才能巩固，后来他们认为东方民族革命可以促成西方的社会革命。因此他们对于中国，要帮助我们的民族革命，因而与本党合作。　国父看到了这一层，又在民国十年与十一年间，听到了马林和越飞等国际共产党人的话，相信他们要帮助中国国民革命，乃是希望中国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而不是要推行其共产主义；所以才定下联俄容共的政策。故本党是以国民革命独立自主的立场，与俄合作互助而联俄，更不因为联俄而对中共有所姑息，所以　国父又对邓泽如等最后指示，说：“如果中共分子借本党的名义来推行其共产主义，从事阶级斗争，来破坏国民革命，本党自易加以制裁。就算是陈独秀想要破坏本党的组织，本党也不难加以制裁，而弃绝他于国民革命阵营之外。”这就是　国父联俄容共的本旨和精神的所在。 　在此我们必须明白指出的，就是　国父的联俄政策，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不是认为共产主义可行于中国，更不应该为了联俄而受共党的要挟，或对共党有所姑息。所以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这一弹劾案之决议如下： 　“共产主义者之接受本党党纲而加入本党，即当视为本党党员以管理之。” 第十二节　国父北上及逝世以后 　如果　国父亲手领导革命的时间，能再延长五年至十年，同时本党的领导干部，能深切体会　国父联俄容共的本旨，及其反对马克斯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训示和精神，我们可以相信北伐不会受到共党分子的阻挠，北伐时期国民革命阵营也不至发生分裂。不幸我们中国国民党改组之后不过一年，　国父离粤北上，随即在北京逝世。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国父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开国民会议”的两大主张，唤起全国国民的觉悟，指出了唯有与国民结合的革命武力，才能永绝与帝国主义结合的军阀，达到中国独立自由和统一的目的。　国父本于这个反对帝国主义和消灭军阀的宗旨，而直达北方军阀势力范围的中心之北平，这一刚毅果决的行动必将为全国国民所拥护，亦将为北方军阀所嫉忌。本党的一般党员都认为此行危险，且力加阻止。但是　国父仍于十二日起程，船经黄埔，　国父登岸，停留一日，巡视军校，并到对岸鱼珠炮台一带看第一期学生的筑城工事。他回来的时候，在途中对我说：“我现在进京，将来能否回来，尚不能定。然而我进京是去奋斗的，我看见了这个学校的精神，能继续我的革命事业，就是死了也可安心。” 　在　国父起程之前，鲍罗廷（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ｏｒｏｄｉｎ）传达莫斯科邀请　国父访俄的表示。　国父问我的意见，我力加反对，其主要的理由，就是我们国民革命，为求中国的独立自由，而与俄合作；　国父此时访俄，将使共党乘机散播谣诼，来混淆一般国民的耳目，更使我们本党国民革命的前途发生重大的障碍。此后　国父亦就未曾再提其访俄的计划了。 　国父北上之后，共党分化本党的阴谋活动，益加积极。他们分化军校学生，并进而夺取军校的企图，更是显明。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共产分子发起青年军人联合会，吸收军校及其他部队中的跨党分子，甚至散布谣言，说我本人也加入了共党组织，来诱惑军校学生向他投靠。军校学生及部队中忠于三民主义及本党之官生，不堪其组织的压迫，于是陈诚等乃发起孙文主义学会，以对抗青年军人联合会。 　十四年三月十二日，　国父逝世，当时我正率领党军，在东江讨伐陈炯明，已经平定潮梅。四月五日，我回到广州，又发现滇桂军勾结北方军阀，以反对本党联俄容共为名，乘我党军未回广州以前，积极图谋叛乱。我乃再往潮梅，亲率党军回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变，卒于六月十三日收复广州。十五日，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党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至此始有完整的广州，与统一的广东，做了革命根据地。 　其时本党已经表明其反共态度的党员，在北京上海另行集会，即一般所谓“西山会议派”。本党在广州的中央负责干部，尚能一致团结，并没有显著的裂痕。但是共党这时对本党内部的分化作用，更加积极，挑拨构煽，制造左右两派，指胡汉民戴季陶及反共的本党党员为“右派”，指汪兆铭廖仲恺及亲共的本党党员为“左派”，而挑拨胡汪间之互相猜疑与冲突。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本党中央更陷入危疑震撼的境地。 共党这时竭尽其对本党分化的伎俩，又在其所谓对“右派”斗争之中，更加紧其对汪的包围，而汪亦终受其煽惑，并在共产派压力之下，藉廖案嫌疑关系，强迫胡汉民以出使俄国的名义，离粤出国。于是共党乃以往日挑拨胡汉民与汪兆铭的惯技，转施于汪兆铭与蒋中正之间，制造本党的另一新矛盾。 第十三节　中山舰事变 　民国十四年十月一日，因陈炯明残部负嵎东江，重起叛乱，我率师再度东征。这一役，攻克惠州城，收复海陆丰，再定潮梅。接着又削平南路与海南邓本殷叛部，重奠广东统一的局面。广东既告统一，国民政府的使命就是出师北伐了。　东江战事初告结束，我还在潮汕的时候，共党已在广州散布谣言，对我诬蔑中伤。十五年一月，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我从潮汕回到广州出席，提出北伐的主张。在会期中及会议后，汪兆铭对于北伐，均表示赞成，鲍罗廷亦未表示异议。惟开会后，鲍罗廷以奉召述职为名，突然回俄，令人不得其解。不料自鲍回俄后，俄国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Ｋｉｓｓａｒｋａ）忽在军校会议中，极力宣传北伐必败之谬论。他对我面谈的时候，反对北伐的意思，也逐渐暴露出来。广州市面接连的散播传单，反对北伐，并攻击我个人为新军阀。最后季山嘉更是明目张胆，破坏本党的北伐计划。我知道这是莫斯科俄共的整个的策略，而不仅是中共叛乱的开端，于是本党处境的阽危，已到了极点。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还是消极的引退以放弃革命的责任？还是积极的冲破难关，完成　国父北伐的志事，以报党国忧思不能自决〕。到了二月八日，我乃表示不能再就国民革命军总监之职，九日复呈辞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等职。汪兆铭对我的辞呈，既不批准，亦不挽留，如此留中不发者半月之久。我乃于二月二十七日访汪，明告其如不准我辞职，就应令李山嘉回俄。三月八日，又访汪，痛陈“革命实权不可落于俄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系，必须定一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但是我们的秘密谈话，季山嘉很快就知道了。至此我才知道汪共勾结已深，无法使其彻悟俄共阴谋之所在。于是共党与季山嘉更肆无忌惮，明指我为背叛革命的新军阀。到了三月十四日，汪仍未批准我的辞呈，而间接的暗示我离粤。此时我方知道如我不离粤，不测的事件就要发生。但我既辞职而未获准，如果自动离粤，又陷入弃职潜逃的罪名，真使我进退维谷。 　三月十八日，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矫令我的坐舰中山号由广州驶回黄埔。他对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奉校长命令，调舰特来守候。”这时我在广州省城，邓来电话问我此事如何，我茫然无所知。随后李之龙亦打电话问我：“中山舰是否仍要来广州迎接？”我很骇异，就问他道：“是谁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回黄埔去的？”他答不出来。其实他驶回黄埔，是要先在黄铺装足煤斤，以备临时远航。到了十九日的晚间，中山舰开回广州，舰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备极严。我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在十九日的夜间，我认为革命形势至此，个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党与革命的存亡绝续，是不许我再有犹豫的。我乃于二十日清晨，即在广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共党分子，收缴共党分子所操纵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枪械，（注）并派兵收回中山舰。 　二十二日，苏俄驻广州的领事馆代表为了这一事件来见。他问我：“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我答以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望鲍罗廷速回之意。他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回俄。同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接受汪兆铭的意见，决议令俄顾问季山嘉等离粤回俄。但是会后，汪即称病，迁居就医，并致函中央监察委员张人杰，表示他不再负政治责任。直至五月十一日，汪竟秘密离粤，赴法养病。 　四月二十九日，鲍罗廷自俄回粤，他与我屡次会商国共合作问题，订定整理党务办法，于五月十五日，提出本党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这办法一共八点： 　一、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　总理及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批评及怀疑；　二、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 　三、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　四、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党务会议；　五、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　六、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所发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国共联席会议通过；　七、国民党员未经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党籍而入共产党者，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　八、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并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同时我恪守　国父的遗训，不因联俄而对共党姑息和迁就。所以我们的会商能够达到这八点的协定。 　此时共党夺取广州基地的阴谋既已失败，北伐的阻力亦告消失。五月二十一日，本党中央全会发布对时局宣言，决定北伐。这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就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 　（注）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发生，广州的总工会发起对香港的罢工，乃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原由廖仲恺领导，而实际上为共党分子所把持。其工人纠察队且持有枪械。共党认为这一罢工委员会，等于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的“工农兵苏维埃”，并认为这一工人纠察队等于俄国当时的“赤卫军”。共党把这种组织当做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第十四节　从誓师北伐，经全面清共，到南京定都 　这时候北洋军阀的势力：吴佩孚所部号称二十五万人，据有河南湖北，远及湖南四川贵州，并结纳两广残余部队。孙传芳亦拥二十万众，盘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张作霖所部及依附奉军之直军鲁军，合计不下五十万人，据有东北、热河、察哈尔，及河北、山东诸省。国民政府既已统一两广，克期北伐，于是吴张妥协，共谋对付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争。孙虽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其实他与直鲁军仍是彼此呼应，反抗我们北伐的。我国民革命军无论兵力或财力，都远不如北洋军阀十分之一，北伐的任务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 　民国十五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北伐军动员令。国民革命军的部署，是以第三军集中茶陵，第四军集中攸县，第五军集中桂阳，第六军集中安仁，第七军集中永丰，第八军集中衡山，而以第一军主力集中衡阳为各军的策应。北伐的第一步，是先行肃清湖南省境内的敌军，以便会师武汉。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并发表宣言，指出“革命战争之目的，在造成独立之国家，以三民主义为基础，拥护国家及人民之利益”，号召全国军人，共同为国民革命奋斗，并要求全国人民，共负国民革命的责任。七月十日，国民革命军克复长沙。于是国民革命军分三路前进。中央军为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以武汉及武胜关为作战目标。右翼军为第二军、第三军、第五军，和独立第一师，由我亲自督师，以南昌及九江为作战目标。另以第一军之一部由福建向浙江转进，再会合右翼军而以上海南京为作战目标。左翼军为第九军和第十军，以荆沙为作战目标。十月十日，中央军克服武昌。十一月九日，右翼军克复南昌。国民革命军声势之盛，进展之速，不仅使北洋军阀为之胆慑，亦且使世界为之震惊。 　十一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作成“中国问题决议案”，把我们北伐军事的进展和全国民众的响应，看做他“革命运动的第三阶段”，要在这一阶段中，“从民族解放运动过渡到新的革命局面”。他所谓“新的革命局面”，就是“民族解放运动与农民革命合而为一。”具体的说，就是要中共党徒利用国民政府的机关，接近农民，实现他所谓“农村纲领”，制造他所谓“农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从农村暴动中组织武力，建立共党政权。莫斯科为了指挥中共，实行其“彻度的农村政策”，认为鲍罗廷不够激进，再派罗易（Ｍ·Ｎ·Ｒｏｙ）和谭平山来到中国。 　中共为了执行莫斯料这一决议，把他的工作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趁着国民革命军的进展，从本党的民众运动中，纠合城市和乡村的游民无产者（地痞流氓），操纵工会和农民协会，制造武装的暴力。另一方面，分化本党并离间国民革命军，制造各军之间利害冲突的矛盾，乘机渗透我国民革命军，而伸张其影响，扩大其控制。 　右翼军克复南昌时，我在前线督师，当即进驻南昌，策定讨伐孙传芳的计划。十一月，本党中央常务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集会，决定中央机关暂驻南昌，主持戡定东南的军政大计。但是十二月十三日，鲍罗廷竟在武汉集合一部份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开会，决定组织所谓“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其所谓“党的最高职权”。这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之下对本党的分裂行动，我为了保持本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不能不极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两电武汉，对于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迁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举行。到了十六年三月，三中全会开会，我更向全会辞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表明我开诚布公，促成团结的诚意。 　三中全会之后，共产派更加猖獗。武汉“中央”在共党操纵之下，破坏二中全会“中央各部部长不得任用跨党分子”之规定，对于二次全会决定“共党交出跨党分子名册”，及“组织两党联席会议”等条款，都一笔勾销，似乎根本没有这一回事。我们至此更加认识，无论与中共或俄共签订什么协定，都是等于废纸，他是全不履行的。所以当时本党在武汉的工运和农运的机关，全被跨党分子把持如故，而且只有变本加厉。于是武汉的总工会，和各地的农民协会，拥有武装，到处造成了赤色恐怖。都市的工商业与乡村的农业，在地痞流氓劫持威胁之下，亦全部陷入瘫痪状态。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部，为共党分子渗透的主要目标。他们利用政治工作，在各部队之间，极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而且对于江西浙江作战的部队，扣发饷械。右翼军要从长江上游调遣部队到江浙增援作战，也被其阻止，要置我转战东南的国民革命军于绝境。但是我国民革命军右翼军，上下一致，百折不回，仍能奋勇迈进，克期完成其所负以上海南京为目标的作战任务。 　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南京市内忽发生军人侵入英美领事馆，杀害馆员，同时又有侵入教堂杀害外国传教士之事。当北伐军事开始之时，我以总司令名义于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发表“对外宣言”，剀切声明“中正躬行北伐，不止统一中国，实为完成世界和平。无论何国人士，能不妨碍国民革命之行动及作战者，一切生命财产，中正皆负完全保护之责”。所以国民革命军的部队，无论到了长沙、汉口，或是九江、杭州，从来没有违令杀害外人的行为。现在南京竟发生这种暴行，显然是队中的共党分子，制造事变，企图激起列强与国民革命军的直接冲突。 　国民革命军指向上海，上海本党所领导的劳工群众实行总罢工以为响应。共党分子乃乘机组织工人纠察队，发给枪械，企图乘机暴动，成立劳工市政府，挑起列强在上海与国民革命军的冲突。正在这个时候，国民革命军占领了上海。我即于三月二十六日由九江进驻上海，亲自镇摄这远东第一个国际市场，免为武汉之续。四月十二日，为了防制共党的暴动，我军与当地的工会及商会合作，收缴赤色工人纠察队的枪械，监视共党煽乱分子，上海遂得归于平定。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业于四月二日在上海召开全体紧急会议，由蔡元培先生主席。吴敬恒先生提出共党谋叛证据案，出席各委员亦报告共党在湘鄂赣浙皖及上海各地，受共产国际指使，破坏革命，扰乱社会的违法事实。会议乃一致决议，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非常紧急处置，将各地共党首要危险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随即决议清党。五月五日，中央常务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通过清党原则，并组织清党委员会，执行清党工作。南京、上海和广州各地都积极进行全面肃清共党分子，社会秩序得以保持，而东南各省才算没有替俄国布尔雪维克做试验场，更没有为莫斯科俄党内争做牺牲品。 　四月十八日，本党中央常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秉承　国父的遗志，定都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即日在首都南京成立。 第十五节　武汉左派的悲剧 　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中国问题决议案”原是史达林的作品。史达林对于武汉政权的构想，就是要组织其为“无产阶级、农民及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独裁制”，简单的说，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这就是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史达林首先在东欧，接?在中国制造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蓝本。 　民国十六年三月，莫斯科共产国际以本党国民革命形势，北伐进展之速，实为其始料所不及。若其仅利用武汉左派的组织，和联席会议的名义，决不能与南京中央相抗衡，更不能达成其毁灭本党、阻碍北伐之目的。此时他唯有力促汪兆铭由法经莫斯科回国。汪一到上海，即与陈独秀共同发表宣言，主张组织“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以制压反革命”。这一宣言显然就是史达林的决策之重申。于是，我们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再容忍俄党的渗透和劫持，更不能听任赤祸的蔓延和持续，而毅然决然清党了。 　此时莫斯科共产国际之内，托洛斯基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左派”组织，以组织苏维埃。史达林为了打击他的政敌托洛斯基，仍坚持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合作。他指斥中国组织苏维埃的时机未熟。他要把武汉政权从“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就是史达林在他党争的气氛中强制作成的。 　武汉以汪兆铭为首的“左派”中央党部及其政府，其会议完全受共党分子的劫持，其民众运动的部门亦都由共党及其同路人任首长。例如农民部长就是谭平山。他执行的政策是莫斯科的决议和指示。驻在两湖的国民革命军，其各级政治部大抵为共党分子所把持。各军之间，更饱受共党的挑拨离间，彼此意见无法融和。但是共党虽操纵著武汉政权，而莫斯科的党争，鲍罗廷与罗易的矛盾，以及中共内部的争议，又形成一团混乱。 　实际上，两湖的人民不能忍受共党的恐怖政治和社会斗争，更不能忍受其“现金集中”与“粮食集中”的政策。十六年五月长沙“马日事变”发生之后，各地农民蜂起反抗共党的操纵和控制。这些农民，也就是以前曾受“土地革命”的引诱而欢迎共党的农民。这一事件对于共党的农民运动乃是致命的打击。 　武汉的“左派”和中共的内部，到了这时，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关于军事，有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是主张北伐和东征，企图打破武汉的孤立，力谋政治军事局势的扩张；一是主张南下，企图在两湖和两广发展农民革命，以巩固其政权的社会基础，并对东南采取包围的形势。鲍罗廷与“左派”主张前者，罗易则主张后者。 　关于农民运动，他们也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为保持国共合作，要纠正农民运动的“过火”；一是主张农民的武装革命。鲍罗廷主张前者，罗易主张后者。 　这时候，史达林对中共的指示是什么呢？（一）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不用“国民政府”下令没收；（二）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农民“过火”的行动；（三）清除现在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份子，组织新军队；（四）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以新的工农份子代替旧份子；（五）以知名的国民党员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动军官。史达林的电报是六月一日到达武汉的。鲍罗廷主张不要告知汪兆铭，罗易却拿给汪兆铭看。武汉的“左派”至此始憬然警悟莫斯科利用我们国民革命来达到他赤化中国的目的之阴谋和野心，乃决定分共，而与中共决裂。 　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十一条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企图采取“退步”的政策，维持两党合作。七月三日，又决议送罗易回俄。但是七月十五日武汉左派政府即实行分共。于是鲍罗廷也就不能不离开武汉，经过西北冯玉祥的防区而回俄国。 　这时候，留在汉口的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布鲁辙，即嘉伦将军（ＧｅｎｅｒａｌＢｌｕｃｈｅｒ），离汉回俄时，仍经上海，特地来见我。这位嘉伦将军自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来到中国以后，我认为他是俄国将领中最为杰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他绝对没有布尔雪维克的气味，所以我至今对他还是念念不忘。他在民国十四年底，应召回俄，由季山嘉继任其军事顾问团团长，竟演出中山舰事变。民国十五年春夏之间，我要求俄国派他再来广州，担任军事顾问团团长，与我相处，仍甚融洽。他在无形之中，对鲍罗廷所作所为，流露其深恶痛绝的心境。宁汉分裂时，他由南昌被召赴汉，直到武汉分共，他特来与我作别。彼此相见之初，实有黯然魂消之感。临别之时，我慰勉他说：“我们将来还〔第53页〕有共事的机会，不必过于悲伤。”他答道：“但愿我们今日不是最后的一别，再会吧！”他这句话乃是我平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告别辞。后来中俄复交，我屡次要求史达林派嘉伦来华，任军事顾问，终久未得史达林的答复。直到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立法院长孙科赴俄，我托他当面问史，史乃答复说，布鲁辙已因犯日本女间谍之引诱而处决了。 第十六节　史达林需要中共城市暴动　武汉分共事件迫使史达林改取托洛斯基的主张，就是采取苏维埃路线。他派遣纽曼（ＨｅｉｎｚＮｅｕｍａｎｎ）和罗明纳兹（ＢｅｓｓｏＬｏｍｉｎａｄｚｅ）来到中国，传达他的命令。中共的“八七会议”就是在纽曼指使之下举行的。“八七会议告党员书”处处为史达林作成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中国问题决议案”辩护，却把一切责任都推到陈独秀、谭平山的头上，指斥他们是“机会主义”。于是陈独秀丧失了中共“书记长”的地位，改推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等为常委，领导共党，转向暴动政策。 　史达林为了准备在俄共十五次会议中打击托洛斯基，迫切的需要中共制造城市暴动，以图夸张中共的气势，证明他指导的正确，掩饰其消灭“反对派”的暴行。 　南昌暴动是由罗明纳兹策动，贺龙与叶挺执行的。贺龙本是一土共，后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这时乃受共党煽动，要抢劫南昌的财富和枪械，再行拥兵南下，到广州设立“新政府”。叶挺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他本人是共党，其部队中的干部亦多为共党分子，此时接受共党的命令，开到南昌。这两枝军队乘第三军和第九军分防各地，南昌守军的兵力薄弱，乃演成七月三十一日的暴动。从夜间起，匪军劫掠中央银行，并搜刮商店，拘捕国民党员。八月一日，有所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者，发出布告，其主席团列名者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但是不过四天，张发奎即与朱总指挥培德会同围剿匪军。所谓“革命委员会”内部又发生争执，谭平山等主张南退广州，叶挺坚持退往汕头，匪军到汕头，肆行烧杀劫掠之后，乃窜入海陆丰一带，与澎湃的土共会合，建立苏维埃。 　“八七会议”之后，共党指派毛泽东到长沙组织暴动。其目的在利用共党“土地革命”的残余基础上，建立工农军，组织苏维埃。但是事实上，城市工人暴动绝不可能；在乡村里，除了零星的烧杀劫掠外，毫无成就。所谓“秋收暴动”完全失败。毛泽东与少数匪徒窜到湘赣边界上的井岗山落草。 　南昌暴动失败之后，莫斯科仍然指使中共策动广州及其他都市暴动。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是由纽曼及爱斯拉（ＧｅｒｈａｒｔＥｉｓｌｅｒ）等从苏俄领事馆中策动指挥，并由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执行的。这所谓“教导团”，就是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和农民运动训练所的学生改组，其中不少共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分子。他们提出的口号，完全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面包”与“土地”。他们同样组织其所谓“工农兵苏维埃”。十二月十三日，第五军长李福林军由河南渡河攻入市区，第四军薛岳亦赶回广州，而广州机器工会工人亦组织敢死队，参加作战，这一叛乱遂告消灭。 第十七节　对俄绝交——和平共存第一个时期的结束 　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戡乱的时候，即已当场捕获俄国副领事及其助手。叛乱平定之后，查获秘密文件，更证明俄国领事馆及其商业机关就是俄共间谍组织和策动叛乱的根源。国民政府乃于十二月十四日下令撤销各地的俄国领事馆，并勒令各地的俄国商业机关停业，乃即宣布与俄国绝交。　关于对俄绝交一事，我曾对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驻京沪记者高桥发表谈话，其中说道： 　“吾人之对俄绝交，仅与俄国共产党政府断绝关系，而于中俄两国人民间之感情上并无变动。　“试观中国各地之俄领事馆，事实上等于第三国际之支部，同时亦为中国共产党阴谋之巢窟。　中国国民党为保持国家主权与自卫计，为完成中国国民革命计，为实现三民主义计，且为东亚和平计，出于断然之手段，自是当然之举。” 　中俄两国的关系至此遂告断绝。五年来共产国际指使其中国支部的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利用国民革命，以图接近群众，煽起斗争，颠覆本党，然后他再假借三民主义的旗帜，由他来领导北伐，独占中国，这一野心企图，是失败了。中国大陆的赤化因此迟延了二十三年。 [编辑] 第三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发展 第一节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二个时期 　　　（民国二十一至三十四年） 　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在广州的制共定乱，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的全面清党，对中共颠覆本党，假借国民革命来赤化中国之阴谋与暴行，予以致命的打击。中共此后的苏维埃路线，至民国二十四年，更走到日暮途穷的绝境。于是他在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的指使之下，提出“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要求，采取中立战术，先求政治解围，再图武装发展，使其死灰得以复燃，更企图在我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以散播失败主义来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达到莫斯科独占中国的目的。今日莫斯科对自由世界所提的“和平共存”口号，及其对民主各国所用的政治攻势和中立战术，都是以民国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抗战期间，中共对我国民政府所用的方法为蓝图，因此我认为这一段历史事实，在今日尤有重加检讨的必要。 第二节　中东路事变与李立三路线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正是史达林于击败托洛斯基“左派”之后，转向布哈林“右派”斗争。为了进攻“右派”，史达林的政策转向左倾。在他这左倾的动向之下，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继续其过去已告失败的暴动政策，并且更加激化。大会决议案以“推翻国民政府”、 “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府”为中心的“十大要求”，便是李立三路线”的根据。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中东路事件发生，苏俄军队侵入我东北之满洲里与海拉尔，压迫东北地方政府，于十二月二十二日订立伯力协定。苏俄承袭帝俄时代对中国的侵略政策，至此更是表面化了。莫斯科更对中共加紧鞭策，要他们承认“革命高潮是到来了”，要他们配合城市暴动与农村暴动，“夺取几个政治和工业的中心”，“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匪区内部也仿效俄共，其政治组织叫做苏维埃，其土地政策由农民平分土地转向农奴式的“集体农场”。十九年（一九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匪军乘我们中央讨伐西北叛军的时机，乃侵入长沙，并企图进攻武汉。莫斯科共产国际兴高釆烈，炫耀其“工农兵联合行动的胜利”。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匪军被我们当地的部队进剿不支，乃于八月三日从长沙溃退，同时他进攻武汉的企图也化为乌有了。 　李立三执行莫斯科的命令，如果是胜利了，那就是史达林的成就。现在是失败了，就是李立三的罪恶。于是这年九月以后，中共的党乃转入米夫（ＰａｖｅｌＭｉｆ）所领导的留俄的国际派之手。 第三节　从城市暴动到农村暴动 　民国十六年，中共“八七会议”的指导者纽曼，亦名纽堡，乃是苏俄的暴动专家。中共在当时的南昌暴动、汕头暴动和广州暴动，都是采用他俄共暴动的理论和方式来实施的。十七年以后，纽堡的“武装暴动”（ＡＮｅｕｂｅｒｇ，ＴｈｅＡｒｍｅｄＵｐｒｉｓｉｎｇ）乃成为中共的城市暴动和农村暴动的教程。从我政府所搜获的共匪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各地组织“行动委员会”煽动群众、实行武装暴动之“通告”和“命令”，完全是依据这个教程为其组织与行动的准则。 　当时共匪对于城市，组织“赤色工会”为工人的基本组织。一方面在总工会之下，组织各种产业“同盟罢工行动委员会”，发动总同盟的政治罢工；另一方面，组织赤色先锋队，使其党员受军事训练，准备武装暴动。对于农村，仿效苏俄的贫农团（Ｋｏｍｂｙｅｄ），组织农民委员会，夺取当地团队武装，以武装其匪党农民队伍，实行“农民协会专政”。然后由其所谓“工农军事委员会”纠合城市与农村的武装暴力，组织“工农革命军”，来“争取数省或一省的首先胜利”。 　但是共匪学会了俄国式的武装暴动方法之外，还采取了中国旧时流寇式的暴动方法。据共匪自己的军事训练教材“中国红军发展小史”，说明民国十六年间共军流寇化的起源，是这样的： 　“井岗山是湘赣边区的罗霄山脉。山里原有两股土匪，一个叫王佐，一个叫王文才。毛泽东同志的红军到了这里，不能不和他们讲统一战线。” 　此后共匪所谓“红军”的任务，就是杀人、放火、勒赎、筹款，和煽惑群众。而其政治纲领就是“杀地主，分田地，武装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 　最初在“李立三路线”之下，共匪还是相信“以城市领导农村”的原则，而其在农村中所制造的武装暴力，仍以夺取大都市为其最后目标。这个时期，俄共的暴动方式还是占优势。到了十九年九月“立三路线”被清算之后，那“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观念，在中共匪徒中，就渐次抬头，而流寇式的方法〕，乃亦成为共匪暴动的主要路线了。 　不过中国农村是以家族为其基本组织之自治团体。同姓的家族以血统为其纽带，异姓的家族以婚姻互相联系，即使地主与佃农之间，世代相处，亦是守望相助，有其浓厚的感情。因之中共匪徒要在我们这和平的农村中，制造斗争，发起暴动，若单是宣传煽动的一套方法，乃是不能发生效力的，所以他们特别要采取打家、劫舍、绑票、撕票，与洗村、裹胁的流寇方式。他们在乡村中更要利用地痞流氓来做他的工具，使他们屠洗地主富农，杀害儿童，蹂躏妇女，逼迫受刑者自掘坟坑来活埋自己，以及实施其灌水、炙火、轮奸、剖腹等等残忍的暴行。就是这样，他们在群众中造成了恐怖的环境，而其在地主与佃户间，更制造其仇恨的心理。并在他们放火焚烧地主富农的家宅时，一面引起贫民的抢劫，制造贫富间的斗争；同时一面又延烧贫民的家宅，强逼他们离乡别井，跟着其匪军，一同走上流寇之路。 　尤其是他们要在农村家庭间，煽起其家人骨肉之间的斗争，使他的党团在群众中得以发展组织，而确立其控制。所以对其青年两性生活的放荡，特别鼓励；所谓打倒廉耻、扑灭道德的口号，更是共匪诱惑他们破坏家庭，毁灭伦理，而甘受匪党役使的唯一方法。于是匪军每当侵入一个乡镇之时，他就肆行其烧杀劫掠，煽动其清算斗争，到了他从这一乡镇撤退之时，当地的壮丁被其裹胁以去，而残存的老弱妇孺，仍受其地下组织的控制和监视，不敢与国军交谈，更不敢与国军合作。 　特别是其共匪所盘据的地区，他对于民众的控制与消息的封锁，乃是以原始的野蛮手段和现代的科学方法，混合使用，来发挥其暴行的效用。至于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总要使其受刑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发生心理的变态和生理的畸形，为惟一的手段。他们这样的刑具，据当时各地民众向我政府所控诉的，乃有七十二种之多。 　今日我亦不忍详举这种恶毒秽亵，残无人道，惨不忍闻的刑具名称及使用的残酷方法。这是他们自民国十六年以来，其在各省匪区制造暴动，以及今日大陆上，在各乡镇中控制民众的情景，自始至终，还是有加无已的在那里实施。我们在这一点上，认为中共匪徒对民众残忍控制及其暴虐的手段，比之于俄共不只是毫无逊色，而且可说其是青出于蓝，变本加厉的了。 第四节　九一八以后之剿匪安内 　国民政府于十九年十二月和二十年五月，两次集中兵力，围剿湘赣山区的匪军，都没有得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七月至十月，第三次围剿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无端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于沈阳。于是国民政府一方面，不得不抽调剿匪的部队北上布防；另一方面，共党及其同路人利用日本侵略我东北的机会，在北平、上海、南京各地煽动学生，集合首都，假借“请愿”的名义，对国民政府毁谤侮蔑，无所不至。同时更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挑拨离间，造成“非蒋下野，无法对日” 的局势，使我不能不于当年十二月下野。于是共党匪军重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此后中共匪军的活动，就是对准这日本军阀的侵华行为，著著进展，无异是其双方对国民政府，内外夹击，互相策应。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之战，共匪乘机扩大了湘赣粤闽的“苏区”，就在瑞金成立他所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豫鄂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皖豫七省，总计面积至二十万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这时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国家面临此两个战争，为了挽救这严重的危机，又一致要求我复职，继续承担国难。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即于六月十八日，在牯岭召开豫鄂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计划，决定先从肃清豫鄂皖三省匪军着手。十一月，国民革命军击溃了豫鄂皖边区，徐向前匪部西窜川北。同时鄂西洪湖贺龙匪部亦败窜鹤峰。但是正在国民革命军决胜的关头，而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又侵入了榆关；三月，长城之战继起。国民政府又不能不抽调大军北上增援。于是第四次围剿计划又中途停止而遂告挫折。 　到了长城之役停战以后，我即于当年十月，复在南昌召集剿匪会议，订定第五次围剿计划，对江西匪区，采“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一面禁运物资，封锁其经济，建筑碉堡，截断其交通；一面开拓公路，步步为营，节节进剿。正当剿匪??胜利的时候，共匪乃策动十九路军陈铭枢和李济琛等的叛变，在福州组织所谓“人民政府”。但是事变不到一月，迅归平定，剿匪工作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至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夏季，而湘赣鄂豫皖五省匪区乃束小至赣南山岳地带，其面积不过四千方里，与二十一年相较，几乎是五十与一之比。　 及至二十三年十月，其赣南的所谓苏区，外受国民革命军的压迫和封锁，步步紧缩其包围圈，而其内部农业的集体化又造成农业生产的衰落，和农业人口的减退。到了最后，就只有流窜与崩溃的一条路了。 第五节　匪军的西窜 　当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期，共匪奉行其共产国际命令，作成决议，认定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企图进攻长江中部的大城市。但是这种军事冒险主义究竟能否成功，俄共与中共内部屡起争执。莫斯科派罗明纳兹再度来到中国，视察匪区。罗明纳兹回俄后的报告，认为中共的苏维埃路线必归失败，主张中共放弃瑞金，西走四川，作长期斗争的打算。史达林对他的建议没有采纳。到了二十三年，在我国民革命军围剿之下，八个游击区完全瓦解，残余匪军不能不化整为零，突围流窜。于是莫斯科共产国际过去在其六次大会指使中共的武装暴动、苏维埃组织、“土地革命”、对中国整个的赤化计划，至此乃告一结束。 　徐向前部窜入川北，企图入陕，我国民革命军迎头截击，并由军事委员会参谋团联络川中各军，督率会剿，匪部乃逃向川西。毛泽东部亦由赣南窜到贵州，企图偷袭贵阳不成之后，潜渡大渡河，与徐向前部会合于懋功松潘一带，两路残匪在毛儿盖会议中又告分裂。徐向前部南下川西。朱德转入云南。毛泽东彭德怀率部北上，展转流窜，转入陕北，投靠当地土共刘子丹与高岗的老巢。其所残余部队共计不过五千之数，在军事上实已不成问题了。 第六节　共匪投降及其政治攻势 　民国十八年苏俄侵略者的满洲里事变，与二十年日本军阀的九一八事变，明白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中华民国的独立自由，要从日俄两个邻国夹攻之中，打开一条血路前进。中东路事件虽以“地方事件”而暂告解决，但是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之下，以武装暴动策应日阀的侵略行为，仍然是这两面夹击的变形。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安内攘外”的政策，先剿共匪，再谋抗日。这一决策的坚持不变，就是第五次围剿成功的根本因素。 　朱毛匪军对于国民革命军的围剿政策，到了最后只有分股流窜。他到了军事已走到绝境的时候，乃假借“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口号，求作政治的解围。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之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在莫斯科开会。季米特洛夫（ＧｅｏｒｇｉＤｉｍｉｔｒｏｖ）在大会上提出“统一战线” 的报告，对于中国主张建立“广泛的抗日反帝统一战线”。这当然是史达林的决策，也当然成为大会的决议。中共此后的工作，就是依据这一决议，在史达林指使之下，执行其“统一战线”与中立主义的新战术了。 　这时候，朱毛匪军转徙川黔，渺无出路。八月一日，他们从毛儿盖发出宣言，提出“抗日人民统一战线”，要求组织其所谓“全国人民联合国防政府”。 　二十五年二月，朱毛为了解救陕北的粮荒，派刘子丹部，伪称“红军抗日的先锋”，渡河侵入晋西产粮地带。但匪军在同蒲路被国军击败，刘子丹就歼。朱毛至此自知无力再作军事冒险，便不能不向国府乞降，要求“停战议和”了。 第七节　共匪的中立战术 　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有所谓“上海抗日救国大同盟”，发表“九一八”四周年纪念宣言，以中立的姿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这种中立团体在共产国际操纵之下，迅速普遍的在全国各大城市青年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中间成立和发展。就华北来说，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学教授和学生为了反对日军在华北设立“冀察自治区”，游行示威。这本是爱国运动，却被共党及其同路人利用，来执行其中立战术。单在北平天津和华北各省，就有所谓“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方人民救国大同盟”、“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平津文化界救国会”，三十个以上的团体，出版各种报刊，千篇一律，为共产国际指使的“人民阵线”作宣传活动，平津华北如此，上海等城市也是同样的不能例外人民阵线”受共匪指使，更在各地展开政客式的活动，挑拨地方军与中央军的感情，唆使地方军，在“抗日不剿共”，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之下，对政府与匪军，采取中立路线，来破坏政府剿匪安内的政策。 　“人民阵线”的作用是孤立国民政府与中央军，让共匪得以生存和发展，重整武装，准备下一次的叛乱进攻；而其所标榜的主张却是“抗日救国”，更显然是企图引起中国抗日全面战争，使共匪在抗战阵营的背后，扩大武装，乘机坐大，达到其颠覆政府，控制中国的目的。 第八节　中俄复交与中国的国际环境 　　 ——外交上的两面作战 　五次围剿的胜利，使国民政府解除了军事上两面作战的危机。此后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就是对日与对俄外交上的两面作战。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阀在我东北制造伪“满洲国”，接?又制造内蒙自治，制造冀东特区，并且制造冀察的特殊化。我在民国二十三年之秋，发表一本 “敌乎？友乎？”的小册，对日本提出警告。其中说明日本军阀如不彻底觉悟悔改，停止其对华侵略，则中日两国斗争的结果，就是同归于尽，并且一再明白的说： “日本必能明悉，窥伺于中国国民党之后者，为何种势力？此种势力之抬头，与东亚将生如何之影响？”但是日本军阀并不能接受我的警告，仍然继续施用压力，企图孤立中国，以遂其军事的侵略。到了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少壮军人在东京发动兵变，威胁其天皇及政府。广田内阁成立之后，把他们侵华的计划，综合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的三原则，向国民政府提出交涉。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这是我们对日外交的一面。 　九一八之后，莫斯科即不断的向我政府表示，希望中俄两国复交。二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颜惠庆与李特维诺夫在日内瓦公布中俄复交。但此后中苏关系没有进步，并且苏俄侵犯我中华民国主权的行为继续发生。二十四年三月，苏俄不顾我国抗议，出卖中东铁路于伪满洲国。这对于日本侵略政策，当然是一种鼓励。到了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春季，日本提出了广田三原则，我认为对苏交涉应该积极进行。我外交部长张群屡次与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觅取中苏共同维护东亚和平的途径。但是到了三月十二日，俄蒙互助协定是公布了。鲍格莫洛夫企图阻止我国民政府的抗议，竟到外交部肆其咆哮，且以宣布秘密谈话相要挟，我政府对于他这一无赖的插曲，置诸不理，仍于四月五日，向苏俄提出严重抗议。 　这时候苏俄的对外活动是两重的。他的政府外交部竭力缓和国际间对他的防范，故他对外进行?“和平外交”。而他的国际共产党部却在“反法西斯主义” 的口号之下，对西方各国进行?反战运动和颠覆工作，他的远东政策也就是这两重的作法。他的政府对中日冲突表现一种中立的姿态，并且对日本力谋妥协；他的共党对中国则通过其所谓“抗日救国大同盟”的各种团体，要求政府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同时发起“联俄”运动。这是我们对俄关系的一面。 　然而当时环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并不是单纯的日俄两国的斗争。具体的说：日本要求我们与他“共同防共”，并不是要求中日两国共同对付苏俄。共匪及其外卫团体的联俄运动，也不是要求中俄两国联合对付日本。日俄两国对我中国，有一相同的企图，就是要迫使我们中国脱离西方，尤其对美关系，而陷入孤立地位，只有听任他们的宰割。日俄两国固然各有其独占中国的野心，但是他们为了共同对付西方尤其是美国，亦可以瓜分中国为条件，而互谋妥协。所以当时如果我们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广田三原则，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又或于抗战发生以后，接受德国的调停，与日本停战议和，则日本究竟是北进，还是南进，乃不可得而知。如果我们国民政府为了抗日而联俄，使中国重蹈十五年广州的覆辙，则莫斯科究竟是为了独占中国而对日作战，还是挟持中国，采取中立路线，而促使日本南进，亦是不可得而知的。总之，当时我们中国无论是降日，或是投俄，而其最后受祸者总是西方国家。如果这样，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是将要改变一个写法了。 　当时我们政府乃撇开这两条危害国家生存，并破坏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最后的决心，认为中国的外交方针，应当在国际联盟组织之中，促进民主国家的合作，并在这一方针之下，促进中苏的关系。二十五年十月，我特派蒋廷黻继颜惠庆为驻苏大使，指示他“只要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对苏交涉可以积极进行”。 第九节　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侵占芦沟桥事变发生。中苏的谈判更是加紧进行。八月二十一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其主要的条款就是： 　“两缔约国重行郑重声明：两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并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间〕，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并依照此项诺言，两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家，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第一条）　“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第二条） 　我中华民国是受侵略国。我国此后与日本的“冲突全部期间”是八年，中苏协定应该是这八年之内，两国和平共存的准则。我们且看协定订立后，莫斯科对于这个协定，实行到如何程度，并且看他这八年间的作为，及其所发生的事实与结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第十节　西安事变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 　民国二十年，中共特务工作领导人顾顺章向我政府自首，因而共匪在京沪的所有机关和组织，先后被我们完全扑灭。他们的所谓“中央委员会”亦整个瓦解，而不得不移至赣南匪区，重新组织。到了二十四年的秋季，陈立夫向我报告，周恩来在香港与我驻香港负责人曾养甫，经由友人介绍见面，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与他们进行商谈，而且他只要求从速停战，一致抗日，并无其他条件。周恩来又于九月一日致函陈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战抗日的立场。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随即由周恩来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个报告，对于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节甚为怀疑。但据立夫考验后，知道潘持有他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及其来往电报无误。我认为此事真伪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问。潘汉年乃即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府对中共所提的条件为下列四点： 　一、遵奉三民主义； 　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 　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 　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最后他们终于接受这四项原则。一切条件大抵都达到协议，只待我回京作最后之核示。 　在这同一时期，共党在各省亦开始发动其“和平”宣传攻势，而以陕西为其第一目标，并对张学良与杨虎城积极勾结。而且张学良所部的东北军中，发现其 “抗日不剿共”的宣传品，并有张杨皆与共党已发生直接关系的情报，所以他们在西安竭力掩护共党份子及其外卫组织的活动，于是“第三党”与“救国会”公开作反动宣传，亦毫无顾忌。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将演成叛乱。我乃亲往西安坐镇，并准备在年终召集一般将领开会，宣布中央对剿共与抗日的方针，说明共党和平攻势，及其所谓“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口号的作用所在，使之不为共党煽惑。就在这个时候，即十二月十二日，我在西安忽被张学良和杨虎城以暴力劫持。我当时就断定这是张杨二逆受共匪欺诈，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国家以致命的一击。所以张学良前来见我时，我就简单明了的训斥他说：“无论其为个人利害，或国家安危，只有立即彻悟痛悔，送我回京，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阱，及今悔悟，尚未为晚。”他在这样情势之下，就不敢提出其所预定的八项条件，只说内容复杂，没有如我所说的那样简单，反要求我先行息怒，容他尽言。我就斥止他，不许其提任何政治有关的事。直至第三日，他才含糊其词，半劝半求的说出他们所共同议决的八项条件，并说只要我应允签一个字，他就立即亲自送我回京。（注）我乃对他说，无论你说得任何动听的请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胁之下，绝无商讨余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张等有悔悟之意，而其主谋之共匪，必认为千载一时的良机，也就是他匪党的一个生死关头，非迫我接受他的条件，即必制我的死命。我在此时，只有下定舍生取义的决心，对叛徒始终拒绝与他们商谈任何政治条件。国民政府亦不理张杨的荒谬要求，立即下令讨伐。 　二十二日，蒋夫人突然来到西安，我见面第一句话告诉他说：“十日来叛徒每日用各种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条件上签字，就可送我回京。你来共患难，是为公而非为私，一切须以国家为重。如有叛徒以任何条件，托为转劝，必严厉拒绝。我们宁死，亦不可答应。”蒋夫人此行下了决心，他回答我道，他重视我的人格，甚于我的生命，他决不劝我有违背素志的行为，他只愿与我同生死。过了三天，到了圣诞节二十五日下午我们终于无条件的脱险回京。 　但是这件震动世界的事变之真相，到了事后才得完全明了。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不过当时张学良与共党直接的接触，已有半年之久，故共党与张之关系，亦自到了相当的程度，而且首倡此议的杨虎城，其与共党勾结更深。即如今日在日内瓦代表匪伪与美国詹生大使举行谈话的王炳南，就是当时杨虎城的私人秘书，于此亦可了解共党对此案的策动及其关系为如何了。又因为他们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中央发觉，故张与共党的秘密接洽，乃在陕北的延安举行（当时延安守军还是张的所部）。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报馆主笔，亦是我们辛亥前的革命老同志张季鸾，来华清池见我，谈及陕北共党勾结东北军的不稳消息，他认为这恐是共产党使用反间的一种手段，须加注意。我就对他说：“你是陕北人，关于你家乡问题，自必格外关切，请问你们在延安的记者，最近有什么重要消息么？”他说，谣言很多，但是他不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其他就吞吐其辞，欲说复止，他只说这些谣言，不要说他，自然会止息的。我乃自动的问他说：“你所谓谣言，是否亦听到了张汉卿与共产党在延安面商拥护中央，一致抗日的消息么？”他忽现惊骇之色，但是他很直率的答道：“是的”。接?他又说，他不相信这个消息会是真的。他且对我分析的说：如其他们果真是拥护中央，一致抗日的话，那张汉卿必会坦率的报告中央，决不会越过了中央，与共党私自勾结。所以他认为这个谣言，至少亦是共党的反间阴谋作用。然而最近谣言太多，亦不能不小心防范。我听到他这番话，更觉此事严重了。他乃又继续的谈下去说：目前倒是另有一种情势，不能不特别注意的。就是西安社会上弥漫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气。他此次来西安视察已有十日，感觉这个问题严重，比其他一切问题更为紧要。他就问我对于这个“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见如何？我对他说：“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贯的政策，而且亦是去年江西剿共完成以后，既定的方针。但是大家应知共党的用意，其目的并不在‘一致抗日 ’，而是以‘停止剿共’为其唯一目的，而其所谓‘一致抗日’，不过是其过渡的手段而已。所以今日吾人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就是如何乃可使共党真能一致抗目的问题。你们报馆主笔，应该将这个意思彻底阐明给一般社会了解。”他说可否将你的意思，先告诉他在西安的一般朋友呢？我答道：“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我亦就要在本月中旬召集高级将领开会，来讨论这个问题。”后来西安事变发生时候，大公报在西安上空所散发劝告张杨与东北军的传单，其大意就是当时我在华清池与张季鸾谈话的要领。这是在西安事变约一星期以前的事。现在回忆，更增感慨。　至于其在事变以前，对张杨进行策反工作的，除了极少数的共产分子之外，其他如公开作反动宣传的，并不是共党，而是其共党的外卫组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第三党”与“救国会”以及所谓“学生联合会”等中立份子。可是这些中立份子，确实不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亦不要他们加入其组织，取得党籍，只要他们采取中立态度，或以第三党名义发言就够了。正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所以都能够明目张胆的在西安散播谣诼，煽惑军民，并对张学良及其部下，竭力施展其包围挑拨的伎俩，发动其〔第73页〕攻心战术，时时予张以不断的刺激，最后张学良卒以其“剿共”与“抗日”的矛盾心理弱点，竟被他们攻心战术所突破。但张学良并不承认他被共党所煽动，而其初意，是他抗日复仇的心切，乃想利用共党力量来一致抗日。从张学良自述其事变以前的经过，分析他被共匪诱惑生效的原因，并不是共党有什么真正伎俩，而其根本还是在我们内部有了矛盾，自己心理发生动摇，所以他共党才得乘机而入，针对我们的矛盾与弱点，来尽量扩大为其利用而已。他又自述其从二十余岁起，担当方面军任务以后，参加内战，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过去的经历，来判断其利用共党抗日的看法。例如于学忠原系与他对敌作战的，但由他收编以后，乃成为他忠实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对战很久的敌人，后来和谈后，就成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对我中央国民革命军亦曾对抗作战的敌人，但一旦为了国家的统一，归向中央，他本人就是很忠诚的服从中央，完成了统一。因之，他认为与共匪停战以后，亦必如过去各种内战情形一样，他总觉得共党亦是中国人，今日在某一问题上，虽已成为敌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标下，亦尽可为良友。他且说这种错误心理，不只其一人如此，恐怕过去好些将领，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亦不在少数。他又接下去说，当时对共党实无深刻的研究，只认他们所说“停战抗日”是出于一片爱国的诚意，那里知道对共党根本上认识已错，自然亦就拟于不伦，所以其他一切推断，亦就大错而特错了。 　最后据张学良又自述其在事变期间的心境，最初发生事变之后二日内，与我数次谈话所得的结果，及见我的态度与决心，无法转移，自知其预定的计划，已无实现希望，其内部亦发生问题，并不如其在事前所想像那样容易；而当时特别增加他刺激的，就是他接到南京下令讨伐的电报，更觉情势险恶，已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乃于第三日才决心派机接共党代表来西安，商讨合作，参加他们所谓东北军、西北军（杨虎城）与共产军三位一体的军事委员会。至此西安事变乃就完全变了质，而其中共本身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其外卫组织的中立主义活动，互相策应，乃构成其所谓“一面联合，一面斗争”的作战方式，来达到其对张杨所预期的目的。 　（注）张杨通电所提的八项条件，就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救国会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　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八项条件显然就是当时共匪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口号。其实质的意义就是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军事，放任共党及其外卫团体的活动，采取联俄容共政策，召开所谓党派会议，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 第十一节　中共问题的解决 ——“共赴国难宣言” 　二十六年二月，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手收编共军；其关于党与政治的问题，由周恩来到南京续行商谈，仍以四项原则为根据。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委员会根据商谈的结果，致电本党三中全会，提出如下的四项原则：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　（三）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本党三中全会于二月二十一日通过“根绝赤祸案”，针对共党的四项原则，决定四点如下： 　（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许可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义之武力；　（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破坏统一之一切组织； 　（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不相容，与我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雠，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全面抗战开始之后，中共中央于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四项诺言如下：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我为了中共“共赴国难宣言”，于二十三日发表谈话，其要旨如左：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其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有一个努力之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我发表这个谈话，当时实在相信共党是有悔祸归诚、共同御侮的诚意。而且我讨伐匪军的宗旨，一向认为中共党徒是中国人，终必爱中国。只要政府加以相当制裁，不难使其就范听命；只要他放弃武装暴动，自可与其他政党一样通力合作，为革命救国来努力。所以自十九年剿匪开始，直到二十五年为止，我对共党的方针，始终是剿抚兼施的。我认为共党这次共赴国难的宣言，就是我们政府精诚感召的实效。当时一般爱国有识的人士，都相信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战胜利的朕兆。 　不料共党此后的行动，完全与他的诺言相反。这固然是我自信大过，卒致重大的挫败，亦可证明共产党徒毕竟是共产党徒。他们决没有所谓祖国爱与民族感。他共产党徒不仅是不爱国，而且是蓄意卖国，甚至为了他共产主义祖国苏俄，即使亡国灭种，亦所不惜。这一事实的严重教训，虽对于我个人是一种无比的耻辱，而对于今日自由世界反共斗争，却不无贡献的价值。 第十二节　国府收编投诚的共军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发布收编投诚的共军命令如下：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辖三个师，其兵额是二万人。军事委员会并指定第八路军列入第二战斗序列，归阎长官锡山指挥，开赴晋北作战。 　陕甘宁边区政府由林祖涵与张国焘分任正副主席。 　此后又收编叶挺项英的江南各地共军，成立新编第四军，以叶项为副军长，共辖四个支队，其兵额是一万余人，列入第三战斗序列，归顾长官祝同指挥。 　以上所述本党的“根绝赤祸案”，中共的四项诺言，以及共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就是抗战时期国共“和平共存”的根据。现在我们就拿这些根据，来检讨此后共党在和平共存的背后，他是怎样发展和转变的。 第十三节　国民参政会与抗战建国纲领 　二十六年七月，长期抗战决策之初，中央召开牯岭茶话会，实即为国内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集会。抗日战事既已开始，中央复邀约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国共产党，以及文化界领袖，成立国防参议会，为政府的咨询机关。二十七年七月六日，设立国民参政会，由各党派、各民族、各职业、各地域的代表人士组织之。其第一次大会即通过抗战建国纲领。 　这一纲领确定了三民主义为救国建国最高指导原则。 　这一纲领确定了最高统帅的统一领导权。　这一纲领确定了以独立自主的精神，支持国际和平机构，促进国际合作之外交方针。 　这一纲领确定了战时民主制度和战时政治经济文化各项设施的原则。　这一纲领确定了培养国民道德，维护中国文化的方针。 　这一纲领更是各党派和平共存的最高根据。 　国民参政会可以说是抗战时期的议会。每当开会时期，政府提出军事政治报告；如有重大事件发生，政府亦随时提出报告，征询大会的意见，并取得大会的支持。国民参政会的建议案虽提供政府采择或参考，但其重大的决议案，是由政府制定法律，公布实施。 一般人常以为国际共产党反对议会政治，中共也不是例外。实际上，在这抗战期间，中共所坚持的战略原则及其最后目的，虽为“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但是他亦与其他政党一样，仍然指派代表来参加国民参政会。我们看得出此后八年中间，四届国民参政会里，共党的议会战术是这样的： 　（一）把国民参政会当做宣传讲台，使一般国民相信共党是坚决抗日的，共军是勇敢作战的；　（二）联合各党派无党派一部份参政员，以中立的姿态，在共党对政府作斗争，及共军与国军冲突时，转嫁其责任于政府；　（三）在他的宣传不能发生效果，或一般参政员不予以支持时，共党即拒绝出席，或中途退席，来破坏或阻碍大会的进行。 　但是国民参政会仍然得到一般国民的信任。抗战建国纲领更是全国国民在抗战中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准绳。 　我国民政府对于这个议会始终是尊重的，对于这个纲领始终是信守的。 第十四节　抗战初期毛泽东的姿态 　二十六年之秋，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毛泽东向其部队讲话，其要点如下： 　（一）“中日战争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 　（二）“这一决策，可分为三个阶段来实施： 　 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 　 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第三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 这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抗战前途及中共的路线”的决议，又确定其工作方针如下： 　（一）“扩大并加强统一战线，将组织与活动，由秘密变为公开，由局部变为全面，为党（即共党）取得合法的平等竞争的地位。” 　（二）“在中国政治上的决定力是武力。要在抗战过程中，尽量扩大党的武装力量，以为将来争取政权的基础。” 　这就是中共在抗战过程中的路线。此后八年之间，他的行动，当然是跟着这一路线。但是他还有一个更高的指导者，那就是俄共的首领史达林。而且苏俄的利益始终是高于中共本身的利益，更可由他今后的行动，得到确切的证明。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正是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开会的时期。史达林对我中华民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事张冲破例接见时，表示：“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卓越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 　二十七年，日德义三国缔结同盟已具体化。莫斯科对于我们中国对日抗战，认为可解其东顾之忧。莫斯科这时对中国抗战的长期化的希望，更是迫切。在南京撤守之后，日军企图进攻武汉之时，苏俄与中国的密切友谊，及其对抗战的援助，都是基于他这一希望。而中共对政府的态度不过是其中反映之一。六月十日，史达林来函对中国抗战的必胜，表示其“坚决信念”。九月间，中共所谓“中央六次全会〕”在延安开会。周恩来不待会毕，即携毛泽东函到武汉来见我。其中说道： 　“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 　“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 　“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毛泽东这封亲笔手书的措词，开口是“两党长期合作”，闭口是“中华民族统一团结”，完全不是共党素来的口吻，反使我发生疑虑。而且他所谓“长期合作”，另有其实质的要求。周恩来这时向我们本党建议四点： （一）是停止两党的斗争；（二）是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三）是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份子一律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四）以上参加者均保持其共产党籍。于是我知道这是中共企图第二次大规模渗透本党的阴谋。我们依据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间的惨痛经验，是不再上当的了。然而我仍然相信中共面对着民族抗战所激发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以及全体民众心理与舆情压迫之下，他自不能不信守其诺言，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为抗战来努力。 第十五节　史达林的转变 　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内阁总理达拉第，为了安抚希特勒，而举行慕尼黑会议。这个会议助长了纳粹德国的气焰，欧洲局势已临到爆炸的边缘。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史达林突然在俄共第十八次党大会发表演说，指出“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进到第二年，这个战争从上海到直布罗陀，卷入了五亿人民。”他强调苏俄今后只有倚靠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的安全；并且说苏俄为了和平而努力与一切国家保持和平，与邻邦建立亲切的友谊。这一演说就是史达林从 “统一战线”转变为“保卫祖国”的信号。 　史达林这一演说，显然鼓励了纳粹主义的侵略行为。三月十四日，希特勒分裂捷克，接?就把捷克整个并吞了。史达林此后与德国秘密交涉，同时仍然公开与英法谈判。我们国民政府当然希望苏俄与英法的谈判成功，来阻止欧洲的烽火。这时立法院院长孙科在莫斯科，于六月十六日与苏俄订立商约，他向史达林转达我的一封信。我在这封信里对英苏合作寄予希望。七月九日史达林的回信，其中有如下的语句： “我们与欧洲诸国的谈判，如果这谈判可得圆满的结果——并非不可能——那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步骤，使爱好和平的国家在远东也可以联合起来。现在时机已到，使这种集团可以成功。” 　这一段话的意义是含混的。他所谓“与欧洲诸国谈判”与“爱好和平国家的联合”，可以解释为英美法苏的联合，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一种联合，但是他这句话也可以解释为德日义苏的联合，那就是日本军阀与德国纳粹所希望的了。 　史达林这时还不希望我们发生过大的怀疑，他另外增加一段说道： 　“因为两年战争，使日本失去平衡，他已开始慌张，不深加考虑的忽然攻英，忽然攻苏以及外蒙共和国。这实际已是日本力量是在衰弱的征候，日本此种行动将使大家一致对付他。苏联已给日本以应得的反击，英美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加害日本。我们不怀疑日本在很短的将来，会得到中国的一个一百倍的打击。” 　他这段话，从表面上看，是对我们抗战表示好感，并且标榜其俄日在我们东北诺门罕冲突的战役，来证明苏俄亦从事反日斗争。（注）但是他提到日本攻击“苏联和外蒙共和国”，这里面就伏?一个苏日谈判的根源，并且抵触我中华民国对外蒙的主权。 　八月二十三日，史达林竟公开与希特勒订立苏德互助协定，促成了欧洲战争。到了三十年四月他又与日本订立了苏日中立协定。 　（注）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日俄两军在我东北与蒙古边界上之诺门罕，发生激战。这一战事延续至九月十五日，日俄两方才成立停战协定，并且俄国与伪满洲国开始谈判“勘界协定”，至二十九年六月八日，“勘界协定”成立。 第十六节　中共的转变——第一次商谈 　国际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口号之下进行的。此时，他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苏俄，竟一转而与纳粹主义的德国订立互助协定，促使其对西方民主国家作战，于是国际的共产党，不仅停止其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并且要在“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之下，与纳粹法西斯主义的间谍组织，互相策应，来破坏西文国家备战和作战的工作。中共此时亦跟随莫斯科而采取如下的步骤： 　（一）在外交上，中共公然赞扬苏德协定是苏俄外交政策的胜利。九月一日，毛泽东在新华日报发表谈话，以为“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义、德、日、反共集团对于苏俄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的和平，保障了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进步。”到了欧战爆发之后，中共更公开指斥其为帝国主义战争。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延安演讲“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明白指出“不论是德、义、日，不论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一个反革命的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他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就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组织革命战争”。所以中共在这个时期，公开反对美英“帝国主义”，攻击我们国民政府与美英合作的政策，而重新发起其联俄运动，并企图将抗日的民族战争，转变为其所谓“革命战争”即内战。 　（二）在军事行动上，中共的“七分发展”，乃更趋于表面化，而在其实质上，就是莫斯科所指使的国际反战运动的一个支流。同时，毛泽东更企图从此实现他在抗战初期所预定的“三阶段论”之第三阶段计划。（注） 　二十六年九月，中共指使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改名）进入山西。此后即自由行动，最先建立晋冀察军区及晋冀豫军区，并继续进入冀鲁豫平原，更到处围攻地方团队及中央抗日游击部队，将其收编，以扩充其实力。其进入冀中的吕正操部，在博野一带围攻中央的抗日民军张荫梧部。进入冀鲁边区的邢仁甫部，在盐山袭击中央的第五十三游击支队，杀害其司令孙仲文。刘伯诚徐向前部在冀中鲁西收缴团队枪枝，攻击河北山东省政府，使其不能行使职权。二十八年三月以后，中共的态度更是恶化。他组织了陕甘宁边区，成立特区政府，又在镇原宁县一带策画暴动。其“山东纵队”进入苏北，肆行暴动。其在山西之十八集团军更成立“五台晋冀察绥边区政府”，又在晋南煽动韩钧部队叛变。 　二十八年六月十日，我召见周恩来叶剑英，规诫共军，应信守诺言，服从政府命令，执行国家法令，解决各地的纠纷。二十九年一月，参谋总长何应钦对共军参谋长叶剑英提示：中共违令扩充之部队及军区应加纠正。但共党的要求是十八集团军的兵额扩充为三军九师；其“陕甘宁边区”不仅保持，且再加扩展。商谈乃陷于停顿。 　此后河北方面，中央所指派的鹿钟麟部及朱怀冰部，为共军所迫，不得不退出河北省境。山西方面，晋西北之赵承绶部，河东之王靖国部，均为共军所袭击，全省局势更趋混乱。山东方面，鲁西之孙良诚高树勋各部亦为共军所迫，退至黄河以北。共军更从鲁西向豫东皖北伸展，企图与江南向北移动之新四军打成一气。 　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统帅部为消弭各地冲突，作成提示案，由何总长应钦与周恩来叶剑英商谈同意，交周恩来于二十四日到陕北交朱德彭德怀等遵行。我统帅部同时命令各部队避免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冲突。提示案之要点如下： 　（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时准其包括十八县），改称为“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　（二）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战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 　（三）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　（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另再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 　（注）参看本章第十四节，第九六七页。 第十七节　新四军事件 　各地军队对于统帅部的避免冲突令，虽一体服从，但十八集团军对于提示并不遵守。这年（二十九年）八月，鲁西共军向鲁南进攻山东省政府所在地之鲁村。省府主席沈鸿烈为避免冲突，撤出鲁村。同时新四军又乘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在江北正与日军激战之时，他乃渡江袭击江苏省政府作战基地之如皋泰兴一带，韩德勤的部队受了重大损害，但为避免冲突，撤至东台。新四军继续进攻，复陷东台。 　统帅部鉴于共军在鲁苏各地造成的严重局势，乃于十月十九日，由何总长以皓电重新布达这个提示案，限新四军于十一月底以前，开赴提示案指定的黄河以北作战境内作战。十二月九日，我自己对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下令，将黄河以南的十八集团军，于十二月三十日以前，移至黄河以北；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十二月卅一日以前，移至江北，并于翌年一月三十日以前移至黄河以北。 　新四军抗不遵令北移，且企图进兵掌握京沪杭三角地带。三十年一月五日，竟围攻中央的第四十师于三溪。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乃下令制裁，自一月六日至十四日，将叛军解散。一月十七日，军事委员会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拿获，交军法审判。 第十八节　苏日中立协定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三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于访德之后，访问莫斯科。苏俄外交部次长于三月二十七日对我驻俄大使说：“史达林接见松冈，是纯礼貌问题。”四月十一日，驻华之俄大使潘友新对我政府说：“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冈是照例招待。”但是苏日中立协定竟于其隔日—— 四月十三日公布了。 　这一协定，日本承认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苏俄亦承认所谓“满洲国”，不仅妨害中华民国领土主权，而且是更进一步粉碎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与中苏互不侵犯的协定。我们只要看他共产集团的首脑部——莫斯科破坏国际条约到了这个地步，而其中共对于他的一切诺言是怎样的翻悔，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十九节　德俄战争与中共的态度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俄德战争爆发，迫使史达林再转变。在史达林转变时，毛泽东也就随着转变。中共此后对于国民政府，保持着一段平稳的态势。 　三十一年八月，德军深入苏俄的高加索，进逼伏尔加河。九月，德军直迫史达林格勒，由十月到十一月，俄军与德军就在城里逐屋作战。十月十三日，毛泽东派林彪到西安来见我。林彪陈述意见，极力表示中共拥护抗战建国，及其“精诚合作，永远团结”的诚意。他对我陈述，有如下的要点： 　“毛泽东一再告学生，今后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打成一片’，以求现在能‘精诚合作’，更求将来‘永远团结’。此种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为政治上全党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　“中共虽信奉共产主义，但决不能照恩格斯马克斯列宁与史达林之具体办法，依样实行。彼等所主张与实行者，决不能依样行之于中国。　“即如　孙总理在三民主义中所指示革命救国之方略，与中央对于抗战建国所决定之方针，凡此规定，中共均无异议。　“目前因为彼此作风各异，一时尚难强同。吾人唯依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努力，期无违国民之公意，而共趋团结抗战与统一建国之鹄的，此则中共所盼于　委座领导之下，奠立稳固基础以底于最后成功者。” 　 毛泽东这一态度仍然是莫斯科对华政策的反映。也就是这年十月，潘友新回俄述职。他返任时，携来史达林十二月十一日函，史达林和平共存的表示，显然就是毛泽东和平共存的意见的蓝本。这封信的要点如下： 　“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在艰苦尝试过程中，处处表现。将来必能坚而且笃，久而不渝。 　“在战争完全胜利之后，此种友谊，必能奠定两国人民合作之基础，树立全世界永久之和平。” 第二十节　苏俄侵略外蒙及其并吞唐努乌梁海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苏俄乘德苏战争的时机，进一步并吞我中华民国领土外蒙一部之唐努乌梁海，本节略述苏俄侵略我外蒙古的经过，及其并吞唐努乌梁海的步骤。 　民国八年七月十五日，加拉罕发表宣言，明白表示苏俄放弃其在蒙古的特权。但是民国十年，西伯利亚俄军即借口追击白党，侵入外蒙。这年七月，俄军进入库伦，即由俄共所制造的“蒙古人民革命党”设立其所谓“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民国十年八月，西伯利亚俄军侵占我外蒙所属一部之唐努乌梁海。苏俄政府即制造其“土文独立国”，并公布其俄式“宪法”，乃成为苏俄的第一个附庸。 　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解决中俄悬案大纲”成立，其第五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并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俄政府并承诺两国将来商定有关苏俄由外蒙古撤退其驻军的问题。 　但是这年七月，莫斯科即指使其外蒙古傀儡组织，召开其苏维埃式的“人民代表大会”，公布其俄式“宪法”，改称“蒙古人民共和国”，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的条款，一笔抹煞。于是外蒙古乃成为苏俄的第二个附庸。 　民国三十年六月二十日，德军侵入苏俄。土文傀儡组织召开其苏维埃式的“呼鲁丹”大会，宣布其参加苏俄对德的战争。三十三年八月十七日，苏俄就指使土文傀儡向莫斯科“请愿”，并入苏俄领土。至三十七年三月十七日，莫斯科才正式宣布其为苏俄的一个自治区。于是唐努乌梁海乃从苏俄的一个附庸，转变成为苏俄赤色版图的一个自治区。这一转变，也就是此后苏俄处理他所有一切附庸的历史先例。（注） 　（注）苏俄一面控制外蒙，一面又分割唐努乌梁海，并为其一州，实为帝俄侵略外蒙之故智。辛亥革命时期，帝俄策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布成立所谓 “大蒙古帝国”。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日，帝俄公布其所谓“俄蒙协约”，并由其驻华大使要求中国承认其协约有效。民国二年十一月，北京政府与帝俄订立“中俄协定”，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的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民国四年六月，北京政府又与俄蒙签订“中俄蒙条约”，规定外蒙为中国领土，中俄不干涉其自治，而实际上，帝俄已在外蒙取得其独占贸易与建设铁路的特权。同时复将唐努乌梁海，与外蒙古分离，而纳入帝俄的版图，直接由帝俄政府管理，称为唐努土文。民国六年，俄国革命爆发。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乃依其人民的志愿，重回中华民国的怀抱。但苏俄仍袭取帝俄的传统手段，卷土重来。 第二十一节　新疆归向中央 　苏俄并吞我国领土唐努乌梁海的同时，新疆脱离苏俄的控制，而归向我中央政府。 　在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盘据东北，窥伺冀察的时期，也正是苏俄侵入新疆，操纵行政，掠夺资源的时期。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苏俄策动新疆政变，以盛世才为督办。苏俄对新疆的军事侵略和政治的控制，可以说是步步加紧。 　二十三年一月，马仲英部队围攻迪化，苏俄派遣红军侵入新疆，助盛攻马。这就是他对新疆的初步军事控制。到了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苏俄以防止日本侵略为借口，派遣正规军“红军第八团”进驻哈密。于是苏俄对新疆的军事控制计划，及其隔绝中央与封锁新疆的企图，完全实现了。 　苏俄对新疆的侵略，是军事与经济并进的。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苏俄假借“苏新贸易公司”名义，与盛世才订立五百万金卢布借款合同，中国政府事前交涉制止，未获效果。二十七年，苏俄引诱盛世才赴莫斯科，加入共产党。此后苏俄对新控制更为加强。全省各机关密布苏俄人员。二十九年（一九四○年）十一月，苏俄乘德苏协定之后，欧战方殷之际，特派密使到迪化，迫令盛世才签订“租借新疆锡矿条约”，托词开采锡矿，将新疆全省随地设置铁路、公路、电话、电台，及测量、探矿、建筑、居住，与驻扎武装守卫等权，一律归于苏俄，其期限为五十年。此无异是苏俄并吞全新野心的一个铁证。 　前面（注）说到毛泽东残部，于二十四年八月，从川北向西北流窜，他的目的地就是新疆。他企图从新疆取得苏俄的支援。后来因为他在陕甘边境被我国民革命军中途阻截，才转往陕北，依附刘子丹和高岗的土共。 　新疆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久已列为行省之一。新疆又是亚洲心脏部的战略基地，只有完全隶属于我中华民国主权之下，才有贡献于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我国民政府虽在这抗战期间，全副力量都用到对日作战，而对于我大西北领土主权行政的完整，仍尽力保持，决不许苏俄肆行其侵略，也不容中共打通其国际路线，与苏俄打成一片，来改变整个亚洲的形势，构成世界和平的威胁。 　自三十年上半年起，苏俄对新疆压迫愈甚，盛世才受到切身的威胁。三十一年四月间，苏俄在新疆的领事及特工人员共同制造政变，企图推翻盛世才，来建立其苏维埃傀儡政权。我在是年八月间，巡视西北陕甘宁青各省，并派蒋夫人同朱绍良将军飞往新疆省会之迪化，慰劳当地军民，乃与盛世才商决保全国家领土主权，与还政于中央问题。于是盛世才乃乘德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机，即接受中央命令，完全输诚了。此时苏俄闻讯，立派其外交次长赶赴迪化，要求盛世才履行其在一九三四年向苏俄所作 在新疆施行共产主义之诺言，并以此相要挟，未得结果，怅然而返。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一月，中央所委派之军政各机关主管长官入新到任，于是新疆之收复工作，大体就绪，乃由我中央要求苏俄将其驻哈密之红军第八团，及在迪化郊外头屯河飞机装备厂之驻军及其他机关，一律撤退，勿再妨害我行政与主权之完整。三十二年四月，苏方乃始承允撤退。六月中央军进驻哈密。此正苏俄宣告第三国际解散的时候，也正是苏俄正向世界反侵略国家强作笑貌的时候。 　但是史达林手段是毒辣的。他知道新疆局势已不可挽回，乃令苏俄大使潘友新于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向我政府递一个节略，指责盛世才对俄的措施为“非法的及仇视的行为”，另外他把“盛苏密约”交给我政府。他的用意是很明白的。他要破坏中央对盛世才的信任，同时制造盛世才对中央的疑惧。但是这个密约，盛世才在决定归顺中央的时候，已经全部报告了，所以他这种反间计不曾得手，徒然显出他自己邪恶的无赖手段而已。 　自中央收复新疆以后，莫斯科立刻策动苏俄与新疆阿尔泰山区域的哈萨克游牧民族，发生边界上的武装冲突，来寻找他侵略的借口，到了三十三年八月间，苏俄留在迪化的特工人员，又发动其挑拨反间的惯技，从事活跃，几酿政变。但是中央立即采取宽大政策，公正处理，旋即平定；并调盛世才到中央〔第94页〕服务，将新疆军政事权直接听命中央，纳入常轨。就在那年的十一月，苏俄认为其在迪化，已无隙可乘，乃只有利用其潜伏在伊犁之俄谍及共产分子，给以大量军械，突袭伊宁城市，成立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嗣后并攻陷我飞机场军事据点。三十四年迪化苏俄总领事馆人员，又用其“和平共存”的姿态和方法，促使伊犁叛党对新疆省府要求和平解决。省府为谋取暂时的平定，乃允其叛党首领，加入省府，任为副主席。在中央以为此一宽大之处置，可以化除当地反侧的心理，惟莫斯科侵略主义者的阴谋，自有其一贯的步骤。及至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中原战局不利之际，这一“联合政府”中所收容之分子，遂首先策动叛变，推翻中央所任命之省政府主席——维吾尔族的麦斯武德。我们必须指出：这第一个俄共所倡导的小型“联合政府”，即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在其附庸国家所设联合政府之典型。 　（注）本章第五节，第九四九页。 第二十二节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美英在华特权的撤销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同时进攻菲律宾、香港及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造成了中美并肩作战的形势，也注定了日本侵略主义失败的命运。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我中华民国与美、英、苏等二十六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共同宣言，重申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并表示共同作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我们认为这一共同宣言签订之后，全世界只有一个战争，一个同盟和一个前途。而我们中华民国的任务，不仅是与同盟国共同“解决日本事件”，并且要与同盟国共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 　这年十月九日，美、英两国政府分别向我国驻美英的大使馆表示，两国政府为了加强其对中国盟友的友谊与合作，决定放弃其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并将于最近期内，向我国提出新约的草案。次日为我中华民国国庆日，美、英两国政府复同时就此一决定发表声明。 　我在战时首都重庆各界庆祝国庆纪念大会上，宣布这个消息，并且说明：“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　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从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强自立，人人要做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民，始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家，期无愧为同盟国的一员。”这时我全国国民，加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更激起了建国必成的热望。 　但是莫斯科对中国的政策却是因此全面更改。在太平洋战争未爆发以前，俄共希望中国长期抗战，阻止日本的北进。中共更要在长期抗战过程中，发展他的武力，扩大他的地盘，达到他分裂中国和征服中国的目的。及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国参加华盛顿同盟宣言以后，史达林就要打算怎样破坏中国抗战胜利的成果，阻止我们独立统一而强大的中华民国的复兴。毛泽东也就要替莫斯科这一全面转变作准备。而其首先的一著，要使美英两国政府宣布其撤销在华特权的重大步骤，不影响中国国民，使其发生任何亲西方的倾向。莫斯科及其国际共产党都知道，一九一九年苏俄政府宣布其撤销在华特权，引起中国国民对俄的好感，乃成为中共组织建立与发展的契机。而美英两国在中国抗战艰苦的时期，作如此重大的宣布，这在俄共对我们中国正在进行及将要进行的野心企图，不只是对其政治阴谋上一大阻力，而亦对于其历来虚伪宣传上一大讽刺。所以俄共与中共从此集其全力，要在国际间，破坏我们国民政府的地位及其信誉；并在中国国民中间，破坏我西方盟友对我国的友谊，与平等新约的重大影响。而其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他们对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内，及其在各国使节中间，多方扬言中国政府已与日本秘密进行单独停战交涉的反宣传。此其目的，全在影响美国使其对我政府断绝援助，促成我抗战军事早日崩溃，以达到其颠覆政府之阴谋。 　但是中国全体国民都珍视盟国美英这一历史性的友好行动，而且竭诚拥护政府抗战到底的国策，对于他们这些反宣传，都认为是谎谬怪诞，更知其用心叵测，故在社会上并没有发生丝毫影响。不过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恶意宣传，却指摘这一平等新约的行动，是美英“对中国统治阶级的安抚政策”，是“为了阻止国民政府向日本投降”，并且是“为了增高国民政府的威望，帮助他战后对于全国的控制”。这一派的国际共党同路人的论调，可以爱卜斯坦所著“中国未完的革命” 一书，作为他们的代表。 　（注）这当然是对于我们国民政府有意的毁谤，同时也是对于我们盟国歪曲的诬蔑。 　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美与中英平等新约公布。我全国各界人士热烈讨论战后建设的各种问题。我政府确立战后第一期经济建设方针。我更提出战后十年建设计划，要求全国国民集中其意志与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并准备抗战胜利之后，善用独立自由的地位，欢迎国际资本与技术的合作，建设中国为统一民主的现代国家。这一要求，得到全国国民一致的支持，却受到国际共党恶毒的攻击。当然，我们如能在抗战胜利之后，以独立完整的主权，本于平等互惠的原则，与西方盟友合作，来开发我国家丰富的资源，提高我国民生活的水准，建设中华民国为现代的民主国家，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自是我们全国国民所企及的。这一计划却是莫斯科及其侵华工具中共党徒所不能容忍，而必须加以阻挠和破坏的。 　（注）爱卜斯坦所著“中国未完的革命”一书对于盟国撤废其在华特权之诬篾，乃有露骨的叙述。 　（ＬｓｒａｅｌＥｐｓｔｅｉｎ，Ｔｈｅ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ｐ·３４１－３４３） 第二十三节　第二次商谈 　三十一年十二月之末，俄军驱德军于史达林格勒之外。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俄军开始肃清高加索区的德军。就在这个时候，中共的态度又转强横。江苏山东的共军乃重新起而袭击各地的中央抗日部队。 　其在长江北岸新四军残部，复乘我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率部与日军正在激战之际，他们就在我江北作战基地之涟水，袭击中央军的预备队一一二师。同时十八集团军亦在山东方面袭击中央所指派的于学忠部队。 　而其周恩来林彪在三月二十八日晋谒何总长时，亦提出四项新的要求，即（一）共党取得合法地位；（二）其军队希望编为四军十二师；（三）其陕北边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四）黄河以南各军开入中央指定之作战区域，请俟战后。何总长重申二十九年皓电提示的原则。周恩来表示其对原则业已接受，但对开拔的时间与军队的数量，要求重新商谈。 　这次商谈，周林显然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因而没有得到具体结果。 第二十四节　中共全面转变的准备——整风运动 三十一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起整风运动。这整风运动乃是中共准备全面叛变的基本工作。在这抗战期间，民族意识发展到最高潮。中共要背叛国家，要破坏抗战，要反抗我们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必须从他每一个党徒的思想中，毁灭其民族性；为了毁灭民族性，必须毁灭民族道德和民族感情，因而更须毁灭民族道德和感情的根源之人性。中共的整风运动，在其所谓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自我批评”和检讨之下，对于民族思想与自由思想，痛下攻击，而其对于党徒的最后要求，就是“以阶级性克复民族性”，乃至“以阶级性代替人性”。在整风运动中，王实味说了一句话：“史达林伟大，只是缺乏人性。”他就受了严厉的检讨，最后是失踪了。这“以阶级性代替人性”就是中共的整风运动的第一个宗旨。 　中共这次的整风开会，参加的干部前后总计三万人。自三十一年二月毛泽东的“整顿三风报告”，至三十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中间还举行了四个月的 “高级干部会议”，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的一元领导”。这建立“毛泽东的一元领导”，就是整风运动的第二个宗旨。 　苏俄布尔雪维克以其自己的模型，来制造各国共产党。所谓“毛泽东主义”就是史达林主义的中国版，“毛泽东的一元领导”也就是史达林个人独裁的中国型。自史达林格勒之战以后，史达林更加彻底使马克斯主义俄罗斯化。他把一九一七年革命废弃了的帝俄时代一些偶像重新标榜起来。例如彼得大帝、古图佐夫（Ｋｕｔｕｚｏｖ）、沙伏洛大（Ｓｕｖｏｒｏｖ）、米宁（Ｍｉｎｉｎ）、波兹哈斯基（Ｐｏｚｈａｒｓｋｙ），这些俄罗斯民族战争的人物，至此都成为民族英雄，而史达林亦俨然自比于彼得大帝，于是共产主义也就成为大斯拉夫主义的外衣。中共为什么要克服人性和民族性？为什么要建立“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的一元领导”？这显然出自史达林的指使，要共党杷权力集中于毛泽东一人之手，好叫他翻云覆雨，卖国害民，不仅要将现在四亿五千为人民供俄共侵略奴役之用，并使我中华民族灭绝人性，世世充当他大斯拉夫的奴隶牛马，而不复自觉其为黄帝子孙。这就是他整风运动的真正意义及其实质之所在。 第二十五节　共产国际的“解散”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莫斯科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使全世界为之震动。我亦信以为这是俄共对美国精诚合作的表现，而决不是伪装的姿态。因为我相信，如果像共产国际这样各国共党的司令台，并且是他们共同信仰的中心，而史达林竟将其撤销，这还不是真实的而是伪装的话，那就是他对世界的信用要完全破产，此后就没有人再能相信他俄共一切所作所为了。所以我当时曾对罗斯福总统说：“这是你美国外交在这第二次大战中最大的胜利。” 　不料史达林解散共产国际，在表面上，是针对?德日义三国反共盟约，而促进世界反轴心的民主战线之团结。但在实际上，这仍然是史达林的政治战术与宣传手法，也就是他在史达林格勒之战得到胜利之后，对世界施展其国际阴谋的张本。因为共产国际既已“解散”之后，各国共党在莫斯科的战略计划的指使之下，肆行其阴谋暴行，而莫斯科就可不负任何政治责任了。　自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通过其统一战线以后的决议，共产国际系统之下的劳工国际、青年国际以及妇女国际这一类的组织，逐渐改变为区域组织并改变其名称，以便利其在外卫群众中发展。直至此时，共产国际本身亦转入地下工作，而向世界宣布其解散，完全是史达林当时运用其“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个政治战术与宣传的手法。 　在俄共的世界战略计划之中，我们中国仍然是他的第一个目标。他为了开始对这一目标进行攻击，首先就要隐蔽莫斯科与中共的直接隶属关系。于是延安的整风运动，提出了“马克斯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指出“毛泽东思想”，认为他就是“中国的马克斯主义”，这一著亦是为共产国际的“解散”作准备。所以中共的整风运动是从三十一年二月到三十二年五月为止，而共产国际也就在这年五月宣布“解散”了。 　自此时起，在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宣传上，中共不再是一般共产党，不再是苏俄的工具，而是中国农民的“民主党派”和“土地改革者”。自此时起，莫斯科与延安就开始对我国民政府毫无忌惮的作猛烈的政治攻击。 　美国共产党接着亦改名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以掩蔽其苏俄间谍的本质。但莫斯科赋予美共及其同路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美国舆论和政府中，直接破坏中华民国政府的信誉，与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间接为中共宣传其抗战努力，实力强大，和“土地改革”与“新民主主义”，描写陕北匪区的“民主自由”和“康乐进步”，几乎是乌托邦的理想实现了。 第二十六节　罗果夫通讯 ——“两个”中国之说的由来 　三十二年八月八日，莫斯科出版的“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Ｒｏｇｏｖ）批评中国政府的长篇通讯，诋毁我政府里面有“绥靖主义者、失败主义者及投降派所进行的阴谋活动”，阻止军事改革和工业建设，削弱战斗力。并且说“他们挑拨各种冲突与事变，一直到武装冲突，极力想破坏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合作，煽动迫害与消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行动”。他在通讯中明白指出中国将发生“内战”，导致美国朝野误信中国国民党内，真有一班制造内战的“顽固派”。这就是俄共的塔斯社积极为中共全面转变时作宣传的准备。于是美共的机关报“工人日报”及其他二三报纸转载罗果夫的通讯。中共的通讯社“新华社”更引用这篇通讯，说是“同盟国家的舆论，猛烈攻击重庆当局的倒行逆施”。 　太平洋学会这年七月十四日出版的“远东研究”，刊载毕生（Ｔ·Ａ·Ｂｉｓｓｏｎ）“中国在联合作战中的地位”，更提出“两个中国”的论调，指中共匪区是“民主的中国”，中华民国是“封建的中国”。今日国际社会中所流行的“两个中国”的论调，也就是这十三年前的美共及其同路人的旧调重弹。 　自此以后，国际共产党努力在美国舆论及其对华外交上打击中华民国与国民政府的信誉。一切“贪污”、“无能、”“反动”、“独裁”的名词，反覆积累，加以我中华民国国家、政府和我个人，其目的全在破坏中美两国的关系，使中国陷于孤立，并乘国民政府对日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使抗战归于流产，其政权由中共取而代之。这就是莫斯科在中俄“和平共存”中唯一的企图，而至此亦就暴露其真相了。 第二十七节　日苏瓜分中国的蓝图和两个战争合流的征象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革命之后，列宁乘德军的神秘棚车，穿过德军的前哨，回到俄国，策划改变。“十月革命”初告成功，列宁立即发布两道命令：一道是土地归于农民：一道是对德表示和议。这一种利用失败主义来取得政权的阴谋故智，中共于民国三十二年整风运动结束之后，即企图其在中国照样实施。 　远在民国二十六年八月，湘沪战争爆发之后，苏俄驻上海的总领事馆由虹口迁到法租界。二十八年八月，苏德协定激起了欧洲战争，俄总领事馆又由法租界迁回日军事区虹口的原有馆址。此后日本军部特务机关与俄领馆之间，联系日密，亦并不因苏德战争而有所间断。其实当时南京汪伪政权之成立，乃是受到苏俄的鼓励。因为俄总领事透过日军特务机关，表示莫斯科对汪伪组织，将于适当时间予以承认。 　日本与苏俄秘密谅解的基础，就是两国瓜分中国领土的计划。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九月，欧战爆发，日本参谋本部驻在上海的特务机关，立即与汪兆铭积极进行其“组府”的谈判。日方所提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说明了日本军阀与俄共分割中国的全盘企图。他们在北方以东北伪满洲国为其大陆政策的根据地，而割取其所谓“蒙疆自治区域”及“华北紧密协力地带”，包括山西、河北与山东各省；对华中，以吴越平原为根据地，沿长江而上，直达宜昌；在华南，以台湾与海南岛为其海洋政策的根据地，而以福建广东为其外缘。至于外蒙、新疆、西藏，以及潼关以西之大西北区域，则承认其为苏俄的势力范围。这就是日本所提出而为苏方所谅解的条件。当时我获得这个情报，并不为奇。我相信苏俄之志，决不在此，日本军阀出此一著，徒见其幼稚而已。二十九年（一九四○年）一月，“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秘密文件在香港披露出来，而日苏瓜分中国的阴谋乃大白于天下。三十年四月的“日苏中立协定”不过是这个野心计划的一角。上海苏俄总领事对汪伪组织的支持，更是不成问题了。 　三十二年底，湘西及鄂西之战，三十三年平汉路南段之战，中共将我国国军的军事部署与作战计划，透过日军特务机关交给日军。中共企图诱导日军深入中国抗战大后方之华西，使共军得以乘机突破国军的封锁线，向西北扩张其地盘，并且再进一步，与日军夹击我川黔抗战根据地。所以国际共产党攻击国民政府的全面宣传攻击，其幕后还有全面军事攻势，著著进行。　在中共与日军呼应的时候，苏俄亦与日军侵华战事相呼应。三十三年三月，日军对华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从平汉路蔓延粤汉路。其时陕北共军集中兵力，企图乘此时机，侵入甘肃，打通延安与苏俄的交通路线。苏俄驻迪化的总领事馆也就在这一年内，策动新疆一联串的事变。（注）这是中俄及国共“和平共存”中的一个真相的暴露，也就是日本对华直接而公开的战争，与苏俄对华间接而无形的战争，这两个战争合流的一个事实及其内容（注）本章第二十一节，第九七九页。 第二十八节　第三次商谈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苏俄对德军的夏季攻势，恢复了俄境以内的失地三分之二。德国的最后失败已见端倪。史达林对战后世界的全盘的计划，也就从这个时期开始确立。他拒绝参加开罗会议。他于这年十二月，怀抱?整套阴谋，到德黑兰与美英首长举行会议。在欧洲方面，他击败了邱吉尔所主张的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的提议，促成了盟国在法国登陆的计划。这是史达林世界战略第一回合的胜利，注定了战后东欧沦亡的命运。 　三十三年一月，俄军解了列宁格勒之围。二月至三月，俄军收复了畿夫，从德尼卜河向德尼斯特河前进，并击退了克里米亚的德军。在这个时期，中共对我国民政府的全面政治斗争，当然也更进一步的积极展开了。 　三十三年西安商谈，中共的要求，愈谈愈高，最后更完全变质。从这一谈判过程中，可以看出他全面政治斗争的动向。 　中共代表林祖涵于五月四日至八日与政府代表王世杰等会谈中，提出十七条，其内容还是与过去两次要求，相差不远。关于军事问题，中共要求四军十二师之数，于战后转移至指定的防地。关于边区，要求改为行政区，隶属行政院，不受陕西省政府指导。关于党的问题，要求政府予中共以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此外则首次提出“撤除陕甘宁边区军事封锁”。 　到了六月四日，林祖涵忽提出其中共所提“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十二条，乃将历次商谈的内容，几乎完全推翻。 　他提出的条件如下： 　一、关于共军数目，改变为要求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　二、关于陕甘宁边区改组行政区，改变为要求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战所需要的各项设施”；　三、关于移防问题，改变为“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 　中共关于边区问题，新提出如下要求： 　一、“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应请政府公平分配于中国各军，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 　二、“请政府饬令军政机关取消对于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 　此次更提出“关于全国政治”的条件如下： 　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 　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这次商谈，因中共的要求一次一次的改变，其所提条件一次比一次苛刻，当然得不到何种结果。 第二十九节　史迪威事件 ——中共对魏德迈将军的排斥 　我对这次中共所提要求之中，要特别说明的，就是中共关于盟国军援的分配及边区封锁之解除两点。这两点就是史迪威事件的症结。 　史迪威将军到中国工作，在缅北作战，我时时感怀他的劳绩，对于他平时的各种建议，亦无不信任有加。但是他在中缅战场的时期，正是美共及其同路人宣传中共是“土地改革者”和“爱国民主党派”，同时诬蔑我个人是顽固和反动法西斯的时期。他也是受了这种宣传的影响之一人。他误信中共部队可以服从他的指挥。他向我要求把国军和共军同等装备起来，将共军开出边区作战，同时也将晋、陕两省被共军牵制而防备其叛乱的国军，开出作战。可惜他对于共党的阴谋毫无了解。他不知道过去中共在莫斯科指使之下，破坏中国国民革命的事实。他也没有预想共军得到装备，开出“边区”之后，将取何种手段来破坏抗战，颠覆政府。史迪威将军后来对我的争执，完全是共党及其同路人所一手造成的。中美两国军队在中缅战场上的合作，几乎因此而完全破坏。 　我自己觉得我对史迪威将军最大的遗憾，就是在他来华服务之初，不管他对我所说的话，信与不信，我应该把俄共对中国革命与抗战的阴谋及其目的，以及经过事实，明白告诉他，使他事前能够了解和预防。但是我以为自己与他初次共事，互信的关系并未完全建立，所以没有向他切实说明。惟有这一点，也许可以说是我的一个错误。这一不幸的事，直到今日仍使我为之痛心。 　三十三年十月，魏德迈将军（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ｌｂｅｒｔＣ·Ｗｅｄｅｍｅｙｅｒ）继史迪威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兼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魏德迈将军来华就职之后，纯粹尽心于军事的反攻，而中共问题则由赫尔利大使接洽和处理。（注）但是魏德迈将军对于中共问题，仍然继续研究其实情，把握其焦点之所在，并且赫尔利大使就其对共商谈所得的经验，和史迪威将军在华任职的经过事实，予以分析，作为佐证。所以魏德迈将军深切了解中共的阴谋，而毫未受其任何宣传与包围的影响。他与赫尔利大使二人，在华任职期间，对我中国军政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合作无间，而其成绩亦更是优越显著了。三十四年五月，魏德迈将军为了策划全面的反攻，巡视华北，遍历陕西绥远的前线。他途经延安，却拒绝了中共的邀请，没有在延安下机访问朱毛。因为共党最恨的是了解他的阴谋诡计的人，魏德迈将军就是了解共党真相的一人。于是中共对他怀恨在心，而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也就毁谤他，反对他在华任职。所以三十五年之初，正是美国在中国调解国共，统编共军的时期，而魏德迈将军亦就不能不调任离华了。 　（注）赫尔利将军初以美国总统特使来华。三十三年十月，罗斯福总统任命其为驻华大使，三十四年一月八日，呈递国书。 第三十节　中共的军费和政治资本 　　（一）军费转作政治活动 　中共及其国际“同志们”指责国民政府歧视十八集团军，不按照他扩充的兵员给予待遇，并且不给以国军同等的待遇。实际上，国民政府所核准为第十八集团军，其所编成的三军六个师及五个补充团，即是依照国军同等的待遇，按期发给军费的。但是中共从国民政府所领取的军费，并没有用到他的军队，却在就地津贴其外卫团体和文化机构，用作破坏国家统一，分裂抗战阵营的组织、宣传、渗透与颠覆工作的政治作战经费。如重庆新华日报，各地的生活书店，以及群众杂志、解放周刊，延安的抗日大学、陕北公学等，都是由我国民政府发给他十八集团军的军费来支用的。而其各地共军的粮饷，乃是他非法向其“特区”和“边区”民众，以及就地用土改斗争与制贩吗啡等各种税捐征发而来的。 　　（二）走私为其经费来源 　中共的政治作战经费第二个来源，是日军占领区与自由区之间的走私贸易。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封锁日军占领区，中共却由五条路线走私。第一条路线是由包头经绥德入陕北，再由陕北往陇东宁夏。如绥德的“抗敌商店”与延安的“光华商店”，就是买卖日货的总机关；　第二条路线是陕北边区沿黄河的渡口。凡是十八集团军驻防的渡口，都有日货运入河西，向陕西的中部及陕南倾销；　第三条路线是从济南向西，到豫北与晋南； 　第四条路线是从芜湖向西，到皖西与鄂赣一带； 　第五条路线是从蚌埠向西，到皖北及豫西一带。 　中共走私贸易所筹得的利润，就地使用其为对自由区作宣传战、组织战和颠覆工作的经费。 　　（三）推销鸦片与私发伪钞 　中共走私之中，破坏国民政府禁令，危害国民健康的一种贸易，就是推销鸦片。鸦片的来源有二： 　第一是从日军占领区特别是热河等产烟地区，经十八集团军驻守的道路与渡口，向自由区倾销，中共收取过境税，每两鸦片要缴纳法币八元。　第二是中共在陕甘宁特区之内，指使农民种植罂粟。至成熟时，中共派人收取烟土。依土地的肥瘠，或与农户三七分，或与农户四六分。其农民保留的三成或四成，仍由中共定价收购。 　中共由其“特区”向自由区运销鸦片的路线有二：一条是由特区运至宜川韩城；一条是由“特区”运至耀县柳林。 鸦片倾销所得的法币，一部分用作他“特区”擅自私发伪钞的准备金；一部分就地拨充其对自由区渗透颠覆与组织宣传的经费。 　上述的事实，可以说明中共指责国民政府对其十八集团军不发军费以及克扣军费，乃是他完全伪造的谎言了。 第三十一节　第四次商谈 　中共对国民政府的全面政治斗争，从第三次商谈以后，更加积极展开，而其分化中美合作的工作，亦无所不至。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中共不断的邀约美国特使赫尔利将军亲赴延安，商谈要务。赫尔利将军乃于七日，偕林祖涵飞往延安。十日赫尔利将军偕周恩来飞回重庆，携有毛泽东与赫尔利共同签署的“协定”。这一协定显示了什么是中共的政治条件：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一致合作，以期统一中国所有军队，迅速击溃日本，并建设中国。　二、改组现在之国民政府为联合国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代表，立即宣布一新民主政策，规定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事业之改革，并使其发生实效。军事委员会应同时改组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由所有抗日军队之代表组织之。　三、联合国民政府拥护　孙总理之主义，建立一民治民有民享政府，实施各项政策，以资促成进步及民主，树立正义及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诉愿权、保障身体自由权、居住权，并使无恐惧之自由，不虞匮乏之自由，两种权利，实行有效。　四、联合国民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军队，此项军队应遵守并执行其命令。　五、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团体之合法地位。 　这一“协定”草案，在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所最爱听的名词，并且把“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等西方国家所感觉其为冠冕堂皇的字句，亦全盘托了出来，而要求其订为条款。当然这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失为国共和平合作的一个很进步的方案，但是实际上就是他莫斯科此后灭亡东欧各国的公式之中的基本战术。我们今天是在波兰被卖和捷克政变之后，自然是已经熟悉“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的作用之所在，但是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毛泽东向国民政府提出这个要求，我们还没有看见他统制东欧的这一个公式，我们只是拿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国共合作的历史所得到的教训来处理。我决定对这个协定中“联合政府”一点，拒绝同意之外，其他各项尽可一一商谈。但是周恩来回延安后，致函赫尔利将军，谓中共中央对所商各条都不同意。 第三十二节　第五次商谈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下旬，中共又派周恩来到重庆。这次商谈，完全是他一种政治的宣传攻势，其所提出的口号就是“联合政府”。其所摆出的面貌亦愈变狰狞。而他在此次宣传攻势之中，不但公然诋毁政府，而且公然诬蔑赫尔利大使。因马赫尔利大使曾经声明：“美国不以武器支助中国拥有武力之政党”，所以他到了最后亦成为中共攻击的对象。 　这样情形之下，第五次商谈，自然无法得到结果，至五月遂告停顿。 第三十三节　宪政实施的决定 　我们中国国民党秉承　国父孙先生的遗教，国民革命的目的，对外求国家的独立平等，对内为建设民主政治，实行民生主义。本党的训政，乃是从军政到宪政的过渡阶段。如果没有对日抗战的发生，早在民国二十六年，国民大会即已召开，民主宪法早已实施。当抗战之初，本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临时会议举行于武汉，发表宣言，预期抗战胜利之后，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 　在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之间，抗战虽极艰苦，而胜利已经在望。我战时首都重庆对战后建设计划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共惟恐我国民政府获致胜利的果实，所以他在此时破坏抗战、颠覆政府的阴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当时我为了完成民主政治，准备战后建设，决定提早实施宪政。三十四年三月一日，我对宪政实施协进会演说，宣布政府准备于这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制颁宪法。七月七日，国民参政会开会，讨论召开国民大会的议案。但是中共对于这一决定民主政治进行步骤的会议，反而拒绝出席，并且另筹召开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对抗。 第三十四节　中苏谈判中之共党企图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苏的雅尔达会议中，史达林又取得了第二回合几乎可以说是全面的胜利。关于波兰问题、德国占领问题，以及联合国宪章上的否决权问题，都是史达林占了优势。特别是我中华民国在外蒙的主权与东北的主权行政完整，竟成为苏俄参加对日战争的牺牲品。同时，史达林对我中华民国的整个阴谋策划之中，美共及其同路人在美国的任务，是继续扩大其“反华倒蒋”的宣传活动；同时中共及其外卫党派在中国的任务，是政治颠覆和军事变乱。此后的事实都是确切的证明。 　这年六月，正是中苏谈判互助同盟条约的时候，陕北的共匪煽动淳化保安团队，占据县城，与当地国军冲突。同时浙东、浙西与绥南、绥北等地匪军到处袭击国军。美共及其同路人乃乘机大肆宣传，反诬蔑国民政府“发动内战”，要求美国政府停止以军火援华。美共与中共执行史达林所赋予的任务，这还不过是一个开端。 第三十五节　第二个时期的结局 　以上所述，就是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抗战时期，中俄两国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平共存”的发展，及其所得的结局。他们在全面抗战之前，中共对我政府输诚求和时所表现的驯服态度与卑恭的笑脸，以及其在抗战初期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所提出的四项诺言，毛泽东所谓“永远团结，精诚合作，彻底统一”等谎话，到了抗战末期，乃就转变为其全面的武装叛乱与颠覆国家的张本。这时候，中共何尝不想蹈袭一九一七年俄共以失败主义颠覆其临时政府的故智，来夺取我国家的政权。但是我全国国民的精神力和意志力，始终是集中的。国民政府对于战局的控制，始终是稳固的。而且我国民革命军对于共军的防范，始终未稍松懈，再加以抗战胜利之提早来临，未曾给予中共以颠覆政府的机会。但是莫斯科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中华民国从外部征服与从内部颠覆的整个计划，到了抗战初告结束之时，便全面展开了。 [编辑] 第四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结果 第一节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三个时期 　　　　　（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 　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与支持之下，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乘日军深入我后方之际，企图推翻国民政府。因为我政府与全国军民，上下一心，抗战精神始终坚定，不受共匪的煽动，不为国际阴谋所乘，卒能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又因抗战胜利提早到来，日军专诚向国民政府缴械投降，致使共匪不能达成其藉抗战来夺取政权的目的。于是俄共和中共重弹“和平共存”的旧调，来束缚国军的双手，分化中美的合作，以便利其全面动员和全面叛乱，最后乃揭破其狰狞的面目，撕毁中俄和平共存的一切条约和各种协议。三十年来，中俄与国共之间三度和平，三度决裂，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大陆关进铁幕，作为苏维埃帝国征服亚洲侵略世界的基地。 第二节　国府受降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请降书，由瑞士瑞典转达盟国，声明“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之联合宣言所列举之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曰：‘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政府竭诚希望’”。八月十一日，美国代表盟国，请瑞士转致日本政府的覆文，指示日本实施投降条款，最后并声明“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 。　在开罗会议中，我力主日本天皇制的存废，应依其人民的意愿而决定的主张。罗斯福总统亦能谅解此意，乃赞成此议。到了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军队在国外各地均能遵照其天皇的命令，缴械投降。同时日本国内秩序，亦以其天皇为之维系，得免于混乱与破坏。 　中国战区受降的范围是中华民国、台湾及越南的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我指派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处理全部日军投降事宜。总计日军投降的兵力是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二百人。 　我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就是盟军总部将我们中华民国东北领土上的日军，划归苏俄受降。事实上，日本政府于八月十日声明请降，苏俄直至八月八日才宣布自九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苏俄军队是在日军投降以前三天之内才进入我东北和热河察哈尔。这一事实乃成为第二次大战役，苏俄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以及中共对国民政府的颠覆工作之新起点。 第三节　中共的七道“命令”与六项要求 　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日本宣布投降后，立即电令全国各部队，听候命令，根据盟邦协议，执行受降之一切决定。其颁发第十八集团军的电令并详明指示：“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勿擅自行动”。 　但是共匪违抗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竟由朱德以“延安总部”的名义，亦于八月十日，发出七道“命令”，指使各地匪军全面暴动。这些“命令”所指使的匪军动向是这样的： 　一、“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吕正操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张学诗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万毅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李运昌部由河北热河现地，向辽宁吉林进发；韩共军随同进入东北；　二、“为配合外蒙军队进入内蒙及绥察热等地作战”：贺龙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聂荣臻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　三、山西全省的共军“由贺龙统一指挥，进据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　四、为占据及破坏全国“交通要道”，“所有沿北宁路、平绥路、平汉路、同蒲路、沧石路、正太〔第117页〕路、白晋路、道清路、津浦路、陇海路、粤汉路、沪宁路、京芜路、沪杭路、广九路、潮汕路等铁路线及其他解放区一切交通要道两侧之军队，统应积极举行进攻”。 　八月十七日，中共以朱德名义向国民政府提出六项要求，如下： 　一、“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协定和条约时，须事先和解放区抗日人民武装力量商得一致意见”；　二、“中国解放区沦陷区一切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受降办法，接受所包围的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　三、“解放区及沦陷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派代表，参加接受敌人的投降，及处理敌人投降后的工作”；　四、“解放区及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有权选出代表，参加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五、“请蒋委员长制止内战，其办法是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解放区军队接受投降，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国民党军队接受投降”；　六、“立即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实行一切政治经济等民主改革”。 　朱德的七道“命令”和六项要求，其企图极为显明，就是破坏国家统一，破坏军令系统，采取自由行动收缴日伪武器，占据及破坏交通要道，扩大匪区地盘，特别是依附俄蒙军队，割据我东北及热察绥，分裂我国家，并以“联合政府”的口号，向国民政府展开其政治斗争与颠覆活动。 第四节　和平建国方针 　我们中国百年来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民生贫困，国力衰弱。中国国民党为革命建国而奋斗，北伐统一之后，致力于建设事业，但外患内忧，接踵而来，终竟不能不奋起抗战。在这抗战八年之中，征发兵员一千四百万人，伤亡官兵三百二十万人，支出军费计法币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三亿元，一般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尚不计算在内。所以抗战既经结束，人民所渴望的是复员，国家所需要的是建设。尤其是日本侵略主义已告失败，我中华民国与西方各国之间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只要我们国家得到和平安定的环境，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我们革命建国的事业必可成功，所以抗战胜利之日，我们政府就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根据这方针，来决定对外对内政策。 　我们对外政策是为求国家统一独立与世界和平安全而努力，因此虽对国家权益有所让步亦所不惜。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　国父孙先生说道：“为万国互助者，当能有成；为个人或一民族之私利者，自当消灭于无形。”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也抱定这同一信念。下列几项原则就是基于这一信念而来的。 　一、我们是联合国宪章起草国之一，联合国组织的四个发起国之一。我们应以维护正义的立场，为联合国忠实的支持者；　二、我们对日本不采报复主义，应以宽大政策，为促成对日和约而努力；三、我们应力谋与苏俄和平共存之道。我们知道，在日本侵略主义消灭之后，对亚洲的唯一侵略强权是苏俄，我中华民国唯一的外患在苏俄。所以中俄的和平共存，乃是亚洲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基本因素 四、我们对于韩国，依照开罗会议宣言，努力助成其独立与统一，以保障东亚的和平和安全；　五、我们对于泰国，希望其恢复战前固有的独立平等地位，与中华民国重建其正常友好的关系；　六、我们中华民国两度派兵入缅甸作战，但为尊重盟邦主权，恪守国际信义，我远征军在缅甸战场的任务一经完成，立即撤回本国；　七、我们中华民国依同盟国的协定，派遣军队入越南接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之日军投降。但是我们对越南没有领土和其他要求，唯望其民族自治和独立。因此一俟受降完成，地方秩序安定以后，所有国军全部撤回本国；　八、我们中华民国对于划入中国战场之香港，不愿藉招降的机会，忽视国际的合作，因此不派兵接收香港。 　我们对内政策，是以建设现代民主统一国家为总目标。下列几个原则必须在这里特为叙述： 　一、我们要完成民主宪政。在抗战期间，我们预定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这一决定为中共及其外卫之民主同盟所阻挠而中止实行。到了抗战胜利之后，我们政府决定于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二、我们要保持国家统一。我们要把全国军队化为国家的军队，不许再有私人军队和一党的军队。党派的政见应该遵循民主宪政常规，取决于议场，不能再以武力作政争；　三、我们要以国际资本与技术合作，发展生产事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尤其要把东北的资源，在门户开放政策之下，提供于世界，以贡献于人类的福祉。 　我在九月三日（胜利日）曾以如下的语句，申明和平建国的方针如下： 　“在此从战争到和平的紧要关头，我们正与各盟邦结束五十年来日本侵略主义所酿成的险恶局势，共同缔造东亚与世界永久的和平与安全。我们更须在四邻亲睦四境安定之中，收拾战局，恢复秩序，救济收复区被难同胞，抚恤死伤军民的遗族，安辑闾阎，医治疾苦，而且为使过去抗战期间的牺牲真正有其代价，更必须在此时际，开创民主宪政的规模，巩固国家统一的基础。” 　“我们过去的工作是军事第一、胜利为先。我们今后的努力，则在国家统一、政治民主。我们只有共循统一民主的道路，完成建国的工作，实行国父的三民主义，才能同臻于国力充沛，民生 康乐的境域。五十年国民革命所期求，八年抗战所祈向，就在这个最大最后的成功。” 　国民政府对外和对内的设施，即依上述方针进行。中共及其国际“同志们”，也就集中力量来破坏国民政府这个和平建设的方针。 第五节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美英苏三国在雅尔达签订的密约，我们中华民国没有参加，在法律上自不受其拘束，但在事实上，美国对苏和对革政策所加于中苏谈判的影响之大，却无可讳言。 　三十四年四月，外交部长宋子文率领中华民国代表团赴美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已携带着对苏谈判的方案。当然我们的方案是沿袭民国十三年“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和二十六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两大根据，寻求战役两国“和平共存”的途径。我们并没有准备着莫斯科一笔抹煞这两个协定，而完全恢复一九○ 四年帝俄沙皇在东方霸占的特殊权益。 　但在莫斯科中苏谈判中，我们仍然对于下列的国家权益，不得不作重大的让步： 　一、承认外蒙的独立自治； 　二、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 　三、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苏俄直运出口之货物，免除关税； 　四、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根据地。 　苏俄在这条约及其附件中对于中华民国所承诺的各款，则如左记： 　一、“苏俄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苏俄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份，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三、“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俄政府重申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四、关于苏俄参加对日本作战后，其军队由中国撤退之问题，“史达林统帅声明，在日本投降以后，苏俄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并谓“最多三个月足为完全撤退之时期”。 　现在我们把中苏条约及其附件和史达林的诺言，作为苏俄外交与军事上的国际行动的尺度，来衡量此后事势的发展。 第六节　毛泽东的重庆会谈 　 国民政府与苏俄谈判友好同盟条约的同时，也重新开始与中共商谈和平共存的途径。自日本宣布投降之后，我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来商谈。到了八月二十七日，赫尔利大使亲往延安，次日，偕同毛泽东飞抵重庆。 　此后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在四十一天之内，举行了五次会谈，至十月十日发表“会议纪要”，其重要事项如下：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 　“蒋主席所倡导之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 　“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 　关于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及宪法草案等问题，未获协议，双方同意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四、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　中共提出政府应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区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之下，中共愿由现有数目缩编为二十四个至二十个师，并将应整编的部队移至陇海以及苏北皖北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对于中共军队缩编为二十个师，可以考虑，“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进行之”。 　五、关于受降问题 　中共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共军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毛泽东离重庆回延安的前夕，发表演说，依中共机阅报之新华日报十月九日的记载，有如下语句： 　“中国今日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 　“国共两党与各党各派团结一致，不怕困难，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在蒋主席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口头上说他不作“其他打算”，但在事实上，他正在作“其他打算”。他的打算是什么呢？此后的事实就是这个问题最好的答复。毛泽东回到延安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就把上述所有协议及其一切诺言，都彻底破坏无遗了。 第七节　共匪阻挠受降 　这四十一天的商谈，吸引了全国的视线，掩蔽了匪军的实际行动。匪军的实际行动是怎样呢？据重庆新华日报十月十七日发表，从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一日，各地匪军占据城市二百座；在胶济、津浦、陇海、平绥、北宁、德石、平汉、道清各路上，都控制若干据点，妨害华北和华中的交通要道；并威胁了山海关到杭州的海岸线，自垣曲到武陟的黄河沿岸，及苏皖两省的长江沿岸和运河线。 　九月十一日之后的一个月，正是国军在各地接受日军投降的期间。总计国军在十一个受降区内，受降的日军为一百二十四万五千人，均依照盟军总部的规定，遣送回日。但是匪军在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苏北等地，包围缴械的日军，将近三万人，均扣不遣送。 　共匪一方面阻挠国军受降，一方面又在各地区积极扩大反美的宣传。 　抗战结束以前，中美两国军队在中国战场上并肩作战。日本投降之后，美军协助中国军队受降。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美军与我军共同作战，以及协助我军受降，都是衷诚信任，热烈欢迎的。但是共匪横蛮指斥美军在天津、秦皇岛和北戴河、青岛、烟台等地协助国军受降的活动，是“干涉中国内政”。 　共匪的宣传者说：俄军从东北撤退，美军却在华北登陆，美军显然是支持国民政府的“反民主政策”。他们这种宣传的目的，在一方面是影响美国的舆论，压迫美国政府撤退其在中国战场的美国军队： 　另一方面，就是妨害国军到华北受降，特别是阻止国军到东北接收主权。 　共匪在这一大宣传运动的背后，做了一些什么？他做的是： 　一、破坏交通：所有北方各铁路的干支线，都遭受共军破坏，总计数百次，其破坏最为严重的处所，需要长时间始能修复；　二、决溃黄汎堤：河南省太康一带，造成数百里灾区； 　三、炸毁及拆毁河北、山西及河南的矿场；　四、焚毁及捣毁工厂：单是山西一省，大小工厂被其破坏五百余家； 　五、烧平村镇：江苏、山东、河南等省到处都发生这种暴行；　六、屠杀人民：张家口附近崇礼的屠城，尤为惨酷； 　七、强拉壮丁：凡共军到过的地方，十五至四十五岁的男子都被迫“参军”；　八、扩大地盘：自九月至十二月，所谓解放区已由七十县扩大为二百余县； 　九、滥发“抗币”和“边币”等伪币，强迫人民使用，破坏国家的币制。 第八节　苏俄在东北的违约背信 　依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中苏此次共同作战，苏俄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役，苏俄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　第二条及第五条规定如下： 　“（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代表一人及助理人员若干人，在业已收复之领土执行左列任务：　甲、在敌人业已肃清之区域，依照中国法律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　乙、协助在已收复领土内，树立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及非正规军，与苏联军队之合作。” 　“（五）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 　直至八月三十日，赫尔利大使以美国驻俄大使哈立曼电文相告，史达林对哈立曼还是说：“迄至现在，红军并未与中共取得接触”，又说：“在东北之红军并未发现有何共军游击队。”但在事实上苏俄军队乘日本投降的机会，进入我东北，收缴日军的武器，扣留日俘，同时，对于我国民政府派遣军队进入东北接收主权，处处阻挠，并正式拒绝，而为中共匪部进入东北争取时间，并将其所收缴的日军百余万人所使用的武器给予共军。 　十月一日，苏俄大使彼得罗夫通知我方，谓苏俄政府决定十月上旬开始撤兵，请我派员于十日以前，到长春与马林诺夫斯基商谈接防办法。我政府即派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飞往长春，并通知彼得罗夫，谓我方决定于十月十日自九龙船运部队往大连登陆，进入东北接防。五日，我驻俄大使傅秉常电告，苏俄外交部表示： “大连马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之港口，苏俄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军队在大连登陆。”我军在大连登陆的计划因而中止实施。熊主任到长春后，于十三日及十七日，两度与马林诺夫斯基商谈，提出我军在葫芦岛与管口登陆的计划，马答以“并无意见”。但至二十七日，我军先头部队到达葫芦岛，竟遭岸上匪军射击，不能登陆，折回青岛。政府至此只得指定其转往秦皇岛登陆，循北宁路向山海关前进。 　十一月五日，马林诺夫斯基通知熊主任，葫芦岛已被共军占据，营口已有共军进入，他对于国军的营口登陆，不能负责。他又说俄军自十日起即向北撤退，至撤退之地方情形，苏方概不负责。他对于我方编组地方团队，及派联络员偕同我政府人员往各省市接收，都拒绝同意。这时中共由山东海运北上的部队已进入安东。十一日竟有共军进入我东北行营所在之长春市。同时沈阳亦有共军准备作战。 第九节　苏俄盘踞外蒙并侵占热察 　前章说过，民国三十年六月，苏俄对德作战，唐努乌梁海的傀儡组织亦即宣布其参加苏俄对德的战争，于是唐努乌梁海也就并入苏俄的版图。（注）到了民国三十四年八月，莫斯科再将这一公式，应用于外蒙古。这年八月九日，苏俄对日宣战。十一日，外蒙古的傀儡组织亦对日宣战。次年（三十五年） 二月十三日，俄蒙重订新约，于是外蒙古乃在其所谓“独立”的名义之下，并归苏俄的统治。 　苏俄对日宣战之后，其军队随即侵入我东北。外蒙对日宣战之后，其军队亦即侵入我察哈尔。八月二十三日，中共匪军在俄蒙军掩护之下，窜入张家口。俄共与中共乃即制造“向蒙自治”的运动。俄军更以外蒙傀儡组织的名义，向“内蒙”输送军火，并派遣其所谓“苏蒙军使节团”到张家口，对匪军予以训练和装备。三十五年一月，竟在兴安之南的葛根庙，召开其所谓“东蒙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其所谓“东蒙人民自治政治”。这年四月，又在承德召集其东西蒙的傀儡举行会议，将东蒙自治政府并入其所谓“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企图于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的时期，亦举行其所谓“内蒙人民代表会议”，设立“内蒙自治区政府”。 　三十六年六月五日，苏俄的红星飞机掩护外蒙军队，从蒙古与新疆边界之白塔山，侵入我新疆省。此后三十七年一月至四月，这一冲突，仍继续发生。我政府对苏俄政府屡提抗议，莫斯科反而栽诬我国国军侵入外蒙边境。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政府为了中俄两国友好，并望长期和平关系，乃接受苏俄所提外蒙独立的要求。我政府对外蒙的政策，向以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为指导原则，如外蒙从此真能独立自由，而为中俄两国互不侵犯之仲介与保障，虽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亦在所不惜。不料我们承认其独立之后，苏俄对外蒙的控制，更变本加厉，而我外蒙民族乃沦入奴隶牛马的境域。并且外蒙傀儡组织，在苏俄指使之下，即于当年策动我内蒙的叛乱，同时不断扰乱新疆，而且历次参加新疆事变。可知外蒙这种傀儡组织不仅不能代表蒙古民族，并且完全是苏俄侵略中国和破坏东方国际和平的工具，绝对不能构成一个独立自治的国家。 　（注）本编第三章第二十节，第九七七页。 第十节　史达林采取行动 　三十四年八月以后，苏俄违约背信，对我热察及东北领土的野心企图，及其对中共叛国阴谋的指使与策划，暴露无遗。至于俄军对于我东北人民掳掠奸淫的残暴行为，更不忍在此有所叙述。 　我们认清了俄方对东北的狂暴劫掠和他的狡诈手段，乃决定将东北行营及接收人员自长春撤退，移至山海关。十一月十五日，外交部以此一项决定通知俄使彼得罗夫。同时我电告美国杜鲁门总统，指出苏俄违约背信所造成的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的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的重大威胁，唯有中美双方积极的与协调的行动，才能防止其继续恶化。杜鲁门总统表示其必与我密切合作，妥商办法。 　我政府关于东北行营撤退长春的决定发表以后，俄方态度乃临时转变，而突然软化，对我方极力表示友好，并声称一切接收工作，皆可依照友好同盟条约进行，而无不可以协商解决之事。但是我仍照既定方针，令行营移驻榆关，所有调往东北的部队，决定放弃大连、营口等港登陆计划，皆由陆上沿锦榆路两侧前进。十一月二十六日，国军从榆关进驻锦州，占领葫芦岛。我即令其停止待命，勿再向沈阳前进。我政府对东北，决心不再进行接收工作，一任俄军非法占据，再看他将来如何解决这一国际和平安全所关的东北问题。 　但是当时俄方一再作友好的表示。而美国政府同时复以诚意拨给大量运输舰只，协助我从海道运兵进入东北，期待我早日接收东北主权。于是我原定停止接收东北的政策乃又动摇，而改取积极进行全面接收的行动。十二月五日，马林诺夫斯基亦派员与我方谈判国军由锦州向沈阳推进时双方联络问题。三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国军进驻沈阳。 　至此，史达林忽亦采取行动。他邀经国访俄。十二月二十五日，经国以我私人代表的资格往莫斯科，至三十五年一月十四日回国。史达林在其与经国两次谈话中，表示他对于中、苏及国共两党和平共存的意愿，并且表示他赞同中美苏三国的合作，但反对中国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尤其反对第三者的势力进入东北，而力劝中国采取不偏不倚的独立政策。 　史达林最后对经国表示其希望我访问莫斯科，或在中俄边境上适当地点会谈，实则此次史达林邀经国访俄，其目的全在于此。我曾以此事征询马歇尔特使的意见，马歇尔特使的答复是“如有助于中俄的邦交，他无不赞同”。于是我对他亦未便再道其详，否则，他或许以为我有挟俄自重的心理。我乃决定婉谢史达林的邀请。 　到了五月五日（三十五年），苏俄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接莫斯科来电，要见经国。六日，经国与罗申晤谈，得知史达林再度邀请我访莫斯科，与他会晤，其时间最好是莫洛托夫由巴黎回俄以后。七日，莫斯科又电罗申，催我答复。这个时候正是华盛顿对华五亿借款突然停止的消息传布于中国的时候，亦正是马歇尔特使行将回华而未回的时候。我经过郑重考虑之后，认为这是我国今后外交政策成败上，一个最后决定关头。如我接受其邀请访俄，则今后外交只有依照俄共对华一贯的策略，就是国共合作，共同组织联合政府，向苏俄一面倒，以达其对我“和平转变”的目的。我们如果走上这一条路，那就是断送我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以及整个民族命脉。否则，拒绝他的邀请，使其断绝对我的希望，则他对扶植其傀儡共匪侵华的行动，必更表面化，而再无回旋的余地。但是当时国际舆论已在共产国际宣传笼罩之下，民主各国对于中苏关系，多半姑息苏俄，其对我政府的态度，都是十分淡漠，且抱极度悲观，而其对中国的前途及其本国在华的利益，几乎都寄托在中共身上。所以我国当时，无论采取苏俄或美英的外交路线，其所得后果如何，都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最后，我与中央干部更加以彻底检讨，佥认为今日我国的外交，只有以本国永久的利害和人民根本的祸福阅系为基础，来决定我们独立自主的政策，而决不能以国际上一时的苟安和目前的得失为转移。自中苏同盟条约订立之后，我们在这样重大的牺牲之下，尚不能餍足其欲望，那他非彻底统制我中国，灭亡我民族不可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所以在苏俄未能履行此条约，以事实证明其中俄合作尚有一线希望之前，我实无与史达林会晤的必要。 　这时东亚大陆与西太平洋的危机，正以我们东北为起点，而在加速发展之中。大家认为这一危机，非中美彻底合作，不能阻止其继续恶化。莫斯科当然知道，为了他要独占东北，并促成中共的叛乱，必须要先破坏中美的关系，而使中国完全孤立。如果此次我们不能拒绝他的邀请，而与他会晤，无异于提供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以离间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资料。当时中美关系已潜伏?一股国际暗流，中国已陷入孤立的地位，若使中美双方要以其两国对俄的共同利害关系为基础，来商讨共同对俄的政策，实不可能了。所以此时，我们只可不问国际环境，和西方国家对我国态度和政策如何，而坚持独立自主的一贯政策，对俄共侵略者作孤军奋斗，与之周旋到底。因此我对于史达林第二次的邀请，乃再度决定予以委婉的拒绝。 　后来美国驻华大使馆员却来向我探询，说是我两次要求会晤史达林，而皆为史达林所拒绝，其内容究竟如何？我才把经过事实告知他。由此更可见史达林这一举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制造疑云，中伤中美两国关系。苦是我在当时，真是接受其邀约的话，那他对中美挑拨离间的手段，更是有隙可乘，无所不用其极了。这亦是我们在中俄“和平共存”中一个深刻的教训。 第十一节　史达林对中国的建议 　　　　——中国之中立化 　莫斯科不仅消极的中伤中美的关系，并且积极的企图操纵中国的外交与内政。史达林屡次对我政府表达下列的意见： 　一、他说明他与中共的关系时，希望中国不再认定苏俄与中共混为一体。他与中共在政治上并无任何关系，只是俄共在国际上对各国共党一样表示其同情而已。他承认苏俄曾有代表驻在延安，但此时已经召回。他自称其对中共派遣军队进入东北一点，曾经拒绝同意；　二、他不仅要求中国拒绝“第三者”进入东北，并且希望中国采取“独立政策”。他指责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并要求中国实行与苏俄积极的“共同防日”，并希望中国重新采取民国十三年的“联俄”与“容共”的政策。当时他所谓不偏不倚的“独立政策”，其实就是要求中国采取中立路线，而陷于孤立，使我不能不向他 “一面倒”。　三、他表示苏俄对中国的道义与物质的援助，决不给予中共，而必须支持国民政府。如果对国共和解问题，中国政府没有认为必要，则苏俄必不愿参与其间。他希望国民政府对中共的要求，多作让步。他主张中国国民党与中共作“和平竞争”。 　四、他极力说明第二次大战之后，二十年至三十年之内，没有世界战争。 　这是苏俄在抗战胜利之初，三十五年的阶段，对华的中立战术，亦即为史达林的一个很明白的策略，其用心何在，昭然若揭。当时只要我采取他的所谓“独立政策”，对外以美苏两国和东西南方的桥梁自居，采取中立路线，而对内经由莫斯科的调停而与中共及各党派组织“联合政府”，其结果是整个中国“和平转变” 为苏俄的附庸，苏俄亦即兵不血刃而控制整个中国，从此他不仅可以和平的征服亚洲，而且更可以转化太平洋为俄罗斯的内湖。因此我乃决心拒绝史达林这一切建议。 第十二节　国际共党的宣传攻势 　莫斯科侵略主义者知道，要在战场上征服中国，必先在美国的舆论与外交上击败国民政府。同时他亦知道，非推倒中华民国亲美的政府，而以中共取而代之，即不能依照其一贯的谋略，作有计划有程序的逐步实施，来排除美国的势力，以达到其独霸亚洲的野心。 　在抗战结束时期，共匪的军队虽自称四十七万人，但若国民政府顺利推行其复员建设计划，全国国民趋向于还乡复业，各安生计，共匪虽欲以武装力量分裂国家，夺取政权，终必为国民所共弃。他只有放弃武装，改走合法的道路。反之，如果国民政府放手动员作战，亦必能重获十年以前在赣南五度围剿最后的胜利。这一胜利足以保持国家的完整，遏制中共对于亚洲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威胁与破坏。国民政府对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我在当时选择了和平建设的道路，同时对共匪的武装叛乱，亦有控制与戡定的把握与自信。 　共匪当然知道，国民政府无论是和平建设或是动员戡乱，只要是顺利进行，都足以打击他的企图，甚至消灭他的存在。所以共匪及其国际同志们，在莫斯科指使之下，对国际社会与中国国内，以“和平共存”掩蔽其武装叛乱，以武装叛乱助长其政治攻势，使国民政府陷于孤立的地位，堕入既不能和又不能战的呆境。 　当时国内外人士如能作公平与冷静的观察和评判，必然达到如下之两点。但是他们受了共产国际及其同路人宣传活动的影响，对中国问题的本质，没有明确的分析。 　一、在政治上，共匪的武装叛乱，就是苏俄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一战争的执行者是中共匪军，而其主使者是莫斯科。但是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众口同声，指为“内战”，并诬为国民政府所制造，以掩蔽其侵略主义的本质。　二、在法律上，国民政府与任何民主国家的政府一样，对于国内的叛乱不能不加以戡定，以维持政治社会的秩序。这是政府的职责，也是政府的权力。但是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反内战”的宣传，竟使国内外人士抹煞国民政府的应有职责和合法权力，误认国民政府为穷兵黩武的侵略主义的法西斯，而加以诋毁；同时误信共匪的叛乱为民主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而寄予同情。 　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宣传活动，在国际间造成一种逻辑。当然这一逻辑是错误的。共匪制造武装叛乱迫使国民政府不能不采取军事行动，而一般人士却指责这种军事行动即为挑起“内战”，而“内战”乃构成世界和平的威胁，以耸动世界的观听。在这种逻辑之下，国民政府为了取得国际的谅解和盟邦的合作，只有束手坐待共匪到处袭击，扩大叛乱。其结果，国民政府就失掉控制国家秩序的权力，于是共匪的武装暴力全面发展，而乃真正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了。 第十三节　共匪对中立主义的运用 　在这国际共党对中国一面制造“内战”，而一面又“反内战”的政治宣传攻势之中，共匪再度展开其中立战术。抗战以前，所谓抗日救国大同盟，到了抗战期间，更与几个政团结成所谓“民主同盟”。 　抗战结束之后，这一民主同盟再度以中立的姿态，扩大活动。三十四年十月，民主同盟临时全国大会发表宣言，自己承认其为中立主义者。宣言说道： 　“民主同盟自成立以来，即以独立的而且中立的立场，对国家的和平、统一、团结，有继续不断的努力。” 　同时宣言也暴露了他自己的工作，是替中共作“内战”与“反内战”的宣传活动。宣言说道：　“中国今天还是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对峙的局面。日本投降以后，对立的形势更增加了内战的危机。倘若这种形势不能彻底改变，中国便谈不到和平、统一、团结，更谈不到民主。” 　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替中共提出其所谓“联合政府”的主张，宣言说道：　“民主同盟始终相信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当前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同时亦是全国通力合作，群策群力，共同建国的唯一途径。” 　当时的局势如果是“国共两党对峙的局势”，而有人采取独立的中立的立场，为国家“和平、统一、团结与民主”来努力，这个人是何等时髦？于是这一宣传攻势之中，一般游离的政客，失意的军人，以及一般对政治无远见，和对苏俄的侵略主义与共匪的颠覆活动无认识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他们得到一个政治的出路的唯一良机。就是在这样中立主义的空气笼罩之下，社会反共的心理渐趋瓦解，政府也渐陷于孤立地位。 　同时在无形中，共党既孤立了我们政府，而也孤立了中立者。这些中立者本来是对国民革命没有认识，对共产主义也莫名其妙，是非不明，利害不分，只知投机取巧，混水摸鱼是图，他们就是这样在政府与中共两者的中间，纵横捭阖，过?骑墙的生活。他们以为即使共匪得势，亦可待价而沽，不患无利可图。不料到了我们政府遭受挫折之后，这些自命为中立者一经沦入铁幕，却就丧了其“使用价值”，而只有俯首屈膝，受共汇的宰制了。 　三十五年这一年中间，国际调处与政治协商，更是造成一种姑息妥协的气氛，使中立主义愈益猖狂。这中立与民主的伪装，掩蔽了共匪的军事行动，伸张了他的渗透工作，瓦解了反共的力量，最后破坏了政府动员戡乱的政策。这要比共匪自己直接的活动，发生了更大的效力。 第十四节　美国调处的开始 　　　　　与第一次停战令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发表其对华政策声明。马歇尔特使就在这一天启程前来中国，执行这一声明所赋予的使命。 　国民政府与中共的商谈，这次是第七次。从前六次商谈，都是以失败为结局。这次商谈的前途，中外人士自然亦不抱乐观。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与马歇尔特使首次在南京会晤之后，有一位美国将军即问我，马歇尔特使此次来华调处国共问题的前途如何？我当时很简单的答他说：“这个问题的关键，全在苏俄，应该问莫斯科才行。”我又反问这位将军说：“你看莫斯科是否能允许你美国在华调处国共问题成功呢？”他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将这意思，直告马特使呢？”我答道： “现在尚非其时，待后再说吧。”不过，当时我仍相信马歇尔将军在世界上的信誉和地位，是可完成他这个使命的。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至十日，由政府代表、中共代表及马歇尔特使以调解人资格参加之三人小组，举行了六次会议，停战命令全部得到协议，并于十日，由政府与中共双方将停战命令下达于各指挥官。其要点如下： 　（一）一切战门行动立即停止；　（二）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但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并不影响；　（三）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包括邮政在内）之行动必须停止；　（四）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一人代表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共，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 第十五节　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就在停战命令发布的这一天开幕。我在开会词中，诚挚表示：“政府对于本会的决定，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建设，有裨于人民的幸福，有助于民主的推进，无不倾诚接纳。”同时我宣布了政府对于保障人民自由，尊重政党的合法地位，推行地方自治及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决定实施。中国国民党代表更首先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案”，在国民大会未举行之前，国民政府委员会及行政院均将容纳各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准备实施宪政。 　政治协商会议，在二十一天之中，成立了五项协议。其要点如下： 　（一）政府改组案 　 一、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定为四十人。由国民政府主席就中国国民党内外人士选任之； 　二、国民政府委员之一般议案，以出席委员之过半数通过之。国民政府委员会讨论之议案，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由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之赞成，始得议决； 　 三、行政院部会长官及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均可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 　 二）和平建国纲领案 　在国民政府扩大组织之后，宪政实施以前，以和平建国纲领为国民政府施政的准绳。这一纲领对于人民权利、政治、军事、外交、经济财政、教育文化、善后救济、和侨务诸般施政，广为规定。其总则之四条如左： 　一、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 　二、全国力量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　三、确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四、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之和平发展。 　（三）军事问题案 　军事问题协议案分为四项：一为建军原则；二为整军原则；三为实行以政治军办法；四为实行整编办法。其重要原则如下： 　一、军队属于国家； 　二、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有公开的秘密的党团活动；　三、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隶属于行政院。国防部内设一建军委员会，由各方人士参加；　四、军事三人小组照原定计划，尽速商定中共军队整编办法，整编完竣。 　中央军队应照军政部原定计划，于六个月内完成其九十师之整编。　上两项整编完竣，应再将全国所有军队，统一整编为五十师或六十师。 　（四）国民大会案 　国民政府原定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因中共及民主同盟坚强反对，逐至延期。政治协商会议关于这一问题，得到协议，其要点如下： 　一、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 　二、区域及职业代表一千二百名照旧。台湾及东北等新增区域及职业代表一百五十名； 　三、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七百名，其分配另定之。 　（五）宪章修改原则案 　政治协商会议对于国民政府在抗战以前公布的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提出修改原则十二项，并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修改原则，参酌各方提出的意见，加以整理，制定五五宪草修正 案。 第十六节　军队整编及统编案 　在这五项协议中，关于军事问题，另由三人会议及军事小组继续会商。二月九日，三人会议召开恢复交通会议，其全部协议，由国民政府公布。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军事小组连开五次会议，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其要点如下： 　一、中共在双十协定及政治协商会议中，要求共军编为二十个师。整编统编方案协议为第一期十二个月的整编，政府从三百五十四师缩编为九十个师，中共可保留十八个师。第二期六个月的整编，政府保留五十个师，中共十个师。政府军队对中共军队始终保持五比一之比例。　二、共军编入国军的步骤，协议为第一期统编为四个集团军，每一集团军以政府军与中共军各一军编成。至第二期，始以师为单位，统编为军，即国防军二十个军中，有六个军由政府部队与中共部队合编而成。 　三、共军与政府军的配置，协议为第一期，华北配置政府军与共军统编的四个集团军之外，再驻三个政府军。东北配置五个政府军，一个中共军。华中配置一个中共军，九个政府军。至第二期，华北配置中共军七个师，政府军十一个师；东北配置政府军十四个师，中共军一个师；华中配置政府军十个师，中共军两个师。 　一般人以为停战令及恢复交通办法的颁布，军队整编与统编共军为国军方案的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设立与开始工作，及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协议，使国家从此进入和平建设的阶段，人民从此得到复员还乡安居乐业的机会。马歇尔特使也自觉他的调处工作告一段落，回国述职。国民政府亦决定整编方针，无论共党执行协议与否，政府必按照既定的办法和程序，切实实施。但是共匪对于他自己参加议定的命令、办法、方案和协议，是不是实行了呢？下面所说的各项事实，就是确切的答复。 第十七节　美国调处与中立主义 　马歇尔特使第一次启程回美之时，我对他与吉伦将军说：中共认定武装军队是他“革命的资本”。今天的统编计划虽于他们最为有利，但是要把中共的军队统编于国军之内，可以说是“与虎谋皮”。如果我们真要希望中共履行这个统编方案，那只有仰赖上帝，能使中共“弄假成真”。　马歇尔特使回美之后，共匪乃即从事破坏停战命令，对于恢复交通与军事整编统编案等所订的各条款，一概抹煞，拒不执行。而且匪军大量窜入东北，扩大叛乱。当马特使由美返华时，我鉴于停战令以后三个月之中，中共对于所有协议与重要条款几乎破坏殆尽，乃特别对马特使说：“这次美国参加国共和谈，调处军事冲突，务须中美两国政策互相协调，更要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互相了解，免为共党离间中伤的奸计所乘才好。”我始终坚持这个方针，并时加警觉，所以我对于共匪反覆无常，荒谬狂妄的要求，总是委曲求全，忍耐到底，无论如何不使中美双方发生裂痕，使苏俄共匪乘机得逞。 　但是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处这一件事，是关乎美国、中国与苏俄三方面的。因此，他的调处工作对于中国的局势，到底发生了什么影响，也要从这三方面来考察。 　从美国来看，他以第三者的立场，来调虚国共冲突，促成中国的和平统一，使其战后复员建设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这当然是十分诚意的，并亦自认其为十分公正的。但在这调处进行的中间，美国为使各方接受调处并遵守协议，不得不施用其政治影响。他这一政治影响，对于中共的匪区，以及苏俄的铁幕，都不能发生什么效用，而其对于我们中国的国民心理以及我们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却造成重大的结果。这是当时美国政府预料所不及的。 　在苏俄方面，他对于美国的调处，是作为“中立战术”来利用的。第一是他所供给中共之百余万人的日军武器，还要有补充编训约需一年以上的时间，方能发动全面叛乱，故其利用美国调处机会，来争取这一年余的缓兵之计。第二、他利用这个调处，不仅要求施展其普通的中立战术，乘机来分化中美关系，瓦解我们反共的阵营；而其中还另有一个最大的企图，就是他决不允美国调处有所成就。因为在俄共看来，如果马特使在华调停有所成就，那就是苏俄对华政策的根本失败，所以他不只是破坏这一调处〕，而且他希望中美两国在此调停期间，发生冲突，而致破裂。于是他指使中共一面背约捣乱，另一面且对美国恣意指责，时加污辱，到了最后阶段，其反美的诬蔑狂妄态度，更令人不堪想像。这是莫斯科预定阴谋的实现。他要在美国无法调停，而马使离华回国之后，乘机来调处国共冲突，干涉和操纵中国的政局。但是俄共这一个企图，早已为我们所看破，而卒成幻想。 第十八节　东北变乱与第二次停战令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俄军从长春撤退，中共匪军随即擅入长春市。国军受了停战令的限制，不能抵御，更不能攻击，只得退避。二月十六日，重庆新华日报宣布东北有所谓“民主联军”三十万人。共匪发言人更提出解决东北问题办法四点： 　一、要求政府改组东北行营及政治经济两委员会与各省政府，吸收东北“民主人士”及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 　二、承认并整编东北的“民主联军”； 　三、承认东北各县的“自治政府”； 　四、国民政府为恢复主权而开入东北的部队，其数量应予限制。 　依据一月十日停战令，国军进入东北接收主权，不受停战令限制。苏俄装备匪军并帮助其接替俄军，占据东北的县市，显然是违反中苏协定；共军阻碍国军接收主权的部署，并攻击接收主权的国军，乃〔第145页〕完全违反停战命令。而且根据这一次共匪发言人所发表的正式谈话看来，那他们简直对于一月十日以前三人小组所订立的一切协定，已经一概抹煞，毫无实行的意向，亦就很明显了。 　马歇尔特使回国的前夕，三人会议于三月十一日集会，商谈东北问题。马特使提出“关于派遣执行小组赴东北授予执行部命令草案”。其第一至第三条，规定军事调处的程序。其第四及第五两条有如下的规定： 　“（四）政府部队有权占领恢复中国东北主权必要之各地区，并特别指明政府军队在沿中苏条约中所载明两条铁路之两侧三十公里，有单独管辖之权。” 　“（五）政府军队为重建主权所必须占领之地区（包括煤矿）需要共军由之撤退；苏军所撤出之地区，中共军队不得开入占领。” 　中共代表周恩来对于第四条不肯同意。马歇尔特使回国后，由吉伦将军参加三人会议，继续商谈。依照周恩来自己所拟订文字，将四五两条改为三条如下： 　“（四）政府为接收东北主权，有权派兵进驻苏军‘现时’撤退之地区，包括长春路两侧各三十华里在内；” 　“（五）凡现时中共部队驻在地区，政府军队如须进驻，应经过执行小组协议行之；” 　“（六）以后东北驻军地区依整军方案另定之。” 　周恩来携本案回延安请示，延安竟不予同意。最后中美双方作最大的让步，将马歇尔原案四五两条历次修正文字一概删去，只存留第一至第三条关于军事调处程序的规定，周恩来始肯由延安回到重庆。于是三月十一日马歇尔特使回国前所定“关于派遣执行小组赴东北授予执行部命令案”之协议，完全被共匪违抗破坏，不能执行，而无效了。此后三月二十七日及四月八日与九日之会谈，更无任何结果。 　这时匪军在东北扩大变乱，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往东北的小组，对于俄军支持之下的匪军行动，无由进行调处。匪军并集中四平街，阻止国军从沈阳北上接收主权，遂引起战争。激战一星期，林彪所率匪部号称三十万大军，被我国军总指挥杜聿明部彻底击败，伤亡过半，其他残部溃不成军，分途向中东铁路、哈尔滨绥芬河一带崩溃。杜总指挥即于五月二十三日由四平街进占长春，并令其所部以哈尔滨为目标，沿长春铁路线向北追击，势如破竹，匪军毫无抵抗行动。此一剿共战役，可说是继二十三年在赣南五次围剿以后，又是最大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而其共匪当时溃败的情况，及其狼狈的程度，实与其在赣南突围逃窜时的惨状，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在此时，马歇尔特使，初由美国返华，遂与我进行商讨如何停止战争与继续和谈的方法。我乃于五月二十一日，亲飞沈阳，视察战局，综核前方报告，都认为共匪经过此次致命惩创之后，如不受国际特殊的影响，决无再起可能。我亦以为共匪在此创巨痛深之余，苟有一线爱国良知，果能实践其一月间停战协定等诺言，仍可予其悔祸自新，效忠国家另一次之机会，乃先令前方追击部队就地停止待命。 　五月二十四日，我从沈阳致马特使函，表示国军在东北可以接受停战的决心，只要中共能实践其停战协定与恢复交通办法，以及实行统编方案等条款。我回到南京与马特使讨论数度之后，乃于六月六日接受马歇尔特使的建议，颁发第二次停战令，并将已经越过小松花江停止在双城附近的追击部队，乃复调回至陶赖昭与德惠县一带，仍取守势，以待和谈解决。同时并发表声明如下： 　“余刻已对我东北各军下令，自六月七日正午起，停止攻击前进及追击，其期限为十五日。此举在使中共再得一机会，使其能确实履行其以前所签订之协定。政府采取此一措施，绝不影响其根据中苏条约有恢复东北主权之权利。” 　中美双方与中共之间，在这十五日之内，对于东北停战与整军问题，以马特使“结束东北之战争”方案为底案，反覆商谈，未能得到协议。至六月二十一日，我再度宣布，将停止前进攻击的命令延长八日，至六月三十日中午为止。 　但在这八日之内，中共又提出其更高的条件，以致商谈毫无成就。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就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当时已进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公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苦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这不仅是重蹈过去以为中共亦是中国人，总是爱中国的，终有和平解决可能的这一幻想，所带来无穷灾害的覆辙；而亦就是我在“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一章中所自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以及“我们自信太过，忽视了共党兽性与暴行”的弱点，所造成的祸根。 第十九节　苏俄对东北工矿的劫掠 　就在这个期间，苏俄对东北工矿的劫掠，加紧进行，而其对东北经济独占的企图，更是露骨了。 　俄军进入东北后，即开始拆迁重要工业设备。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俄方更向我方提出：日本所经营的工厂企业，俄军认为其应作战利品；其伪满及中国人所经营的工厂企业，交还中国政府；至日伪合办的工厂企业，由两国政府正式谈判解决之。三十五年二月一日，马林诺夫斯基对中苏经济合作问题，再度声明“日本在东北经营的军事工业，动产部门应为红军战利品。但为对中国表示友好起见，苏方愿将战利品之一部（工矿）财产权之一半，分让中国，并由双方共同经营。”又说：“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能采用简单迅速办法解决，并不愿第三者参加，尤不愿东北再成为反苏的根据地。”这一声明，显系破坏我政府对东北的门户开放原则，而其排美的独占政策更是鲜明。 　二月一日，我方就经济合作问题提出具体对案。我对于俄方认为日本在东北的一切事业资产皆为红军战利品一节，不能承认；关于“合办”，南满铁路及其附属事业、水电工厂、抚顺煤矿、鞍山钢铁厂、东北航空及松花江航运，均不在合办之列。但是马林诺夫斯基声称：“苏俄不愿使东北再成为反苏的根据地。此种经济合作计划，仅为对自身安全之一种戒备手段。”他对于我方从合办案中剔除各处厂矿，均不同意。　恰在这时，我政府所派之接收工矿特派员张莘夫，率领技师及警员九人前往抚顺视察，被共匪拒绝接收，折返沈阳，中途在李岩车站，被匪军加以杀害。这一事件更激起我国一般民众的愤慨，我东北同胞尤为悲愤。 　美国国务院于二月十一日，向中苏两国政府致送照会，认为东北工业绝对由中苏共管，使美国及其他盟国人民未能获得参加东北经济发展之均等机会，为违反门户开放的原则。日本在国外的财产，应由盟国组织日本赔偿委员会作最后分配之决定。 　美国对我东北门户开放的主张，是与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经济政策相合的。但是美国的照会并未能阻止苏俄对东北工业及资源的劫掠暴行与独占企图。经济合作的谈判固然没有结果，工业装备的劫掠和破坏，一直继续进行。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盟国日本赔偿委员会美国代表鲍莱关于东北工业状况的调查报告，其中说道：“估计该地于俄军占领期内，工业上的直接损失达八亿五千八百万美元。如果计算工业设备的复置费用和品质的变坏损失额，应为二十亿美元。”这个数目就是苏俄对东北产业和资源劫掠的成绩。 第二十节　匪军的全面攻势 　三十五年五月，匪军为策应其东北的军事行动，在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等省，到处破坏停战 协定，发动攻势。 一、熱察方面 一月十日停战令颁布之后，匪军进入赤峰，国军受停战令的限制，只得退避。六月六日停战令颁布后，匪军又进入承德。九月二十日，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到张家口的小组，在匪军压迫之下撤退。 　二、山东方面 　六月六日停战令后，匪军于九日进占枣庄，十日进占德州与泰安，以及高密、胶县、南泉、蓝村等城镇，同时在青岛外围结集部队五万人，在济南外围结集十余万人，向两市进攻，于是激 起青岛济南两处的战争。 　三、苏北方面 　六月三十日，政府发布政治解决的声明以后，匪军结集十六个团的兵力，围攻泰兴，国军仓卒应战，伤亡惨重。匪军于攻陷该城之后，续向泰县及长江北岸之口岸镇攻击，企图威胁首都的 安全。国军被迫抵抗，于是发生苏北战争。 　四、晋绥方面 　一月十日停战令后，匪军攻占侯马与集宁。六月六日停战令后，复攻占闻喜、朔县、新绛、榆次、介休等二十二县，逐步完成其对太原与大同之包围，于是激成晋南与大同的战事。 　政府至此为保持平津的安全，要求匪军退出承德。为打通南北交通，要求其撤离津浦。为保持首都的安全，要求其退出苏北。但共匪态度蛮横无已，使军事调处无法进行。 第二十一节　国民大会延期与八一四文告 　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但是共匪主张国大开会要在政府改组之后，而对于国民政府委员名额的分配，力争共匪与民主同盟共占十四名，即超过府委四十名的三分之一，使其对于国府委员会重要决议，有否决权。这一蛮横的争执，为其他党派所反对，因而不能解决。共匪也就迟延不提国大代表的名单。国民政府遂不得不将国民大会的日期，延至十一月十二日。 　当时政府所持的立场是必须军事问题解决，再谈政治问题。共匪却借口苏北的行政问题，要提出政治协商会议的综合小组，使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一同解决。这是五月五日国民大会延期之后，双方争执的焦点。 　八月十日，马歇尔特使及司徒雷登大使为军事调处遭遇困难，发表联合声明如下： 　“马歇尔将军与司徒雷登博士迄在共同研讨各种可能之方法，以终止中国目前日益滋蔓之冲突，并着手开始发展一真正民主式政府之初步步骤。盖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政治问题，实际上显为全中国人民一致之愿望。就经济局势而言，如欲避免不幸之崩溃，亦须立谋政局之解决。现战争范围日益扩大，几有使全国卷入战祸而致负责者不能控制之虞。政府与共产党双方领袖均渴望终止战争。但有若干立待解决之问题，迄难获致协议，双方对于此等问题似难获致解决之方法，而俾发布一全国各地完全停止冲突之命令。在此等未解决之问题中，有系关于军队之重新部署者，但尚有更基本之问题，即在军队重新部署以后，国民大会未作根本决定之前，此等已经撤军地区之地方政府，究应为何种性质，实较军队之重新部署问题更难解决。” 　八月十四日，我为了打开僵局，乃发表文告，提出下列六项主张： 　一、十一月十二日的国民大会，必须如期召开。　二、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必衷诚遵守，尽力推行。关于宪法草案，只求荟萃各方面更好的意见，提供国民大会讨论抉择，以期制成完善可行的宪法。　三、对于扩大政府基础，邀请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务求迅速实现，并以和平建国纲领为施政的准绳。　四、关于停止冲突，仍必遵守原议，忠实履行。而且我们并不要求共军全面退出在停战令后所攻占的地区，只是要求其撤出若干已经构成和平威胁和阻碍交通的地区。　五、关于政治纷争，仍采取政治解决的方法。只要共党军队忠实执行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成议，遵行调处，实施统编，使军队国家化不致徒托空言，此层一有保证，政府随时可与之具体商谈所有未决问题。　六、当前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在于安居乐业，所以政府必当尽力解除和平的威胁，更必竭尽职责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第二十二节　中共对美国调处之正面拒绝 　　　　——调处工作无形终结 　九月三日，我接受马歇尔特使的建议，于三人会议继续调处军事冲突之外，成立五人小组，商谈政府改组及国民大会问题。这是政府的一大让步，使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得以平行的商谈和解决。 　但是九月二十日，军事调处小组被匪军所迫，退出张家口。匪军这一举动不仅破坏停战协定，而且企图割裂我热察领土，并威胁我华北之平津重镇，国民政府为了稳定平津，使其免于威胁，不得不对侵占张家口及集中于其周围的共军作战。但周恩来竟肆行要挟，向马歇尔特使作强硬表示：“政府如不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军事行动，中共即认为政府已公开宣布全面破裂。”他随即离京赴沪，回避交涉。 　十月五日，我又接受马歇尔特使的意见，决定停战十日，在此十日之内，由三人会议商谈军事问题，由五人小组商谈政治问题。 　军事与政治问题同时商谈，原是共匪的要求，但在政府接受其要求之后，共匪又藉张家口问题翻案。至此，政府已宣布张家口停战，而共匪的条件又复增高。 　这时，政府提出的条件，仍依政协的协议及整军方案，为如下两项： 　一、中共应即提国府委员中共方面之名单，及国民大会代表名单； 　二、为实施整军方案，先行迅速规定中共十八个师的驻地，并遵照规定期限，进入驻地。 　共匪提出的条件，则如下列： 　（甲）关于军事问题的三条： 　一、双方部队，在关内者恢复一月十三日之位置；在关外者恢复六月七日之位置；　二、从现在起至军队整编之期间，双方部队之位置应予确定； 　三、一月十三日政府军队凡曾移动者，应归还原来位置，俾便利军队之缩编。　（乙）关于政治问题的八条，其重要者如下： 　一、中共及民盟在国民政府委员会内必占十四席； 　二、国府委员会组成后，应即进行改组行政院；　三、在中央政府改组完毕后，各党即依照改组后的政府所同意的国大代表席次，提出名单。 　十月九日，马歇尔特使为图打开僵局，前往上海亲晤周恩来，邀其回京继续商谈。但周恩来坚持下列各点：其一为政府对张家口必须无限期停止攻击；其二为中共与民主同盟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中，保持否决权；其三为国民大会的日期与代表名额，要由政协综合小组协商解决。周恩来更一转而对马歇尔特使提出责难。他对马特使“申述”两点如下： 　一、“中共对于美国政府适于内战进行间所给予国民党政府之支援，不能同意，至于美国驻华军队之不能如诺撤退，更为反对”；　二、“我更注意阁下与司徒大使每次发表声明，辄在共党拒绝政府条件之后，而绝不在政府拒绝共党条件之时。阁下声明文内对共党虽无显明之谴责，但其发出之时机，则实引使外界人士产生误会。” 　他这第一点，不是针对马特使的调处，而是针对着美国驻华军队。至此共匪已不把马特使当做第三者看待，反而把他做对象来打击。他的第二点，更是明白指责为马特使的调处是偏袒国民政府的。这就是说，共匪不再信任他了。 　因之马歇尔特使这次到上海，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而回南京。这亦就是他中共所需要的缓兵时间已经争取获得了，也就是他欢迎美国调停的笑脸时期已经过去了。从此以马歇尔特使为中心的和平商谈与军事调处，都为共匪彻底破坏，而无形宣告结束。这一年余的和平商谈，竟与从前六次商谈是同样的结果。 第二十三节　第三次停战令与 　　　　　　国民大会的举行 　停战十日之期已满，中共仍无恢复协商的表示，国军乃收复了张家口。十月十六日，我发表“关于处理目前时局声明”，重申和平解决的政策，并主张一切军事问题，均依照三人会议的成议来解决，其中共所指的地方行政问题，可由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来解决。但中共代表仍悍然拒绝。 　这时政府及中共以外的各党派无党派人士，以“第三方面”的地位，出面调停。十月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及三十日，连续举行会谈，其所提条件也不为共匪所接受。同时，共匪及其外卫民主同盟在平津京沪各城市发起了反美运动。 　十一月十日距国大开会只余两日，周恩来对马歇尔特使提出“或者国大延期，或者单独进行召开国大，任何政治会议即将无举行之余地”。至此，共匪的真正企图，是阻止国民大会的召集，破坏民主宪政的实施，同时从根本上破坏和谈与军事调处，揭开其武装叛乱，颠覆国家的阴谋，其用意已极显明。但我总希望他中共天良未泯，最后仍能悬崖勒马，参加国大，恢复协商，以挽救民族的危机。故于国民大会召开的前几日，（十一月八日），作最后的呼吁，以期其在开会之前，或开会期间，仍能提出其在国大应有的名单，参加会议，达成举国一致实行宪政之目的。因此发表如下的声明： 　“政府一贯之政策，在促进国内和平，全国统一，以求达到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之目的。政府真诚期望我全国能获得永久之和平及政治之安定，为实现此种期望，兹已明令关内外国军，除为防守现地所必须者外，停止其他军事行动。” 　“召开国民大会，为政府还政于民唯一合法的步骤，不能再有稽延。因此，政府已决定国民大会于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召开。” 　“余在十月十六日之声明，实已表示最大之忍让，希望中共予以接受，以解决一切未决问题。政府对于中共，期待其与各党派，同循民主之轨辙，而在军事上，须使任何政党皆不能拥有军队，而任何军队均应为国家之军队。” 　“因此政府一面保留中共及各党派在国民大会应出席之代表名额，仍望其随时参加制宪。一面希望中共立即派出代表参加各种会议，根据余十月十六日声明所提之各点，商谈停止冲突办法与今后军队驻地分配以及恢复交通与整编统编等办法，以期从速施行。” 　“关于国府委员会之改组，望能早日获得协议，俾能正式改组成立。至于行政院则为实际负责之机构，其改组必须更加慎重。故国民大会闭会以前，不能遽作此重大之变更。” 　“关于宪草，政府拟向国民大会提出宪草审议会未完成之修正草案。此次大会闭会六个月内，即依照宪法举行全国普选，各党派与全国人民届时均可自由竞选，以产生下届国民大会，根据宪法所规定而行使其法定之职权。故各党派在下届国民大会对于宪法如有修改意见，仍可依法提出修正。” 　这时各党派国大代表都报到出席大会，只有共匪代表拒绝提出国大代表名单，民主同盟也撕毁他自己独立的中立的面幕，跟随中共，拒不出席。政府再接受社会贤达建议，立即决定延会三天，于十一月十五日正式开会，等待共匪及民盟代表出席，仍无结果。 第二十四节　中共土改的手段及其最后目的 　在和平商谈的期间，共匪的“土地改革”正在剧烈转变。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中共的四项诺言，声明“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抗战期间，共匪在其共区之内的土地政策，是一面减租减息，一面交租交息。这就是他利用农民对地主的斗争，控制地主，同时控制农民的生活。到了三十四年四月，共匪“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其战后的土地政策，是“首先在全国实现减租减息，然后有步骤的达到耕者有其田”。这句话在表面上是温和的。但在实际上，他所谓 “耕者有其田”，就是共匪在江西苏维埃时代以“平分土地”的口号，发动斗争和清算的办法。 　三十五年十二月，共匪撤回其驻京的代表团，随即在延安召开各地高级干部会议，对于土地问题，决定“彻底复查土地改革”。所谓复查，就是复查地主的田地、房舍、财产，交给“贫雇农”平分。土地复查运动，是“一切由贫雇农小组为主体，领导斗争”，达到经济上政治上的“大翻身”。 　到了三十六年九月，共匪公布“土地法大纲”。这一大纲，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以贫农团为改革土地制度的机关，分配土地。在“平分土地”、“彻底翻身”的口号之下，“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以至“查三代”。每一个农民都陷入恐怖。 　为什么共匪要在匪区普遍发动三查四查运动，以平分土地、挑起斗争呢？因为他的土改运动同时就是参军运动。匪区的农会告诉农民说：“今后不准地主阶级，封建富农，当八路军。必须把武装掌握在农民自己手上。农民都应当踊跃参军。”这就是说，土改运动发展到高潮，就转变为参军运动。所以共匪的土改运动，其实就是军事的动员。 　共匪自称其为农民民主改革派，自夸其“土改”是要解决农民和土地问题，并高唱其所谓“工农联盟”，以保障工农共同利益。而且他至今在大陆上更强调其匪伪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把戏。其实这些都是他在二十三年以前，共匪在赣湘等省的农村中骗诱农民的一种幻术，不过他的手段毒辣，至今更是变本加厉而已。须知他假借这个“工农联盟”的名义，不仅诱骗了农民，且亦诱骗了工人，徒然在政治斗争上供他驱使，及在经济关系上供他压榨的工具罢了。其实他的所谓“土改”，及解决农民问题，乃与真正之农民的利益，并无任何关连。他的“政权”乃是以恐怖屠杀的手段来控制民众的暴力，更无“工农联盟” 可言。与其说是他为了工农关系的话，倒不如直截了当的说明匪农间主奴关系较为确切。更进一步，戳穿的说，这亦就是共匪所惯用的“统一战线”与“和平共存” 的幻术中，用来骗取农民另一套的变相手法而已，那有什么“工农联盟”保障工农共同利益可言？须知依照其共产党之理论，凡持有生产资料或为经营主体而非藉出卖劳力为生者，均在资本主义阶级之列，连农民小手工业者亦包括在内，故其列宁说“农民为最后之资本主义阶级”。（注）资本主义阶级为共产主义之敌人，故农民当然亦为其共产主义之敌人。共产党对一般资本主义阶级，采取没收、合营或集体化的手段来消灭他们。因此，他对农民亦只有采取剥夺与没收的手段，以期消灭其农民阶级最后之存在。惟以“农民为最后之资本主义阶级”，尤其是因为农民数量巨大，平时饱受地主商人及官僚之压迫，且有不满现状与反抗现实之普遍情绪，因此当他武装叛乱未完成以前，他就要利用这农民雄厚之潜力来供其驱使，作为夺取政权的资本。他对此种利用的关键，就是通过这“工农联盟”的名义来遂行其阴谋的。同时，复因其农民本身间经济条件，亦有若干不同程度之差别，故匪对“工农联盟”之运用，乃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之分化策略为基础。所谓依靠贫农，即以其从打击地主富农所得之财物，利诱贪农，以激发其积极之斗争意志；所谓团结中农，即以贪农对中农之威逼与胁制，专为共匪夺取政权与“改造”经济制度而献身。 　共匪这一策略在全面叛乱时期，乃至其“土地改革”阶段及“集体化”初期，均已收得相当的效果。惟自“农业集体化”进入其所谓“高级社”即“集体农场”阶段后，地主富农已告绝迹。农工商人皆成为共匪之奴役，而其农民间所谓贫农中农，在经济条件上之基本差别亦告消失。于是农民之间已无利害冲突的存在，故共匪之分化策略，不复发生作用，而其共匪与农民间之对立与仇恨，亦自必日益明显。于是匪农之间的利害冲突，就自然形成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即划分为主奴两个敌对的阶级，而构成其共匪与民众的总矛盾之中最尖锐的矛盾。这样最后共匪政权，只有葬殉于农民反共革命之中，此乃必然之结果。回顾当时共匪在赣湘苏维埃区内，他最初亦以分田诱骗一般农村无产者，对地主富农斗争，到了其所谓贫雇农分田之后，他更进一步强制农民，以合作的名义，组织集体农场，一般农民都变为农奴，而一切农产物都收归匪党的控制之下。于是农场减产，农民逃亡；其不能逃亡者，也没有耕作的兴趣。并且由于私产没收和贸易的停顿，更增加其农村生产的衰败及农民的恐慌。于是匪军在赣南老巢，到了最后只有溃败之一途。这一过程，说明了中共是起于骗取农民，而亦败于农民之手。今日大陆匪区重演其二十三年以前农业集体化的历史，我们对此更可以断定其没落和崩溃之必然趋势，而且为期决不在远。这是三十年间历历可数的事实，无论他任何的辩证，亦决不能逃避这个败亡的实例。 　（注）史达林著“列宁主义问题”，中文本，第四五七页。 第二十五节　中立主义者的转变 　　　　——反美运动 　在中共尚未拒绝马歇尔特使调处之前，他早已指使其外卫民主同盟发动其反美宣传。到了他正面拒绝马特使调处的时候，这个民主同盟亦即改变其所谓“和平运动”为反抗政府，附随共匪全面叛乱，而其反美宣传亦即进一步为公开侮辱，且见诸实际行动了。 　民主同盟素以独立的中立的政团自命。实际上，中共所赋予这个外卫政团的任务乃是掩护共匪的颠覆工作，且为共匪对内对外宣传工作的应声虫。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决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中共一面在华北扩大其非法的武装暴动。一面对国民政府作和平的政治攻势。在他这非法斗争与和平运动双管齐下的阴谋之下，民主同盟以其中立主义的伪装，“民主自由”的口号，来欺骗一般国民，和国际人士，使其误认为他们真是一个独立的民主政团。于是中共乃利用他们间接的从事挑拨中美两国政府的关系，而又暗中指使们组织“反美运动委员会”，实施反美运动。 　远在三十五年七月，军事调处尚在进行。中共的所谓第五十四军五十三团曹志福匪部，在河北省香河县西之安平镇，召集民众，举行“反美运动大会”。至七月二十八日，匪部在安平东南一带断绝交通，并武装戒备。二十九日，自天津往北平之美军陆战队护送队官兵三十余人乘车行经此处，匪部突然以步枪、机关枪及迫击炮，向美军射击。美军死三人，伤十七人。匪军直接袭击美军的这一暴行，显然是制造事变，来策应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迫使美国政府撤退其驻华军队的宣传运动。其间所最为遗憾的，就是自这年四月间，中共破坏停战协定，而美国政府反停止其对我国民政府的五亿贷款，至此共匪的反美运动正在开始的时候，而美国政府反停止其军械运华。但是美国政府对于中共破坏停战协定的暴行，并没有采取何种行动；即对于当时苏俄在我东北，利用日军的武器装备匪军的事实，亦没有施用任何措施。这事实更使反共力量日趋瓦解，中立主义益加猖獗。　这年十一月四日，中美商约全文发表。这是中美两国依据三十二年一月中美新约的精神，采取平等互惠的原则来签订的。但是中共指使其各地所谓“反美运动委员会”，发起“反中美商约运动”，在南京、上海、重庆、成都各城市中，以座谈会、游行示威等方式，扩大其反美运动。 　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发生了女学生沈崇案。中共及其外卫组织乃更借此大肆宣传。首先是上海共匪职业学生组织其所谓“抗暴联合会”，并发起全国抗暴联合会，宣言“美军在中国一日，即反对一日”，并诋毁中美两国之间订有美军驻华及军事援助的秘密协定，而提出其要求“公开中美秘密协定”的口号。到了三十六年二月，上海共匪职业学生组织其所谓“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联合总会”以为各地学生反美运动的总机关。这个机关随即发起一个签名运动，其名称就是 “为敦促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全国学生签名运动”。 　当时中共，因见反对中美商约的运动，对我一般工商界并无任何影响，乃一转而为抗暴运动。复以抗暴运动对一般社会仍无多大反应，亦无以为继，乃再转而为“抵制美货运动”。当时上海及各大城市，美国军援剩余物资，以及善后救济物资，对于战后物资缺乏的市场，自有其重要的效用。他这一运动更不发生什么作用。而在实际上，中共所谓“抵制美货”，就是反对美援。三十六年二月，民主同盟又在上海劝工大楼，继续号召“抵制美货”运动。此在表面上虽为仿效过去排斥日货来排斥美货，而其实际作用，乃是以“反对美援”及“驱逐美军出中国”为其唯一目的。 　因此，美国政府就陆续撤退其驻北平、天津、青岛各地的美军，并停止其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于是中美两国六年来对日共同作战，共同受降，共同维护东亚和平，这一段并肩作战的光荣历史，就为中共及其国际“同志”们在莫斯科指使之下，肆意侮蔑，尽力摧毁，而中美两国百年来传统的亲善无间的友谊，亦留下黯淡悲惨的一页。 第二十六节　宪政与戡乱的并行 　国民大会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于三十六年元旦由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一面制定各种选举法规，以期各种选举如期举行，宪政政府如期成立，一面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与行政院，由各党派人士与中国国民党共负国家的责任。 　改组后的政府，乃是青年党、民主社会党以及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国民党共同组织而没有共党在内的联合政府。宪法上的各种选举就是由这个联合政府来筹备选举事务并监督举行的。但是中共的武装叛乱，继续发展。政府不得不一面开始宪政，一面动员戡乳。 　三十六年七月四日，政府下令动员戡乱之后，国军对个别战役，如延安的收复，沂蒙山区的决战，山东半岛的战争，乃至三十七年夏季的豫东战役，都获得胜利。到了三十七年十月以后，正值徐蚌之战严重关头，而一般社会乃至政府内部皆受共匪渗透的影响，竟流行着一种“口号”，以为“非蒋总统下野，则美援不来”，并且“非蒋总统下野，则和谈不能进行”。我乃不能不于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引退。从此我大陆军民就失却了重心，于是政治局势、社会秩序与人民心理，都受了共匪无形的控制，而军事作战也就陷入无可挽回的颓势。 第二十七节　苏俄破坏美国调停的目的 　本章第十一节曾提到史达林对国共的和解，苏俄是否参加调停的问题，（注）本节对此再略为说明。在三十五年春夏之间，民主同盟和自命为中立的报纸，已提出“美苏调停”的主张。此后他们接着发出一种论调，指责美国扶植日本。这一“反美扶日”的论调，与“美苏调停”的主张，互相对照，就可以看出莫斯科蓄意破坏美国的调处，而企图以其苏俄代之，最后由其单独出而调解，来操纵我们中国的政局。 　三十五年十二月，美国宣告放弃调处，马歇尔特使乃即回美，中共匪军亦就公开的全面叛变。但在马歇尔特使回美以后，苏俄与共匪即继续不断的向我政府作试探和谈的要求。特别是在三十六年秋季，国军向烟台、威海卫、蓬莱等地——渤海沿岸进展的时候，他们重开和谈与停止国共冲突的要求，更为迫切。　尤其是国内一般中立主义者，众口一词，以为国共冲突非由苏俄调停，不能停止，同时造成一种气氛，使社会中遍布民族失败主义的毒素，使一般人认为剿匪戡乱没有胜利之可能，唯有要求苏俄出而调解，才是国家的出路。 　但是我个人三十年与俄共相持的经验，看透了莫斯科企图调停的作用和后果。如果我接受了他对我们的调停，我们中国早在三十六年已成为波兰以“联合政府”而招致灭亡之续。所以对于他们历次的要求或试探，毅然决然，皆一律拒绝。 　（注）本章第十一节，第一○二○至一○二一页。 第二十八节　和平共存的结果 　国民政府于抗战结束以后，接受了与苏俄订立友好同盟条约的要求，同时与中共作一年余的商谈，以谋中俄两国及国共两党之和平共存。但是每次和平商谈，政府的让步愈多，共匪的要求愈高，到了最后，就是俄共指使其第五纵队——中共发动全面叛乱，替他达成其独占中国大陆的任务，以此一千二百万方公里的土地，不仅成为其苏俄共产帝国肥美无比的新殖民地，且亦建立了他们所谓世界革命取之不竭唯一富庶的基地。 　在共匪执行莫斯科所赋予任务之过程中，他们对和平商谈有怎样作用呢？前面说过，他于美国的调处是作为“中立战术”来运用的。（注）换句话说，他运用美国调处来助长中立主义的发展，并且利用停战协定来掩护共匪的军事行动。所以他只要停战协定一经订立，就达到了他接受美国调处的最后目的 。他从头至尾，就没有履行或实施这协定中任何一条规定的条文。而我们国民政府为了遵守这个协定，乃使国军处处陷于被动地位，束手坐待匪军的袭击。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明白的说，共匪当初之所以接受美国调处，就是要破坏这个调处；他之所以签订停战协定，就是要破坏这个协定。由此造成了一种不战不和、边打边谈的局势。这亦正是他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之下，运用其辩证规律所采取的基本策略及其所预定的行动路线。因之三十五年这整整一年的岁月，完全是替他争取时间，他就可以利用这个时期，来对政府作最后决战的准备。 　中美两国国民素来都是崇尚信义、爱好和平的国民，尤其是两国明达之士，面对?这个不战不和边打边谈的局势，都感觉惶惑失措。而国际共产党及其同路人更从中施展其虚伪的宣传，甚至制造其虚伪的情报，挑拨煽动，破坏中美合作，孤立中国政府，各种伎俩，无所不至。于是自第二次大战以来，对我政府，积非成是，无中生有，诋毁诬蔑，造谣生事，有组织有计划的国际宣传攻势，发生了他预期的效果。而莫斯科对华的国际大阴谋，就是他独占中国大陆的幻梦，亦几乎完全实现了。　但是俄共对于统治中国大陆的这个问题，真的解决了么？不，绝对没有解决。我们不必多说，西起康藏，东迄鸭绿江的全国同胞，无时无地，不与他们作殊死战，决不为俄共所征服的事实，而只要看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率领全体军民，始终在我们自己本国领土之上，继续与他们积极战斗到底的实际行动就够了。我们敢说，俄共对这个中国大陆新殖民地的迷梦，毕竟还是一场幻想，不久就要为我们中华民国全体国民的反击而幻灭的。 （注）本章第十七节，第一○三○页。 [编辑] 第二编　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 [编辑] 第一章 俄共侵略计划步步进展之主因——在其对方的错误 第一节　法国革命中，拿破仑在欧洲战胜一切的原因 　在克劳塞维茨阐述其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各篇中，认为每一时代的战争，都各有其独自的特质，也各有其独自的战争理论。他从法国革命之后的政治关系中，指出战争的新趋势。他说： 　“法国革命对国外所发生的影响，显然不能单单注意于法国采用兵法上的新手段及新见解，而应注意于其簇新的政治及行政技术，并政府的性质和国民的状态等。但是其他国家对这些事物，并没有正确的认识，仍旧以一贯惯用的传统手段，来对抗这势如破竹的新战争。——凡此种种，都是他们政治上的错误。 　“所以，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后二十年间的胜利，乃是由于其对方的各国政府，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的结果。 　“诚然，战争本身在其本质上和形态上，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法国革命在法国产生出新手段和新力量。于是遂使战争的性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猛烈果敢状态。 　“总之，兵术的变化，实际也是政治发生变化的结果，这就是二者不可分离，而具有紧密连锁关系的有力证据。”（注一） 这就是说，由法国革命直至拿破仑当政的时期，其对外战争是倾向于无限战争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猛烈果敢状态。而其对方的各国，仍然以过去的现实战争，即有限战争的兵术，来对抗法军，所以招致失败。但是战争能否向无限战争的方向来演进，其关键在于政治。所以克氏说：“战争本来好像一柄可怕的巨剑，……然而一到了政治的手里，会变成一柄毫无锋刃的废剑。”（注二）这就是当时欧洲那些国家的政治社会形态，使其祇能以旧式的有限战争，来对抗拿破仑的无限战争，所犯的错误；而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就是他们各国的错误所造成的结果。 　（注一）战争论第八篇，第六章，第一○五页至一○八页。 　（注二）战争论第八篇，第六章，第九四页。 第二节　俄共反时代与反革命的特性之导源 　我在这里必须指出，在法国革命潮流之中，有一股反革命的逆流。这一股逆流就是社会主义旗帜之下的共产主义。一八四○年代，民主革命潮流正弥漫欧洲的时期，马克斯亦于一八四七年为共产主义者联盟发表其“共产党宣言”，鼓吹阶级斗争，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当时国际共产党在法国革命过程中，虽不断的发动阶级斗争，表现其反动的力量，但他并没有什么成就。到了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却在俄国革命中制造改变，夺取政权，实行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掀起了世界民主革命中的一股反动的逆流，竟形成了今日人类自由与世界安全的莫大威胁。 　本来社会主义乃是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社会，就是本于公道正义的互助博爱康乐的社会，而其国家亦应该是独立自由和平，而不是专制独裁残暴侵略的国家。但马克斯则自称其学说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指人道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为“空想的社会主义”。到了俄共的苏维埃政府，则其所谓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就是其对内与沙皇极权主义的历史传统结合，其对外乃成为大斯拉夫侵略主义的思想武器了。瓦里苏斯基说：“大彼得的俄罗斯乃是一座工厂和一个兵营。他把俄罗斯造成一个官员、工奴和士兵的国家。” （注一）恩格斯更批评大斯拉夫主义，说道：“在历史学的领域内，几个斯拉夫涉猎者的作品中，有一道反历史的逆流。这一逆流的目的，是要把文明的西方屈服于野蛮的东方之下，把城市屈服于农村之下，把工业教育屈服于斯拉夫农奴制的原始农业之下。但在这滑稽的理论的背后，却站着一个恐怖的现实——即俄罗斯帝国——他每一个运动，都是要把整个欧洲，看做斯拉夫部落——特别是其中唯一活跃的俄罗斯——的私产。”（注二） 　一九一七年以后的苏维埃俄罗斯，恰好就是建立于农奴和工奴的背脊之上的现代作战机构，而恩格斯这段话，就是今日苏俄帝国主义最确切的描写，也就是今日共产主义的反动性最恰当的说明。 　自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而共产主义与大斯拉夫主义合流之后，世界上各种战争，无论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或是反旧殖民地主义的民族战争，皆为其俄共所乘机利用并且有计划的裂造，而指使其第五纵队，“转变战争为革命”，并“转变民主革命为阶级战争”，来夺取其国家的政权，于是俄共首领们志得意满的自夸其第一次大战之末，夺取了俄国的政权；在第二次大战后征服了中国大陆。他们今日的企图，就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完成他推翻西方资本主义，统制世界的计划。 　我们知道，今日苏俄集团所控制的人口，最多不过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而且其中大多数是反对共产主义极权暴政的。苏俄虽控制欧亚大陆的心脏部，而其海空优势并不超越于民主集团，而且其大部分尚掌握在民主集团之手。为什么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三十九年之间，他的侵略计划，能够步步进展？为什么他至今对自由世界每一地区、每一事件、每一斗争，几乎常能保持主动，且能达到他预定的目的？我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亦以为是：苏俄侵略计划的每一步进展，都是由于他对方所犯的错误所赐予的。 　（注一）傅勒“西方世界军事史”第二册，一八五页。引用瓦里苏斯基的大彼得传。 　（注二）葛罗斯主编“欧洲的各种主义”，第二十二编“大斯拉夫主义”八○八页引用。 [编辑] 第二章　中国反共斗争经历中成败得失的检讨 第一节　中国的国民革命与反革命——时代精神的重要性 　我们抗日战争初告成功，不平等条约完全取消，次殖民地的时代已成过去，国家乃得到了独立自由的地位，但为时不出四年，而戡乱剿共的军事遽告失败，大陆各省关入苏俄共产帝国主义的铁幕，沦为亚洲第一个新殖民地，更进入了一个最黑暗的奴役时代，这是我们中国历史惨痛无比的记录，也是中外一般人士惶惑不解的事实。我以为要推求这一大变局的由来，必先对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历史背景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须有深切的了解。 　　　　　（甲）国民革命的历史背景及其基本方针 　美法革命所激起的世界潮流，由西方向东方发展，而我们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在这一世界潮流之中，都受到强烈的影响，发生各种不同的反应。其间最大多数的人士，都是力谋消极的抵制，而不谋积极的创造。但是我们　国父孙先生独以其创造的精神和积极的行动，倡导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他从美法两大革命的历史先例之中，研究中国国民革命所应取的方针。　国父为中国国民革命所确立的方针，可归纳为下列四点： 　一、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要建设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国家。（注一）这一革命事业必须彻底，决不可半途中止。（注二） 　二、使国民革命成为全国国民共同的事业，以全民力量参加革命，求得国家之自由平等。三、反对残暴的阶级斗争，以和平方法解决民生问题，并以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合作互助的精神，为经济建设的基础。四、当革命破坏之后，就要继之以革命的建设，而以地方自治为民主宪政的基础。 　　　　　　（乙）国民革命所代表的时代精神 　美法两大革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欧洲与亚洲先后进入这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世界潮流，在西方以民主主义为其主流，而在东方却以民族主义为其主流。现在要再加说明的，就是这一个时代精神，在西方乃是政治民主与学术自由的科学精神，在东方却是国家独立与政治解放的民族精神。故东方民族的觉悟与革命的兴起，乃是与西方旧殖民地主义，先天的站在对立的地位。 但是这中间，我们　国父倡导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独有其远大的眼光和崇高的理想。由上述国民革命的基本方针之中，就可知我们的三民主义乃是汇合东方的民族精神与西方的民主自由和科学精神为一个思想体系。我们的国民革命，当然是要解除西方殖民地主义所加于中国的束缚和压迫，来建立中国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同时我们要在中国的主权之下，开放中国的资源与市场，与西方各国平等合作，来消弭国际战争与阶级战争。（注三）我们可以明白确切的说：中国的三民主义国民革命，乃是十九世纪以来，时代精神在东方的结晶。这一时代精神，使我们国民革命，成为亚洲被压迫民族新兴力量的主流。　国父说：“此种力量，全由道德与真理所合成。”（注四）其对于东方，为民族独立自由的先驱，而对于西方，为世界和平安定的关键。 　　　　　　（丙）国民革命中之反革命的逆流 　但在我们国民革命对于旧的反革命势力帝制余孽，正在前线作艰苦的斗争过程中，而新的反革命势力——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却从我们的内部进行其渗透和颠覆的阴谋。同时，我们对于旧殖民地主义者正在直接冲突的时期，而新殖民地主义者却对我们间接的肆行其阴狠的侵略政策。 　三十年来，我们中国对俄共关系的历史，就是一部革命潮流对反革命逆流相激荡，争存亡的记录。这一历史记录，可以说明新殖民地主义和新反革命势力，对于我们为国家求自由平等的国民革命，是更大的威胁，而且这新殖民地主义和新反革命势力所使用的斗争方式——“和平共存”，实比旧殖民地主义者武装侵略的炮舰政策，要受到更深的危险与祸害。故自民国十三年以来，我们国民革命的环境，乃是对新旧殖民地主义及新旧反动势力两面作战的艰苦奋斗。因为旧殖民地主义和旧反动势力，从正面来阻止我们国民革命，所以我们有北伐与抗日的战役。因为新殖民地主义及新反动势力，从背面来破坏我们国民革命，所以我们在北伐与抗日两战役之间，更有剿匪戡乱之役。现在我们对国民革命中新反动势力的逆流，略加分析。　在西方民主主义与东方民族主义的时代精神与世界潮流中，俄共的极权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反动。他要把俄国革命的公式，应用于中国，使中共的反动性更加增强。他交给中共的公式是这样的： 　第一步参加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第二步以民主斗争，来分化民族革命的阵营。　第三步转化民主斗争为阶级斗争，而其主要的工作，就是农村革命： 　（１）初期的农村革命，是以全体农民对地主斗争；　（２）次期的农村革命，是以贫农对富农斗争； 　（３）最后以其所控制的贫农，为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具。 为什么俄共要在中国组织其第五纵队，必须走上这次阶级斗争来破坏民族革命，并且以农村革命来建立其专制政权的基础？因为，俄共征服世界的战略计划中，要利用东方的民族主义及其广大人口，来打击西方的旧殖民地主义，同时又在东方的民族斗争中，利用农村暴动，来瓦解其民族精神，而后才得建立其苏维埃附庸政权。当一九二二年，列宁强调“中国的革命运动，已经纳入一个为了世界革命的革命斗争”，（注五）和一九二六年季诺维也夫高呼“拥有九亿人口的东方是觉醒了”（注六）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工具。所以共产主义，在我们国民革命中，形成了惟一反革命的逆流。 　三十年来，我们曾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三度克服这反历史的和反时代精神的逆流。今日我们是第四度对这一逆流来继续奋斗。现在先检讨北伐抗战和剿匪战争的成败得失。 　一、国民革命第一战役——北伐战争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我们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前，俄共阻止我们的北伐，十六年北伐军事到达长江流域，俄共更进而破坏我们的北伐，所以十五年广州定乱与十六年全面清党，乃是我们国民革命北伐成功的两个关键。如果没有十五年的广州定乱，根本就没有北伐出师的可能。若是没有十六年的全面清党，那更是没有北伐成功的历史了。为什么俄共对我们北伐战争，定要这样事前阻止，并且中途破坏呢？我在第一编中，业已分别说明其实际的经历，本章只就我们北伐的战争思想和战略原则上，重加考察。 　我们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初，无论财力、兵力，和武器实力，都不及北洋军阀十分之一，而其所以克敌制胜，仍能在此三年之内，获得最后统一成功的基本原因，就是我们的北伐乃是革命战争，发挥了国民战争的精神。（注七）当时中国是在一个社会变动和民族觉悟的时期，北洋军阀在社会和政治上，都是违反国民心理和时代的需要，所以他们虽有优势的财力、兵力，和旧殖民地主义的后援，仍不能抵抗我国民革命军，而在军事战场上宣告失败。 　我们的革命方略，是在军事力量到达长江流域之后，以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的方针，求全国的统一；并在军阀割据一经扫除之后，立即从革命破坏转入革命建设的阶段。我们对外以外交谈判方式来撤废不平等条约，对内以社会民生建设来建立统一的基础。所以北伐完成以后，我们国民政府即着手建设，于是民国十八年至二十六年之间，虽遭受下共匪与日本不断的侵略和破坏，而在政治、经济、财政、金融、交通、教育各种事业上，建设的成绩仍得创造了中国的新纪录。 当时俄共对于我们国民革命，只图利用其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来发展其共产主义的侵略阴谋。但是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是求中国的自由平等，所以中国国民党始终警戒?他要在反旧殖民地主义的斗争过程之中，投入新殖民地主义的陷阱。因此，俄共要在本党中央还是局限于广州的时期，夺取我们的政权为其反革命的基地，然后由他共党假借三民主义的旗帜，利用中国国民党的名义，渗透全国社会各阶层，来进行其阶级战争，把我们整个国家转向苏俄而为其亚洲的第一个附庸。所以我们必须突破这限于广州一隅的危局，实行出师北伐，使国家对内的统一，成为国家对外独立的基础。 　于是我们在北伐之前，乃有戡定中山舰事变，以及在北伐的中途，更要全面清党，肃清了共产份子，防制下阶级战争，并粉碎了他挑拨国民革命军在南京、上海、汉口各地与列强的冲突，为苏俄赤色帝国主义建立东亚新殖民地的阴谋，于是国民革命第一期的北伐战争，才能达到最后的成功。这两大事件，乃成为我们北伐战争成败的关键。 　二、国民革命第二战役——长江剿匪战争 十九年至二十三年（一九三○——一九三四年），我们国民政府对中共匪军，实施了五次围剿，第一编中，已略有叙述。我在这里要指出的一点，就是我们剿匪战争的思想，乃是本于民族革命的国民战争的思想，这一战争思想，在第五次围剿之中，表现得最清楚，执行得最彻底，所以这次围剿就能达到最后的胜利。 　在这一时期，中共匪军窜扰湘、赣、浙、闽、鄂、豫、皖七省，开辟了他八个苏维埃游击区，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实行他“战略的持久战，和战术的速决战，平时分兵以发动群众，战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包围歼灭敌人”的原则。无论他自称其这一“革命战争的军事路线”如何“正确”，而在实质上，不过是俄国式的武装暴动和游击战法，与中国旧时流寇式的裹胁群众，望屋而食的流动战法，在其“绝对战争”思想之下，综合运用而已。 　当时我们国民政府，正是在日军与共匪两面作战之中。日军每次的侵略军事，常给予匪军以突破国军的包围，而更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日军与共匪两面夹击的形势，使我们国军的战争，更限制于被动的地位，于是第一次至第四次，连续三年的围剿，都未能收得预期的成效。二十二年十月，乃在南昌召集前方高级将领顾祝同、蒋鼎文、陈诚、薛岳、孙连仲等，开剿匪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中，遵照政府“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之下，确定了第五次围剿的计划，采取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并确立了“战略取攻势，与战术取守势”的原则。我们在军事上实施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兜剿，分进合击的战法，来打击共匪的人海战术与游击战术。尤其是在政治和社会上，凡是及龄的壮丁，不分农、工、商、学，皆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一致参加剿共工作和防奸清匪的保甲组织。在经济与交通上，对匪区彻底封锁，杜绝消息，不使其有向外钻隙，超越渗透，和发展其宣传与组织的间隙，更不使其获有外援接济的机会，以充实其战力。因为在这样政治、社会、经济、交通的条件互相配合之下，国军的舰艇、飞机和重武器，都能充分发挥其效用，使共匪破坏我交通，截断我后方，孤立我据点，腰击我增援，所谓“围点打援”、“猛攻速决”等等一切的战术，丧失其效用，皆不能阻碍我国民革命军进剿的计划。于是第五次围剿，乃继北伐之役，而完成了肃清长江七省匪区的大小巢穴，彻底粉碎了共匪苏维埃傀儡组织，而贯彻了当时“安内攘外”的政策。 　三、国民革命第三战役——抗日战争 时代精神在我们国民革命中所发生的力量，以及其在我们战争思想中所占有的地位，更不是旧殖民地主义者所能认识。这一事实，可以日本军阀对于中国国民革命，毫无了解，而招致失败为例，来加以说明。 　民国十五年至十七年（一九二六——一九二八），我们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日本军阀把我们的国民革命战争，仍看做北京政府时代的北洋军阀内哄，认为我们国民政府，无论如何不能越过黄河以北，统一中国。所以他在我们革命军进入黄河流域的山东省区时，他就借口保侨，出兵青岛、济南，无端挑衅，横阻我军北进。后来我们国民革命军，竟于当年收复整个东北，完全统一了中国，这是他们所梦想不到的。到了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我们国民政府为了清剿共匪，进行建设，对于日本，不惜委曲忍痛，暂维和平。二十三年，我发表“敌乎？友乎？”的小册，促使日本军阀觉悟。二十四年十一月，我对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外交报告，决定对日的方针，就是“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仍然期待日本军阀能够放弃其军事侵华政策。到了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我在庐山谈话会中明白宣布： 　“我们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 　日本军阀至此仍然不能了解我们抗战的本质是什么。他倡言只要使用其三个师团兵力，在三星期之内，就可依照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征服整个中国；故毫无忌惮的一意孤行，继续扩大其侵略军事。到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我为南京撤守，向全国国民宣布：　“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故我全国同胞，不能徒顾一时之胜负，而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与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 　我今日率直的指出：这一抗战到底的决心，与最后胜利的信心，乃是以三民主义的时代精神，发挥其民族革命的全民战争的特征。再明确一点说，当时我们亦抱定无限战争的思想，乃毅然决然采取长期抗战的决策，以消耗战略打击敌人“速战速决”的侵略行动，以焦土政策打击敌人“以战养战”的战争思想，并宣布 “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指导方针，来抵抗日阀“大东亚新秩序”的侵略战争。最后乃以平汉与粤汉路以西交通困难的广大地区为根据地，转守为攻，而与敌人决战。我们这一战役的决定，也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政治决定兵术”的原则。我们中国是一个弱国，无论经济、工业、科学、技术，以及军队、武器，都不如日本。因此九一八以后，我们忍辱负重，与日本谈判和平，六年之中，并不轻言宣战。但是战端一开，我们只有不惜“向国内退军”的焦土政策，而以三民主义的新精神，和国民革命的新战法，来对日本军阀，作绝对性的战争。我们坚持这一战略原则，全面抗战至八年之久，其间虽经过苏俄无数破坏的阴谋，和共匪积极反动的叛乱，但最后终能与世界大战，获得共同胜利的结束。 　四、国民革命第四战役——抗战胜利后反共斗争的挫折 抗战期间，国民革命的逆流——共产主义，在民族精神的压力与我们政府严峻防范之下，他们企图转变民族战争为阶级战争，以及其转化外战为内战的阴谋，都被我们逐一粉碎，而终归泡影。但是到了抗战胜利之后，苏俄与中共反得以施逞其侵略计划，而我们反共战争，竟遭受悲惨的挫折。其原因究竟何在？我在本章中，要对我们反共战争期间的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以及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分别加以检讨。而在这里先要指出的一点，就是中国对日抗战所依恃的力量，是精神重于物质。这一民族精神力量乃使我对日抗战前后继续至十四年之久，而屹立未撼。当抗日战争发动之初，我们政府早已预定这一战争为长期战争，并且预计这一对日长期作战之后，苏俄必将乘我国力凋敝之余，肆其外部侵略与内部颠覆之阴谋。因此我们确定“抗战建国方针”，要在抗战中加强精神动员，进行建国工作，并预期抗战胜利之后，建设三民主义富强康乐的现代国家。当然俄共及中共也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这长期战争之中，始终与日军的侵略战事，互相呼应。一面对我国军乘虚蹈隙，内外夹击；一面更在社会各阶层乘机渗透，潜伏煽惑，运用其伪装欺诈之反宣传，无形中损害我政府信誉，沮丧我国军士气，尤其是阻碍我政府一切的建设计划。到了抗战结束之后，竟不惜倒行逆施，更以其卖国残民，全面武装叛乱的行动，摧毁我国家一切建设事业，阻绝我政府一切复员工作，破坏经济，扰乱社会，特别针对人民久战厌倦的心理，散布民族失败主义的毒素，最后卒致一般社会，是非颠倒，利害莫辨，只求苟安，不计后果。于是三十年来国民革命之传统精神，被其斲丧，民族固有的德性几乎毁灭。所有伦理道德立国的基础，乃完全动摇，而反共意识亦就随之瓦解。此为中国反共战争之所以惨遭挫折的一个基本原因。 　现在我们要开始检讨反共斗争经历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推求这些缺点和错误的根源。 　（注一）民国纪元前六年十月十七日，　国父在东京演讲“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以为“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 　（注二）民国十年十二月，菲利滨分部党所落成，并开恳亲大会，　国父训词之一：“诸同志勉旃：作革命事业，必须彻底，如半途中止，必养廱而贻患。” 　（注三）实业计划结论。 　（注四）民国十年，在梧州对国民党员讲“党员须宣传三民主义”。 　（注五）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册，二九三页。　（注六）季诺维也夫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演说。　（注七）本节所谓“国民战争”及“绝对战争”。参看本书第三编第二章，第一节及第二节，第一一四四页至一一四七页。 第三节　我们反共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 　在前节中，我对过去革命战役的成败得失，已作大体的评判。我在本节中，再针对着俄共的行动规律及其斗争方式，来对我们自己重要的缺点和错误之所在，作一总检讨。现在先对我们反共组织与技术上的缺点，加以分析： 　　　　　（甲）反共组织不能严密而警觉不够提高 　中国人为人处世的道理是“隐恶扬善”，是“不念旧恶”。我们中国国民党又以传统的伦理观念和民族意识为其组党的基础。民国十三年容共与二十六年收共受降之后，我们对于中共是如此，民国二十二年对俄复交之后，我们对苏俄亦是如此。我们对共匪始终是重伦理、讲信义，相信中国人总是爱中国的，因而一向诚心诚意企图与共匪同循民主的正轨，完成建国的事业。　（注）那里知道共党终竟是共党，他对于国家社会，事事都是阴谋，处处都有陷阱。只要是我们组织不密，戒备未周的处所，就是他乘机构煽、伺隙施逞的机会。这也就是我们以民族意识和民主观念做衡量共匪的尺度，使反共战争，遭受挫折的重大因素。我们过去组织散漫而警觉不够的事项，分析如下： 　一、我们对共匪应该认为非法集团，而且予以绝对的隔绝和封锁，不使他有公开活动的余地。民国十六年清党以后，我们随即对俄绝交，自此以来，我国民政府始终未曾承认共匪的合法地位。这就是杜绝他宣传煽动群众的一个根本方法。但是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我们仍然接受他停战乞降的要求，并且对共匪局部开放其宣传与组织的自由。我们在政治和社会上，一经有了空隙，也就不啻给予他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尤其是民国十三年和三十五年之后，本党两度陷于动摇分化的困境。这更是由于本党组织不够严密，警觉不够提高，而使共匪在此反共策略矛盾之中，有其可乘之隙，乃是我们一个重大的错误。　二、我们应该防范共匪在政治上和社会中的转变作用。三十年来，共匪依附国民革命而破坏国民革命，参加北伐抗战而破坏北伐抗战，其所用的战术，对于一般群众就是“转变经济斗争为政治斗争”，和“转变其合法运动为非法斗争”；而其对于我们国民革命就是其所谓“转变民主革命为社会革命”和“转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我们对于他这种辩证法的质变战术，不仅目睹其事，并且身亲其役，当然认识得清楚，防范得周密。但是一般人士，甚至本党党员，还有参加反共斗争为时甚久的份子，仍然认识不清，警觉不够；甚且舍己从人，随声附和，对于我们反共的组织和宣传，指为不民主；对于我们反共的措施和法令，斥为不自由；反而对于共匪的“新民主主义”，误认其为民主思想；对于他的“统一战线”，误认其为民主运动；对于他的中立主义，误认其为自由主义，对于他的“联合政府”，误认其为民主政治。殊不知这一切都是莫斯科征服东欧各国的公式之中国版。依照莫斯科的公式，共匪所谓“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中立主义”与“联合政府”，不过是他运用辩证法的否定律，来颠覆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阶段中的组织形态与战斗口号。到了他夺取政权之后，不仅质变为“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再质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而成为苏俄的附庸，最后就要把中国大陆，送入苏维埃俄国的赤色版图。这种转变，到今日固已成为一种最明显的事实，但在当时，一般人对共匪认识不清，警觉不够，竟使其阴谋诡计得以施逞，而整个中国大陆就是这样演成了空前的浩劫。这是反共斗争中最大的缺点。 　（注）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一节，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页。 　　　　　（乙）宣传不能主动而理论不够充实 　由民国十六年清党的成功，到二十四年围剿的胜利，匪党及匪军已走到完全绝灭的境地。三十四年抗战胜利，我政府对于中共问题，如抱定决心，以军事来解决，乃自有成功的把握。但是当匪党及匪军已告失败，穷无所归的时期，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制造下列几个论点，向社会上及政府中普遍散布。而我们的宣传不能主动，理论亦缺少战斗性，所以无法突破这国际政治心理攻势，亦不能伸张民族正气和国际正义，致令我们政府，受了国际上与社会上种种现实的牵制，虽屡次下定决心，而又复随时动摇，不能坚持到底。兹举当时共匪宣传的论点如下： 　一、第一个论点是“反共即是法西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民主政治卷入两道逆流而几于溃败。这两道逆流，就是苏俄的共产主义与德义的法西斯主义。他们都是反民主的极权主义，亦同为民主政治的敌人。但是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指使各国共党，力求其与社会党乃至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而以“反法西斯主义”为其共同目标。于是世界各民主国家，在共党及其同路人宣传煽动之下，造成“对法西斯的恐怖”，同时更造成一个“假逻辑”，就是“反共就是法西斯”。在这一种气氛之中，我们虽仍咬紧牙根，贯彻了“安内攘外”的政策；但在匪军溃败之后，我们仍不能不对共党问题，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后来抗战结束了，而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以政治宣传的攻势，环攻我国民政府为法西斯，其目的仍然是牵制我们的反共斗争，使我们不能不与共党以对等的地位而进行和平谈判与政治协商。这两个实例，说明了我们宣传的失败，乃是我们对反共过程中自认为重大的缺点。 　二、第二个论点是“共产党可能消灭，共产主义不能消灭”。苏俄及其侵略工具国际共党认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是他的思想武器。他这一思想武器最重要的用途，是要证明共产主义自原始社会已经存在，更要证明现代社会必然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共党依据这个论点，在他溃灭的时期，就发出“共产党可以消灭，而共产主义不会消灭”的“理论”。　当然，在马克斯列宁主义之前，人类社会中已有均产和共产的思想，但是我们必须分辨，那种思想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一种社会理想。而今日马克斯的共产主义与此完全不同，可说他是彻底反人道主义的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思想系统，并且是国际共产党制造仇恨和制造斗争的行动方针。而自俄国苏维埃政府实行其所谓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之后，这种共产主义又是什么？他是残忍惨酷的暴君极权主义，他是大斯拉夫主义诈骗人类，征服世界的魔术圈套。这种共产主义是与马克斯列宁以前的均产和共产思想完全相反的，而且他并不是单纯的社会思想，而为苏俄帝国集团侵略政治的一种武器。因此，只要苏俄共产帝国主义集团存在一天，人类社会就不应该容许这冒用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实行其侵略世界奴役人类的共产主义存在。 　但在我们二十四年剿匪成功，以及三十四年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宣传亦不能打破这共产党可灭而共产主义不灭的论点，致使其广为传播，不仅保持了中共的生存，并且动摇了社会上对我们彻底解决中共的信心。这是我们反共宣传失败的第二个缺点。 　三、他第三个论点是“共党不是军事所能解决，而必须求政治解决”。这是我们抗战结束之后，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以其全力向国际社会普遍散布的一个论点，照他们的说法，军事方法只能解决共军而不能解决共党，并且国民政府如用军事方法解决共军，必使国家财政艰难，人民生活困苦，而共产主义及共党组织必将更为发展，最后的失败者仍然是国民政府的本身。所以，国内外一般人士都误信这“剿共即是造共”的口号，来反对我政府剿共戡乱的政策；而我们的宣传，又不能突破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这个政治心理攻势，于是我政府唯一的出路就是与共党和平谈判和政治协商了。　其实，莫斯科所规定而为共匪所坚持的信条是“中国革命的特点，是革命的武装，打击武装的反革命”。这就是说，共匪对国民政府的斗争，必须以武力对抗武力。共匪自己知道，只要他解除了武装，他就丧失其存在的根据。因此，我们为了解决中共及其匪军，固然必须统合军事与政治的力量，击败他的武装部队，同时毁灭他的政治组织。但是如果我们只用政治方法而不用军事方法，那就只有听任他以武装叛乱来助长他政治的攻势，并以其政治攻势来准备其暴力决战了。　抗战结束之后，这一“共党问题只可政治解决而非军事所能解决”的论点，不仅使一般社会和国际〔第187页〕人士误信我政府只有这政治解决的一条出路，并且竟使我政府内部对剿共戡乱的政策为之根本动摇，乃不得不与共匪进行政治协商与和平谈判，于是就造成了不战不和，边打边谈之局，而最后结果只有让他单独使用武力，来推翻政府，乃使大陆各省沦入苏俄帝国主义的铁幕。（注）所以我们对国际反共的宣传没有力量，就是我们反共宣传失败的第三个缺点。（注）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八节，第一○五三至一○五五页。 　　　　　（丙）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 　苏俄及其侵略工具国际共产党对于他斗争的目标，不是控制就是毁灭；对于他接触的群众，不是压迫就是利用。所有统一战线、中立主义、和平谈判、政治协商乃至白纸黑字的条款与协定，都是他一时的斗争方式，而其唯一目的是为了准备暴力，为了他最后决战。用我国的习语来说：共党的性格完全是“阴性”的。他们的行动是阴狠的，他的一切手段，都是阴险的。你如不消灭他，则他终必要消灭你的。但是我们解决匪党和匪军问题的时候，常为内政外交乃至心理的条件所限制，使我们意志不能集中，手段亦不够彻底，所以要招致这样失败的结果。现在分别说明如下： 　一、我们是以有限战争对共党的无限战争。 　克劳塞维茨所谓“无限战争”的观念，（注一）发展为莫斯科及其国际共产党的总体战。俄共与其第五纵队之中共对我们中国的侵略战，在本质上就是无限战争的总体战。 　我们在反共斗争中，常受国内国外现实环境的牵制，和民族精神及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只能作有限战争。只有民国二十三年第五次围剿，是政治、经济、社会与军事的各种力量，结成统合战力，才能获得全面的胜利。（注二）到了民国三十六年，国内政治与社会都受到共匪的组织渗透，致使失败主义弥漫全国，民族精神几乎消失殆尽，以致动员遭遇阻碍，教育陷入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不能稳定，尤其是通货膨胀，金融混乱，再加以国际宣传攻势的包围，国际阴谋的压力，士气人心完全动摇，社会基础全部瓦解，只有军队单独对匪作战，而其战斗意志亦受到民族失败主义的影响。（注三）这种有限战争，决不能对付共匪无限制使用暴力的总体战，而注定其必归失败的。 　二、我们自信太过，忽视了共党的兽性与暴行。　我们中国是亚洲一个大国，有其悠久的历史，高尚的文化，和民族固有的爱好和平崇尚信义的德性。我　国父倡导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承接民族历史文化的传统，适应当代的世界潮流，从君主专制之下为人民争自由，从帝国主义侵略与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为国家求平等。经半世纪的艰苦奋斗，乃使三民主义在国民中间，有坚定的信仰；国民革命，在社会中间，得到普遍的拥护。因此　国父对于革命建国的成功，始终怀抱?坚强的信心。我个人亦复如此。　民国十二年　国父与越飞共同宣言，早已指出其共产主义不能实行于中国。（注四）　国父于容共之后，虽亲见当时中共领袖陈独秀及其跨党份子小丑跳梁的恶劣行为，仍然自信他们中共不能对中国有什么危害，更不信俄共能赤化中国。我个人游俄回国之后，虽抱定反共的决心，亦由于同样的自信太过，竟未能对共党问题作彻底的处置，和根本的解决。 　所以自民国十六年清党至民国二十三年围剿成功，我们的政策始终是剿抚兼施。只要在军事上击溃其主力，在政治上破坏其组织，我们常用民族感情和国家观念去感化他们，希望他们转变过来，为救国建国来效力。因而我们对其残余部队，不作最后的追剿，而对共党且接受其停战归诚的要求。（注五） 　民国二十五年以后，匪军盘踞延安，其实力不过五千人。当时我们在日本侵华战事迫于眉睫之际，乃放松他一著，与他进行政治的谈判。此后抗战期间，我们一方面坚持对“特区”的警戒与隔离，尤其防制他向西北打通其国际路线。（注六）然而另一方面又与他进行了五次商谈，总以为抗战进行之中，无论共党如何背信食言，阴谋煽乱，而在此民族精神、国家意识与社会公论之下，始终有就范之可能。（注七）到了抗战胜利之后，国家需要建设，人民渴望复员，而不平等条约已告撤销，国家独立自由已告成功，只要他是稍有民族观念的一个中国人，必然是效忠国家，不敢再存这样丧心病狂的出卖民族的企图。所以我们政府决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并接受盟国的调处，而与共党进行和平商谈。（注八）从今日回溯当时的情景，可以说是我们对于“民族至上”的原则，自信太过，忽视了共党阶级性和国际性的兽性与暴行，因而对待他都是以宽大为怀，而不用彻底的手段，于是又授予共党以可乘之隙，而使他的一切政治阴谋，得以死灰复燃，竟为我整个中国大陆招致今日这样空前的灾祸！ 　三、我们对共党防范较严，而对其外卫组织及同路人过于轻忽。 　共产党虽具备一个党的形式，而在其本质上不是一个普通政党。他的党之核心乃是一个阴谋暴动的组织。他的党之周围，乃有多数外围与群众组织。他从群众组织中训练干部、吸收党员，更以其干部和党员组织群众，来制造其武装暴动。所以无论他怎样高唱“和平共存”的口号，宣传其“和平合作”的政策，而实际上，他不仅随时准备武装暴动，并且随时可作武装叛乱。共党的外卫团体和外卫份子，有各种组织方式，亦有其各种的用途。最显著的就是共党没有合法地位而无法公开活动的时候，他指使左派分子或其同路人代理他来活动。即令共党有其合法地位而可公开活动时，他仍然利用左派份子或同路人对他敌人的后方或侧面，迂回袭击。所谓中立主义的活动，也不过是这种外卫团体的各个份子，在其自由和民主的伪装之下，煽惑一些是非不明和敌友不分的政客们，替他共党间接作战而已。 　今日我们检讨过去反共斗争的一个错误，就是防制共党不能如防制共军那样严峻，而对待其外卫左派份子和中立份子，又不能如防制共党一样的重视。所以我们能够屡次击败匪军，而未能消灭共党的组织；我们能破坏有形的共党，而未能制止无形的共党外卫的活动。实际上，只要是左派份子和中立团体能够活动，则共党组织就有其潜伏和发展的基础。只要是其外卫组织能够发展，则其武装暴动就有其制造和扩充的根源。所以民国十六年至二十三年，共党及匪军虽经多次被我击灭乃至败亡，而他仍然犹能借尸还魂，贻害国家。这就是我们只防制有形的共党组织，而忽视无形的共党活动的一个重大错误。 　四、我们的国民心理不够健全，而精神动员未能贯彻到底。 　中国百年来受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以致一般国民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所以我们国民革命救亡图存的运动，首先的一个根本工作就是心理建设。九一八以后，我们发起新生活运动，在实质上就是要从国民生活上，推行这心理建设的工作。到了抗战期间，我们更实施精神动员，使一般国民在抗战中激发起来的民族精神，成为国家总动员的中心力量，促进各种动员工作，争取抗战的胜利。到了抗战胜利以后，不平等条约早已撤废，国家得到平等自由的地位，正是我们革命建设的良机。但在此时，我们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心，尚在萌芽长成之初，乃一方面内受共党及其外卫份子散布其民族失败主义的毒素，而另一方面又外受苏俄共党帝国及其国际同路人对我政府以及我国家的信誉，加以诬毁。而我们心理建设的一切努力，都为其所抵销，而归于失败。卒使一般国民的反共意志，趋于瓦解，而我政府剿共戡乱的政策，也就在这样无法全面动员来支援前线的情势之下，招致失败了。 　（注一）本编第三章，第一节，第一一○○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五节，第九五○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节，第九七七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六节，第九一三至九一四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二节，第九六五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一节，第九七九至九八二页。　（注七）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一节，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页。　（注八）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四节，第一○○六至一○○八页；第十四节，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页。 　　（丁）外交陷于孤立与经济陷于崩溃——通贷恶性膨胀 　苏俄是一个铁幕国家，且拥有国际共党统一的组织，渗透世界各国，执行其采取情报，煽动群众，〔第192页〕操纵舆论，制造恐怖，转移其所在国家的政策之任务。反之，我们中国是一个自由公开的社会，和民主初创的国家。我们对苏俄的外交，固然是站在极端劣势不利的地位；就是我们为了中共问题，要积极的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援助，或消极的解除国际的障碍和压力，也不易收到预期的效果，乃竟遭致国际重重包围，陷于孤立，而卒归惨败。其中最显著的事例： 　一、我们中国处处以诚信对俄共的诈欺，因而每次对苏俄的交涉，终至陷于被动的应付。　三十年来，中国与苏俄签订了“解决中俄悬案大纲”、（注一）互不侵犯协定（注二）和友好同盟条约（注三）。我们政府对于每一条约每一条款，都自动遵守，并引为交涉的根据，而莫斯科却是随手签订，亦即随手撕毁。最显明的实例就是第二次大战结束时期，我们中国政府依据中俄条约及其附件的规定，接收东北的主权，而苏俄处处背信违约，事事阻挠破坏，使我东北成为其苏俄装备中共匪军，策动其全面叛乱之基地。（注四）我政府对于东北问题，受了中俄条约的拘束，和军事调处的限制，而在外交上乃完全陷于被动的地位。这是我们以诚信对俄共的诈欺所招致的失败。 　二、我们中国与各友邦是以个别的立场和纷歧的意见，对苏俄集团整个的阴谋计划。　一九四三年莫斯科对战后世界的全盘计划已经确立，（注五）而以我们中国为其侵略的第一目标。大战初告结束的时期，如果自由各国的政策能够协调，对共的认识能够一致，我政府必能控制国家的全局，制止共党的发展，保持国家的安全而有助于亚洲与世界的和平。莫斯科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集中国际共党的全力，先在美国的舆论和外交上击败我们政府，而后在中国战场上击败我们国军。史达林为了离间中美的合作，一方面对我政府施用其中立战术，企图促成中国的中立化（注六）；另一方面又在美国对国共冲突的调处过程中，他以中立战术促成美国对华政策之中立化。（注七）其结果，美国政府撤回其驻华军队，并停止其援华贷款与军火接济。而其美共同路人，抨击我国民政府，尤其对我个人的诽谤，几乎用尽字典上所有恶劣的名词。莫所科这一著对美的中立战术的展开，乃使我们国家和政府，于敌人当面的压力之外，又受到国际上侧面的胁制，而完全陷入孤立的地位。这是我们自由世界以个别纷歧的意见，和孤立的地位，对苏俄整个的阴谋计划，所招致的失败。 　三、通货恶性膨胀的结果，经济陷于崩溃。　在抗战胜利的前夕，我政府与人民对于战后建设，一致怀抱?热烈的期望。到了抗战结束之后，正是军队复员，各安生业，国家建设，急待进行。惟在这长期战争之后，通货膨胀的压力，已是日见严重，故一般国民对于和平复员与经济建设，期待更切，如果当时复员建设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那这一通货膨胀的威胁问题自不难于解决。所以共匪对我政府的经济政策，乃力图破坏，无所不至。于是政府对共匪的斗争，不祇是军事作战和政治作战，并且是经济作战。 　当时我政府对共匪的经济作战，不只是在内政上努力，并且要在外交上斗争。就内政上说，我政府的财政收支不能平衡，而其主要原因是军费浩大。政府为了裁减军费，必须缩编军队，但是共匪亦看破这一点，所以他一方面更要破坏马歇尔特使努力促成的“整编和统编方案”，一方面又破坏美国的军事调处，致使我政府整编军队和复员计划不能完成。同时，政府为了要恢复国家治安，乃不能不动员戡乱。就外交上说，我政府的战后建设方针，是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之下，需要国际资本和技术合作，来开发我国的资源，发展我们的经济，和建设我们的工业，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反之，莫斯科的侵华计划，却是要孤立我政府，破坏我们的国民经济以及自由生活方式，尤其要破坏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而遂其颠覆我政府以独占中国的阴谋。他这一经济作战，不祇是对中国，并且是对美国；他一方面指使中共来破坏我全国的交通，毁损我们的各地工矿，阻挠我们的一切建设事业；同时更动员其美共和同路人，在美国的舆论和外交上，破坏其政府对中国的贷款，及其人民对中国的投资。其最显明的一个事实，就是三十五年三四月间，正在和平协商及军事调处进行之中，而美国对我国之五亿信用贷款，已经商定而突告停止。这在美方的用意，是要施用其压力，使我政府接受调处，获致和平；他以为这样，更有利于建设的进行。但在中共看来，这五亿美国借款如果成功，对他的叛乱暴行和颠覆阴谋，无异予以致命的打击，所以他非彻底破坏不可。而我们一般国民，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治乱和经济荣枯，全在于复员工作与和平建设计划之实行，而其能否实行，乃取决于友邦美国政策，对于中共所蓄意破坏我们国家建设的阴谋，能否予以阻止。换言之，就是这次贷款，是否能如约实践，表示其援助政府恢复全国秩序，促进和平建设的决心和诚意，惟有如此方能遏制中共明目张胆的叛乱，和阻止其颠覆国家的阴谋。亦可以说，这不仅是我政府对中共经济作战成败所系，而且是整个中国安危存亡的关键。 　不幸当时一经中共表示反对，而美国立即将这已经商定的贷款，无限期停止。这一举动，就是我们中美的经济合作基础，竟为共产国际的阴谋所彻底破坏。其对我国的国民经济所发生物质的影响还小而其对我国的国民心理所发生的精神影响之大，乃是无法估量的。就是这样，一般国民对于国家建设的前途，丧失了信心的情势之下，我政府的财政经济措施，不仅不能发生其预期的实效，而且其间对经济的设计和行动，亦就不断的发生波折，并犯了各种错误。在战后第一任行政院，自三十四年九月至三十六年二月，为了应付财政困难和金融的动荡，动用了整顿币制的基金，从此政府对于财政，就不能建立一个具体有效的政策，对于金融亦无法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计划。于是第二任行政院，在三十六年三月，发行美金债券，不久以后，又宣告停止。到了第三任行政院，于三十七年八月，乃采取了金圆券改革币制的计划，以致币信每况愈下。于是共匪乘机大肆其反动宣传，煽惑人心，动摇社会，尤其对于各大都市的金融与经济，施展其有形和无形的各种破坏手段，最后影响了全国金融的紊乱，物价的波动，乃使通货膨胀的趋势益加恶化，而无法遏止。于是军公人员的生活更见艰苦，而军政风纪亦就不能保持其抗战时期的水准。我们反共斗争之所以遭致失败，这实是其最大原因之一。这一失败，无论是主观的错误，或客观的情势之所造成，都值得我们重加检讨和警惕的。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三节，第九○九至九一一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九节，第九五五至九五六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第一○○八至一○一○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八节，第一○一四至一○一五页；第十八节，第一○三二至一○三五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八节，第九九二至九九四页；第三十四节，第一○○一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一节，第一○二○至一○二一页。 　（注七）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七节，第一○三○至一○三二页。 第四节　我们反共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 　以上四点乃是我们反共组织与行政技术上的缺点。但是这些缺点，还都是可以设法补救的。即令其不能完全补救，只要反共的意志和决心能够坚定，战略和政策没有错误，那我们虽是以拙制巧，相信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现在我再对过去反共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加以检讨。 　我们反共斗争的政策上，最大的错误在那里呢？一般以为我们第一个错误，是我们接受雅尔达的条件，而与苏俄订立友好同盟条约。因为雅尔达密约是损害我们中国的领土主权来作为苏俄参加对日战争的条件。我中国接受了这些条件而与苏俄订约（注一），徒然给予苏俄对我东北的侵略行为以条约的根据，构成了中共祸国殃民的张本。但是我们与苏俄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并不是承认雅尔达密约而受其拘束。我中华民国未曾参加雅尔达会议，而美政府当时亦未曾咨商我政府，我们自可不受其拘束。当然我们与苏俄谈判订约，亦是受他们美国的劝告，不过曾经我们自己的考虑。五十年来，我们中国在日俄两面侵略之下，为国家独立自由与国际和平安全而奋斗。至此日本侵略主义者已告投降，我们为了结束东方的险恶局势，而要保持国家生存，不能不谋取二十年至三十年的和平建设的时间，而望与苏俄和平相处的途径。这是我们当时订立这个条约的决心。我们亦预想到苏俄是没有信义的国家，如果他对这个条约破坏的时候，怎样办？那就是我当时在中央常会里所说的：“即令苏俄此后对我们中国继续其侵略政策，则这个条约亦可以作为国际上衡量苏俄侵华行为的尺度，和我们中国对俄交涉的根据。”所以这一?并不能遽然断定我们的政策为有重大的错误。 　一般以为我们第二个错误，是我们接受美国对国共冲突的调停。当然，中共接受美国调停，只是利用其一纸停战协定，来运用其中立战术的阴谋，阻止我们政府的动员，束缚我们的军事行动，以致坐待他匪军的袭击。（注二）我政府为什么要接受美国调停，签订停战协定，来作茧自缚呢？但是我们中国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如不签订中俄条约，并接受美国调停，将使我们更陷于孤立，政府此时虽有力量解决中共问题，却没有力量单独对抗苏俄共产帝国主义，而阻止其侵入东北，策应中共。我政府反省自己要度德量力，为了和平要仁至义尽，对待朋友要开诚布公；只要我们尽其在我，而在道义上无所愧怍，不能即认为我们在政策上有重大错误。 　一般以为我们第三个错误，是我们剿共未成期间，实行宪政。因为剿共作战，必须全国国民意志集中，而行宪时期，各省县市各职业各民族及各宗教的中坚人士，由于选举上的竞争，而分化乃至对立，不仅影响各政党间的主张纷歧，矛盾百出，并且使我们本党的组织和纪律亦呈分裂瓦解的现象。共匪及其同路人更乘这个机会，在“民主”与“自由”的掩护之下，加紧其渗透、分化，散布失败主义，因此逐使剿共战事归于失败。但是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中国为民主国家，而在抗战之初，我们预定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宪政开始之时。所以对日抗战军事一经结束，我政府即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实行宪政。在当时，倘如我们真是为了行宪而招致失败，那我们对于这种失败，是决无遗憾亦不后悔〔第198页〕的。到今天，事势的演进，更说明了我们民主宪政不是失败，而是成功。我们确信只有民主政治和法治 主义，才是我们击败共产极权暴政的根本力量，也只有这部民主宪法，与苏俄帝国铁幕统制相对照，才能暴露共匪对人民施行恐怖和残杀的罪行，而注定其最后必归失败的命运。故在剿共未成期间实行宪政，对于剿共军事虽有若干不利的影响，但亦并非是我们什么重大错误。 　所以我们并不认为这以上三点是剿共失败的重大因素，那么我们在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又在那里呢？我以为下列四点，乃是我们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第一○○八至一○一○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节，第一○三七至一○三九页；第二十六节，第一○五一至一○五二页。 　　　　　　　　　　（甲）对俄复交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莫斯科为了阻止日本的北进，就希望中国对他复交。我政府对此极为慎重，直至二十一年十二月才宣布中俄复交。（注一）此后的事实，可以证明下列四点： 　（一）自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这五年中间，中俄关系没有任何进展，而苏俄反而力谋其与日本接近，最显明的就是他出卖我们中东路予伪满洲国，侵犯我中华民园在东北的主权。（注二）　（二）到了二十六年以后，中俄两国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注三）并订立了易货协定。事实上苏俄对我国输出的货物，所索取的条件至为苛刻，而他对我国输入的武器都没有预备零件，且不能适时应用，并于民国三十年即完全停止了。 　（三）三十年四月，苏俄与日本订立中立协定，（注四）鼓励日本的侵略，同时违反“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和“中俄互不侵犯协定”，事实上中俄“和平共存”已经丧失其根据。 　（四）中俄复交之后，苏俄派驻中国的使馆和领事馆，以及其贸易机构，就是他部署其间谍组织，和指挥中共匪徒，颠覆我国家的机关。西北的国际交通路线，为莫斯科与延安的交通所利用。上海的苏俄领事馆不仅成为中共对日军特务机关的联络处，并且代表莫斯科给予汪伪组织以鼓励和支持。苏俄驻迪化的领事馆更是制造新疆一切事变和纠纷的指挥台。（注五） 　由此可见我们对俄复交，对于我们抗战，不独无益，而且有害，至少也是得不偿失。而抗战前后十四年的经历，可以说明当时一般人以为“只有联俄才能抗日”的见解，完全是一种幻觉，也说明了我政府为了抗日而对俄复交，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八节，第九五三至九五五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八节，第九五三至九五五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九节，第九五五至九五六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八节，第九七五至九七六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七节，第九九○至九九二页。 　　　　　　　　　　（乙）收编共军 　民国二十一年，我政府既已对俄复交，到了二十三年剿匪胜利之后，亦即着手于中共问题的政治解决。（注一）尤其是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之后，更进而收编共军。（注二）这一政策固然是我们受了日本军阀侵华战事的逼迫，而不得不如此；也是我们误认中共“团结抗日”的要求，乃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胜过一切”的自信太过，而予以接受。这一政策竟使中共利用我集中力量，抗日作战的时机，反得袭击我抗日部队，扩张其武装暴力，到了我们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他更传播失败主义，企图与日军夹击我后方，而颠覆我政府。（注三） 　这一事实，说明了我们收编共军，并容许共党与其他政党以同等地位来参加抗战，对于我们抗战，是无益而有害的。由此更可证明，九一八以后，一般人所谓“抗日不反共”的论调，完全是中了共匪及其外卫“人民阵线”虚伪宣传的流毒。而我政府对共党谈判和对共军收编，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一节，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二节，第九六五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七节，第九九○页。 　　　　　　　　（丙）对东北问题的处置 　二十一年，我们对俄复交，可以说是引致苏俄进入太平洋的导火线。而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之间，苏俄对东北问题既显然违约背信，我们亦决定了停止接收东北的计划，最后又复动摇，仍然与他商谈，并继续进行接收，（注）更是我们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东北土地是我中华民国的领土，人民是我中华民国的国民，资源是我们国家建设所不可缺乏的条件。我们收复东北的主权这一立场是不可动摇的。但是东北的安危，换句话说，就是东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个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当时中国既不能单独解决，也非直接对俄谈判所能解决，则我们应该采取停止接收的决策，一面将我们的部队集中平津，坚守榆关而以锦州为前进据点；一面将东北问题提出联合国公断，同时公诸世界舆论，课苏俄以应负之责任。如此则我政府在关内有充分的实力，戡定中共的叛乱，控制华北的全局，而以东北问题提出国际交涉，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狂暴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划。 　然而我们决策之后，却受了国内和国际各种牵制，不能坚持到底，而又转向苏俄直接谈判，同时更将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调赴东北，陷于一隅，而不能调度自如，争取主动；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注）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八节，第一○一四至一○一五页。 　　　　　　　　（丁）对停战协定的方针 　三十五年一月，停战协定签订了，而政治协商会议也开会了。这中间，中美双方坚持一个正确的方针，就是东北问题不列入政治协商的范围，而“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不受停战协定的影响”。（注一）我们的立场是这样的： 　一、我政府派兵到东北是为了恢复中国在东北领土的主权，而莫斯科也承认东北没有共军，因此不应受停战协定的影响。 　二、我政府为了接收东北主权而对苏俄交涉，乃是根据中俄条约及其附件。这是国际外交问题而不是国内政治问题，因此不应列入政治协商的范围。 　但是，苏俄及其侵华工具之中共，与其外卫之民主同盟，要把东北接收主权问题转变为国共问题，而进行军事调处，而且主张其由“美苏调停”；同时要把东北的国际问题转变为国内政治问题，而进行政治协商，而且迫使我政府承认中共在东北的非法行动和非法的事实。所以中共为了苏俄对东北问题的阴谋策略，乃在热察冀鲁各地以及苏北，发动其全面攻击，（注二）致令三人小组不得不继续与其商谈东北的军事调处方案。然而我政府始终拒绝政治协商会议或其综合小组讨论这个东北问题。　所以当时中共对政府的争执，实际的焦点乃是东北问题。政府认为接收东北，已非中俄两国双方所能解决，更不能作为国内政治问题，而中共硬要将其转变为国内政治问题。中共利用关内的武装叛乱来迫使政府对东北问题的让步，而政府也只有决心阻止他这一企图的实现。当时政府如其对外关系不太过顾虑，以致处处陷于被动，而能积极的集中力量，执行三十五年一月的停战协定，对于共军违背协定的军事行动，加以严厉的制裁，虽发展为全面战争，亦所不顾，那还是可以获得最后胜利的。至于东北主权接收问题，我政府本已决心如前节所述，提交联合国解决，而不使其与关内的军事问题，互相牵制。不幸我们的决心不够，而对于这一个最重大的东北问题，在当初的决策，又因对外的国际关系而中途动摇，不能贯彻到底，遂使我们遭受这种军事上无可挽回的失败。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四节，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节，第一○三七至一○三八页。 第五节　共匪在中国反共斗争中所以致胜最重要的一个魔术 ——反战运动与暴力决战 　共党与我们三十年斗争中所施展的各种政治战术，我将在补编中，另行叙述。在此先述其政治作战中所使用的最后的一著，就是他一面以反战的口号阻止敌人的攻击，而一面准备其武装以展开他自己的攻势，实行准备决战。分别说明于左： 　　　　　（甲）失败主义和反战运动的施展 　列宁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间，已提出“转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他说：“政府军队的失败，可以削弱政府，并使反抗统治阶级的内战较为容易。”（注一）一九一七年，他利用其军事失败主义，乃击败了其临时政府，而建立他的苏维埃政权。一九二○年各国共党参加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件，其第四条规定各国共党必须“在其本国军队中，坚决而有系统的进行其宣传与煽动，并在其每一军事机构中，组成共产党团”。于是施展失败主义，乃成为各国共党的重要政治战术。中共在我们国内所施展的失败主义，最显明的事例如下： 　一、中共施展这失败主义来制造变乱，最早是民国十五年一月至二月之间，季山嘉与中共宣传北伐必败的谬论，随即演成中山舰事变。（注二） 　二、民国三十三年，日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从平汉路粤汉路，深入我西南的后方。中共此时一方面宣传国民政府领导抗战已经失败，必将投降，而一方面集中兵力，企图乘机突破我国民革命军的封锁，向西北打通他与苏俄的交通路线，并从我大后方与日军来夹击国民政府。（注三） 　三、抗战结束以后，中共及其外卫之民主同盟，一面与我国民政府进行和平商谈，同时对我国民革命军到处肆行袭击；而一面在我国民革命军的后方，散布失败主义和制造厌战心理，使一般社会中间乃至政府里面，流行一种论调，以为戡乱军事没有胜利的可能，只有和谈才是一条出路。（注四） 　民国十五年，我们制止了中山舰的变乱，誓师北伐，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我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奋战到底，卒能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都没有被他失败主义的战术所击败。但是到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他施展民族失败主义的反战运动，竟瓦解了我们的士气，颠覆了我们的政府，其影响所及，徐蚌战役以后，除了登步岛之战与金门之战以外，几乎没有坚强的战斗，而大陆各省就相继沦入了俄共的铁幕。 　当时中共匪党及其外卫团体，最显明的就是民主同盟，在政治活动与社会运动中，都保持着他的阵容，也就容易暴露其形迹。但是他的这些外卫组织变相的渗透工作，更以其中立的姿态深入于政府内部与民意机关，以及社会各界之中，甚至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的宗教团体，和秘密结社的哥老会之流，而且曾对共党斗争、对匪军作战的军人，还有一些以奔走国共之间为其政治资本的政客，都被他渗透包围，而直接或间接的全为共匪所操纵利用。一般人以为落伍的军阀官僚、投机的商人掮客，总不会是共党及其同路人吧！但是共党要想颠覆国家、扰乱社会的时候，对于这些愈是腐化，愈是落后的废物，更是无孔不入的来利用他们，为共匪明目张胆，奔走呼号，以其所谓反征兵、反征粮、反动员、反内战等口号，动摇社会的基础，瓦解士气和民心。我们政府虽明知其为匪作伥，但在民主法治制度的拘束之中，和共匪及其外卫之“自由”与“人权”的烟幕之下，只有听任一般宗教团体、秘密社会、三教九流、黑团体、流氓群、落伍政客、投机商人，受其煽诱和操纵，而成为共匪反对政府的后备军。这亦就是如本编第三章中所引述的列宁所谓对其敌人的燃火工作，“把一切的一切即令其为最古老的、最陈腐的，以及似乎没有希望的东西，都要搅他起来”，供他利用，以达到他作战的目的。就是这样，他利用一切中立主义和失败主义，使其很迅速很广泛的传播社会里，散布于政府和军队之中，来挑拨离间，造谣生事，也就是这样在社会与政府中间发生了矛盾和离心的作用。于是我国民政府正在必须动员的时候，无法实施动员；而我国军正在最后决战的关头，亦不能集中力量与共匪作最后的决战，而遭受这样悲惨的挫败。 　　　　　　　　（乙）暴力决战的准备 　无论是苏俄对自由世界，乃至一个自由国家的共党对其政府，不仅准备暴力，并且准备着随时使用暴力。所以苏俄集团的内部，固然是经常在动员状态之中，就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共党，也是经常在动员状态之中的。列宁在一九二一年说：“直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最后胜败决定以前，恐怖战争的状态必将继续下去。”（注五）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中国与共匪相持三十年的经历，指出了一个事实，共匪真是使用暴力来作战的时候，他胜败的公算，至少一半以上是操在我们的手上，而并不是完全取决于他的。唯有我们在共匪的战争威胁之下，自陷于动摇与恐怖之中，接受他的和谈，而以为从此可以获致和平，这才是百分之百的失败。这个事例，在我国最明显的确证就是： 　一、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三年，共党发展至八个游击区，蔓延至七个以上的省区，拥有武装部队号称五十万人。而我们国民政府对他五次围剿的结果，最后终能得到了全面的胜利。（注六） 　二、到了民国三十四年，抗战军事初告结束，当时匪军非法盘踞的地区不过七十县，即在受降时期，他一时发展，也不过二百县。如果共匪以暴力对我国民革命军作战，他的结果必定是与民国二十三年时在赣南一样的命运，被我国军消灭，毫无疑问的。因此可知其共匪对我们国家的颠覆工作，最后虽然施用其武装暴力来决战，但是他制胜的因素，并不是在于军事，乃是共党最后决战的规律，就是他对于“从量变到质变”和“从渐变到突变”的辩证法之运用。他在全面叛乱期间，其军事上所发生的效用最多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而其国际宣传与情报活动的力量之大，实在要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余百分之三十；就是他在我们国内所运用的统一战线与中立战术，以及散布失败主义的宣传。而他全面叛乱之所以能够这样迅速的发展，使国民政府失却其控制全局的原因，就是他先运用其接触、渗透、宣传、情报、组织等诈术，复以其假和平的“反内战”口号为掩护，而来准备其最后的武装暴刀。故其真正的军事武力战争，不过为其决战阶段最后使用的武器之一种而已。（注七） 　（注一）列宁全集第八册一四九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三节，第九三○至九三三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七节，第九九○至九九二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六节，第一○五一至一○五二页。　（注五）列宁“新经济政策”，选集第九册二四二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四节，第九四八至九五○页。　（注七）本书第一编第四章有关和谈与调处各节。 第六节　我们在反共斗争挫败中，建立了反攻复国最后胜利的基础 　以上各点是我们过去反共斗争中，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以及共匪所以致胜的魔术，我们今日重加反省，乃是为今后反共抗俄战争，提供革命的教训。然而我们在此可以指出的，就是在我们与俄共相处的时期，我们政府和我自己尽管在反共抗俄战争中，曾经有各种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在反共斗争的基本政策上，乃是有其坚定的立场和强固的决心。所以我们在这三十年之中，关于立国的几个原则，始终一贯的没有动摇，亦没有受到他俄共的损伤，而且已在这长期间迂回曲折的过程中，建立了最后反攻复国，克敌制胜的基础。 　第一、在俄共对我们三度“和平共存”的过程中，俄共的侵华工具中共党徒，自知其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家的需要与国民的要求，其先后一贯的阴谋，是假借我们国民革命的名义，来发展其阶级斗争，篡窃我中国六十年来革命历史所建立的中国国民党的名义，隐蔽其苏俄傀儡政权，企图其把我们的三民主义，脱胎换骨，来实行其共产主义，对我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偷天换日，来建立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组织，最后乃转变我们独立自由的国家为苏俄帝国的附庸。但是我们中国国民党始终坚持三民主义救国建国的最高指导方针，保卫了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严守国民革命为中国求独立争自由的立场，虽屡次为国际共产党所不断的围攻和袭击，并被中共匪徒长期的渗透和倾陷，而终竟突破其重重阴谋，不为其任何政治攻势与和平诈术所动摇，且使他不能不提出其所谓“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的名义，来证明他自己是苏俄共产帝国附庸之一员，以暴露其出卖中华民国的汉奸伪组织的滔天罪恶。 　第二、我们与俄共“和平共存”，虽在最后阶段中，招致了大陆上悲惨的挫折，但是我政府始终拒绝苏俄的调停，决计不在其所谓调停之下，而与其侵略工具的中共签一个字。而且再三拒绝其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亦决不在其各种威迫利诱之下，来换取一时的苟安。如此坚持到底，以维护我国家的人格，与民族的尊严。因此我们保持了民族独立自由的精神，继续为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来奋斗。 　第三、　国父手订建国大纲，确定三民主义实行的方法与步骤。其民权主义建设的程序，就是革命战事结束，统一告成之后，首先普遍推行全国地方自治，然后由各县市各地区选民所选出的代表，举行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因此，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之后，我们国民政府即依此一程序进行政治建设。后来国民大会虽因抗日战争发生而暂告延期，而政府当时仍对全国人民宣布其预定抗日胜利之日，就是宪政实施之时的约言。但在抗战结束之后，中共及其外卫之民主同盟，全力阻挠国民大会的举行，惟恐民主宪政的实施。其目的即在组织联合政府，并在其共党操纵之下，转变为“民主专政”的“人民政府”。但是国民政府仍然依照建国大纲中所确定的建国方针，坚决执行，自然不顾共党反对国民大会的阴谋，亦不受共党武装叛乱的威胁，而毅然决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行普选，成立民选政府，以贯彻　国父实施民主宪政的国民革命之宗旨，至今我们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及其在台湾所实施的地方自治，恰与大陆上共匪所谓“民主专政”的极权暴政，成为鲜明的对照，而我们反共抗暴必胜，和复国建国必成的基础，也就在这里奠定了。 　第四、我们在民国三十七年冬，剿匪戡乱战争逆转之时，遭受到内外夹击，四面包围，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环境之中，乃决定宁可放弃整个大陆，而不能不保持台湾一片干净土，以为反攻复国的最后根据地的国策。至今七年，我们仍在自己国土之上，屹立不摇，集结海内外爱国同胞，共同一致，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之下，为太平洋的集体安全与复国建国事业，始终不渝的来进行反共抗俄战争，使俄共所预定的如期灭绝我中华民国，达成其统治大陆，独霸欧亚之野心，为之彻底粉碎。 　第五、我们在反共斗争中，以诚制伪，以拙制巧，虽曾遭受其重大牺牲，但我们并不因之气馁，而且自信其真理必可克服邪恶，公义自能战胜强权。因为我们与俄共三十年的经历中，凡是他们背约失信，甚至违反了盟约，毁弃了协定，而强占我国土，伤害我主权，扶植其傀儡，颠覆我政府的时候，我们对他们始终是遵守条约，履行义务，不愿违反在协定中任何一个条款。就是到了最后我们在联合国控诉苏俄违约的事证，以及声明废除中俄协定时，亦是依据法理，来采取行动的。所以我们与俄共在三十年之中，一切行动程序，都是以法律与道义为根据，无论任何处所，绝不给他可以指摘我们为不合法或违约的行为，来作他侵略我们中国的口实。这是我们在法理与道义上的精神力量，自信其最后必能制胜强权的侵略，乃是绝无疑义的。 　第六、我们对俄共曾经三度和平共存，而始终不屑采取中立主义。最显明的事实，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共党的外卫团体，以中立的姿态，发起抗日联俄运动，企图迫使我政府跟随?莫斯科的路线来前进。当时我政府决心排斥他这个压力，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促成国际的合作，为国家生存与世界和平来抗日作战。到了三十五年抗战结束之初，我政府又拒绝史达林的建议，排斥其中立战术，保持国际正义，维护国家独立与自由的立场。这就是我们国民革命一贯的精神。 　第七、我们始终认定中国的自由平等，乃是亚洲民族自由平等的先驱，并且是世界永久和平的关键。所以我们过去对日抗战与今日反共抗俄，都是为了国家的自由平等，也都是为了亚洲和世界的正义与和平。我们从来不回避自己的责任，不对任何其他国家转嫁其战争的灾祸。我们本于中国“尽其在我”的古训，宁可首先当强权侵略之冲，不惜任何牺牲，坚决奋斗到底。尽管苏俄及其国际第五纵队，对我们盟友之间，极尽其狡狯阴险挑拨离间之能事，尽管国际舆论对我们的不谅解，而客观的事实可以说明，我们无论在何种艰苦的环境与国际逆流中，始终站在民主阵营的前哨，为反抗侵略强权，维护国际正义的一个忠实的斗士。 　这就是我们反共抗俄的立场和信心，足以保证民族独立与自由战争的最后胜利。 　至于当时内政上的财政、军事、经济、工商、教育、司法、社会等各方面很多缺点，自然也是反共斗争失败的因素，但是这些都不是失败的主因。如果我们在反共组织和技术上没有重大缺点，在政策和战略上没有什么错误，尤其反共斗争的民族精神，如果不致动摇，那我们这些行政上的缺点，还是随时可以改正补充，根本上并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长期战争之后，政治社会上发生各种缺点，不仅是我国如此，即在其他任何国家，亦恐不能避免。所以我们认为当时行政上的缺点，并不是反共斗争上的致命伤。但是我们今日在各种行政技术上应该改进的事项，在我们的组织与宣传上应该研究和发展的问题，以及在我们思想与精神上尤其是心理上应该改造的处所，实在还是大多了。特别是对匪的认识与警觉上，应该更加深入和更加提高；而对于国民革命的时代精神，就是三民主义的建国精神，更应加以恢复重建，使之强固不拔。惟有如此，国民革命反共抗俄的战争，方能恢复战力，再造河山，消灭国际共产主义，而获得彻底的成功。 　 [编辑] 第三章　自由世界反共战争中的几个基本观念问题 第一节　战争目标与战争型态 　我们首先检讨侵略者与反侵略者的战争目标。克劳塞维茨以为战争规模及其努力的大小，乃决定于战争的目标，即战争之政治目的。克氏以为在战争的相互作用来说，双方所用的力量，作战的规模，以及其所追求的战果，应该是猛烈无比的竞争，没有限界的。但在现实战争中，由于政治目的之不同，而战争亦即有各种范围和程度。有些战争不过是对敌人的威胁或示威，而促使其谈判。有些战争不过是要占领敌人的一部分领土，而迫使其接受某种条件。这种战争，都是有限战争。反之，如果战争具有强大的政治目的，例如占领敌人全部领土，或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则其战争即可呈现绝对战争或无限战争的状态（注）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轴心国作战的政治目的，在瓜分世界，而其战争即为绝对性的无限战争。同盟国的战争目标，是要求轴心国“无条件投降”，而其战争亦为一种无限战争。 　但在同盟国之中，民主国家与苏俄虽并肩作战，而其战争目标，却各有不同。当时盟军最高统帅美国故罗斯福总统所抱的战争目标，乃是一个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想，而联合国组织及其宪章，就是他实现这一理想的具体方案，我中华民国政府竭力赞助这个方案，而且是联合国组织草案的起草国之一，也是联合国组织发起国之一。直至今日，我中华民国始终是基于正义的原则而为联合国忠实的支持者。 　但是苏俄的战争目标，却是一个无限战争的现实性的计划。他对西方，要分裂复国，并吞东欧；对东方要毁灭日本，来打开他东侵太平洋的窗户，并且并吞中国，来实现其从北平经加尔各答，向欧洲迂回的野心。从德黑兰会议到雅尔达会议，都是他为了战后的世界战略而奋斗的外交战场。不料在这外交战场上，同盟国的战后理想方案，乃为苏俄的战后扩张侵略计划所击败。 　一九四五年四月和八月，德国与日本皆无条件的相继投降，一般同盟国皆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胜利了，民主国家的无限战争也就结束了。但是，同盟国的胜利，祇是军事的胜利，而同盟国的战争目标，却被苏俄雅尔达密约所毁灭，致使这一军事的胜利，同时就是政治的失败。而第二次大战也就没有真正结束。民主国家的原子武器虽然提早了日本的投降，却没有挽救其政治的失败，更不能阻止苏俄的侵略野心。于是苏俄在大战中所制造的逆流，到了战后，乃就发展为其对自由世界的无限战争，而长期的延续下去。 　纳粹法西斯主义与布尔雪维克两者同在第一次大战末期以后发展，亦同为极权侵略主义，同为民主政治的仇敌。纳粹主义者的战争思想就是对其国内组成极权政府，来对世界进行其总体战。他对敌国施展其闪击战以前，亦要先用神经战使其敌人陷入心理矛盾，政策动摇的状态。他就敌国进行其武力战之时，更要指使其第五纵队，制造其奎士林式的傀儡政权，且大肆宣传其建立世界的“新秩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欧洲是这样做，近卫和东条对亚洲也是这样做。他们这一战法是与俄共相同的。但是俄共与纳粹主义政治作战的战术，却有其大不相同的处所。第一、纳粹主义采取民族斗争的方式，反之，俄共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纳粹主义的民族优越感，表现为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压制与征服；反之，俄共的大斯拉夫主义，则标榜其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于是俄共乃以控制世界各国共产党为工具，来统治整个世界。第二、纳粹主义直接攻击民主政治，而煽动民主国家之内的反民主的运动，来破坏民主国家的组织。反之，俄共则在民主国家之内，利用“民主与自由”，使民主政治陷于混乱与瘫痪的状态。第三、纳粹主义使用其本国军队直接作战，侵入敌国。反之，俄共并不使用其本国军队直接作战，而指使其第五纵队，煽动敌国内部的阶级战争，或挑起民主集团内的利害冲突，相互斗争，特别煽动其东方民族对西方旧殖民地主义的民族战争，使其替俄共间接作战。俄共的侵略战争有了这三个特点，所以民主集团如以其对抗轴心国坐待错误的心理来对抗共产集团自铸错误，那必将招致不能自拔的错误。 　过去轴心国的侵略无止境，今日俄共的侵略更是无止境的。但是过去轴心国以其军队直接作战，而侵犯民主国家所不能放弃的盟邦，或袭击民主国家的领土，民主国家乃起而应战。于是希特勒终于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而招致最后的失败。今日俄共决不愿重蹈纳粹主义的覆辙。他并不使用其本国军队直接侵入敌国或其敌国的任何盟邦，而采用其迂回战略与间接作战，就是一面利用其政治战术与和平攻势来麻醉其敌国，而一面又利用中立主义，来瓦解自由世界反侵略的盟约，同时指使其第五纵队即各国共产党，在中立主义国家及其敌国和他的与国之内，制造其“和平转变”。所以俄共决不像纳粹那样，先使用其本国军队，直接袭击其敌国或任何民主国家的领土，而是施展其和平攻势与中立战术，从其外部来孤立他，从其内部来瘫痪他，到了最后俄共使用其本国军队，对民主国家实行奇袭之时，这个国家已经在政治与心理战场上完全失败，而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或某一种武器所能挽回的了。所以民主集团等待俄共的军事袭击，再施行报复，是与其等待共产集团的内部自动崩溃，来求取和平，一样不能阻止俄共的侵略，保障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所以我在本章中，要对共产集团无限战争的特点，以及民主集团应该采取的对策，加以研讨。 　（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八篇，第六章，第九○至九六页。 第二节　共产集团的战争目标与民主集团对苏俄政策的对照 　苏俄对自由世界的侵略行为，目的是什么呢？他的战争思想和政治目的，将在下一编中详加研讨。 　兹先就其侵略的行为和目的，略予分析如下： 　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实施其全民武装和长期动员； 　二、以共产主义，建立其集体经济和奴役社会，摧毁一切资本主义；　三、以国际性阶级斗争，摧毁世界各国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 　四、以唯物主义，消灭人性与一切宗教信仰，箝制学术与信仰的自由；　五、以共产帝国的苏维埃制度，为政治组织的典型，毁灭其他一切国家的组织，而统治整个世界。 　俄共为达到他这狂妄无比的征服世界的目的，采取了无限战争的绝对型态。他对自由世界的战争，没有时间的限期，亦没有空间的限界；他可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战场，从一个方式转换为另一方式；向敌人的内部展开其渗透、宣传、组织、政治谋略、颠覆工作，乃至武装暴动，而与其对敌人的正面所施行的经济、外交、文化、政治、心理的攻击，协调呼应；他每一行动都是为了配合其最后军事决战，他每一进展，都是从其最后决战的影响上估计其价值；如此继续不断无限度的向其最后决战的目标推进，不达其终极而不止。 　今日自由世界与共产集团的斗争，乃是人性与兽性，光明与黑暗，真理与魔术之斗争；而不是为了〔第216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赌存亡，决生死。如果共产国际与共产主义一日不能消灭，则世界人类不仅无和平安全可言，而且人人的生命与生活永陷于黑暗地狱，万劫不复，亦就无人生之可言了。由此可见，民主集团对于世界人类所负的任务之重大，是史无前例的，但其对苏俄集团所持的目标，却与其所负的任务完全不能相称。民主集团所负的使命是什么呢？ 　一、消弭侵略世界战争的威胁，保持世界的永久和平。 　二、保持全人类生活方式的自由，及其经济社会的和平发展。　三、保障世界各国的独立，及其民族文化的交流。 　四、维护学术思想与宗教信仰的自由。　五、解放共产铁幕，消灭共产主义征服世界的祸根，使国际社会成为国家自由、民族平等的世界。 　但是民主集团今日反侵略斗争的目标和计划却是有限的。就是只要求其能维护现状，求得苟安而已。由于其所采取的现状政策与苟安心理，所以他有时虽能争取局部的主动，但终久是仍陷于被动的地位，他虽亦可以局部的阻止共产集团的军事进展，却不能防制其政治颠覆和经济的侵略。以下各节，将对民主集团所持的几个观念，及其所面对的几个问题，加以商榷。 第三节　新殖民地主义与旧殖民地主义之争的结果 　前节说到俄共对自由世界作战的最后目标，是摧毁资本主义，破坏民族主义，消灭民主主义，箝制〔第217页〕人类自由。但在其无限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他对于东方民族主义，仍然尽力利用，作为其政治作战的重要资本。俄共说道： 　“在世界各地飞扬的无数火花之中，我们不知那一火花将要燃起大火。我们必须努力工作，把一切的一切，即令其为最古老的，最陈腐的，以及似乎没有希望的东西，都要搅他起来。” “我们不应该放过敌人政策之中，可以浸穿石头的任何一滴水。”（注） 　欧洲帝国主义者的旧殖民地主义，在东方所激起的民族主义，今日是在继长增高之中，而其所拥有的繁殖人口，又是俄共所认为“强大的后备军”。那我们就不难想像俄共要怎样来利用他，作为他打击这旧殖民地主义的主要武器了。 　三十年来，俄共侵略世界计划以我们中国为其第一目标，但是旧殖民地主义者对此并无警觉。他们并不知道我们中国大陆上的侵略烽火，必然延燃中东，而俄共在中东燃起的火焰，就会直接烧毁到他旧殖民地主义的策源地。为什么他们对此没有警觉呢？在俄共的心目中，就是旧殖民地主义有几个传统观念，很可供他新殖民地主义者利用，作为他对东方施展其政治战术的凭借和助力。 　一、殖民地再分配的观念　俄共认为西方国家最陈腐的一个观念，就是把他苏俄的世界革命（新殖民地主义），当做旧殖民地主义同一性质和同一范围的东西来看待。西方国家以为他如没有方法来阻止苏俄的东侵，也就无妨与他求得谅解，来把东方国家的土地和资源，重新分配。他们以为这一“割肉喂狼”的政策，即令其不能满足苏俄的欲望，亦可缓和苏俄南进中东以及其西进欧洲，而使西方得到一时的苟安。但是俄共新殖民地的政策，决非如此。须知今日俄共不是要分割亚非两洲的西方殖民地，而是要独占整个亚洲和非洲，以及其欧洲的全部的面积。 　二、现实主义　俄共认为旧殖民地主义者的“现实主义”，亦是助长其扩张侵略的现实武器。因为现实主义，其最显明的表现，就是背弃国际正义，而承认既成事实。苏俄的侵略无止境，则其所承认的既成事实亦无止境。 　于是由于这现实主义，就产生了姑息主义。当苏俄指使中共侵略我们中国之时，旧殖民地主义者以为姑息苏俄，可以延缓新殖民地主义的进展，至少亦可以避免大战的爆发。到了苏俄已通过其傀儡工具而侵占我中国大陆之后，他们又对中共，存“狄托主义”的幻想，他们所持的理由是“不要迫使中共倒向苏俄的怀抱”。于是他们对中共的政策就只有姑息主义。但是今日的事实，不仅说明了中共并没有脱离苏俄的可能，就是南斯拉夫的狄托，至今还是不能脱离共产集团的范畴，姑息主义到底发生了什么作用呢？ 　三、均势政策　但是现实主义不限于消极的维持现状，而亦有其积极的政策。而他的积极政策，就是均势政策。不过这个均势政策，在俄共看来，乃是十九世纪的历史遗迹，至少亦是第二次大战以前的陈腐东西。并且他认为这个政策，正可配合其扩张侵略的计划，协助其提早的成功，故加以积极的利用。试观今日欧亚大陆上，苏俄渐次取得绝对的优势，西方国家对欧洲大陆，固然没有维持均势之可言，即美国对于欧亚大陆，亦无采用均势政策的余地。在这一形势之下而谈均势政策，那只有西欧国家幻想〔第219页〕美国与苏俄永保其均衡状态，来图一时的苟安。殊不知美国与苏俄之间的实力对比，是在不断变化之中，西欧各国如不能坚决的站在反侵略阵线的一边，而欲在美苏之间，实施其均势政策，其影响之所及，不仅给予中立主义以极大的鼓励，而且更给予苏俄以施逞其中立战术的良机。中立主义的发展，其最显著的结果，就是亚洲有一些非共国家，相率走进中立主义的道路，使苏俄得以把握东方民族主义与欧洲旧殖民地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伸张其政治侵略。这岂不是西欧国家间接帮助苏俄，增高其在亚洲的优势，来驱逐西方各国于亚洲之外么？ 　四、欧洲第一主义　在俄共的心目之中，西方国家的欧洲第一主义，正是他们列宁迂回政策指导正确的明证。故西方这个欧洲第一主义，在无形之中，给予苏俄提早完成其亚洲第一主义的机会。今日苏俄的迂回路线，方从远东转入中东，几乎是他俄共走进欧洲门户的最后一步了。以上这些事实，证明了苏俄新殖民地主义的侵略计划，所以能够步步进展的主因，乃在其对方的思想与政策所犯的错误。 　（注）莱迪斯“政治局的作战典范”，十一页引用。 第四节　东方民族主义彷徨歧路 ——共产集团与西方集团对东方民族政策的区别 　今日东方的民族主义，亦走到纷歧的十字路口。苏俄集团对西方民主集团的斗争愈为紧迫，这个路口愈没有他们停留的余地，而他们所处的地位，也就愈是艰险。他们对于这东西两个集团，有没有选择的自由，那就要看西方国家的政策，和他们领导的方法如何来决定了。 　　　　　　　　（甲）东方民族问题的症结 　民族主义当然有其物质条件的存在，但是民族主义的力量，大过其物质条件的总和。民族主义乃是一种文化意识，其中包括著民族思想，也包括著民族感情。一个民族珍视他自己的历史，爱护他自己的文化，维护他自己的尊严，恢复他自己国家的独立，这就是民族主义的精神所在。所以西方国家对于东方民族，在经济上给予以援助，从政治上要求其民主，这都是他们所需要的。但是如果你不顾他们的民族感情，或是伤害他们的民族尊严，那你虽然带给他很诚挚的友谊，但仍不能促进他们的谅解和合作。 所以若干产业贫乏的东方国家或个人，就由于他要先求得国家独立与民族平等的政治理想，情愿过着他落后的经济生活，而不肯接受西方国家经济援助的好意。何况西方旧殖民地主义者，对于其原有经济利益的特权，还要积极保持而不肯放弃，更引起他旧殖民地人民往昔被压迫的余痛。这就是今日西方旧殖民地主义对东方民族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一个西方国家与东方民族矛盾的症结所在，俄共是看得最透澈，所以他利用这个矛盾，亦最为彻底。因之，苏俄对东方民族的政策，就与西方对东方民族的政策绝对相反。简单说，苏俄对东方民族完全是“投其所好”，亦就是他的糖衣政策。而且他这糖衣里面所包的乃是最能引人兴奋的“海洛英”。但是西方国家的作风，就与他完全不同。 　第一、西方人士以为亚洲人民生活的贫困，乃是共产主义的温床，所以经济援助乃是解决东方民族问题的主要方法。殊不知俄共的东方政策，是间接利用东方民族主义，而不是直接发展其共产主义，他是利用他们的民族思想和感情，而不是完全利用他们生活和经济的贫困。因之西方的经济援助，并不能遏制东方共产主义的蔓延。尤其是美国要以经济援助，来争取那些自居于中立主义的国家，我们可以断言，这种援助，无异于助长这受援国家的共党势力，使其反美运动更加猖獗。须知这对于物质的耗费之事尚小，而其对于打击反共精神所加之影响甚大。因为中立主义国家唯藉其中立以勒索美国的援助，故其所得援助不仅是直接的鼓励其亲苏的倾向，而且间接无形中增高其共党在社会的地位。如果西方真是断绝其援助，则他们是否即向苏俄“一面倒”，而背弃西方？我以为他们这种投机为业的政客，必没有如此胆量，亦不会有如此决心。因为中立主义者要凭借苏俄来敲诈西方，亦须依恃西方来见重苏俄。我们可以断定，美国停止其援助之日，亦即中立主义者不见弃于苏俄，即将受苏俄的凌逼，而倾向西方唯恐不及了。即使他投向苏俄，亦不过使其共产集团中多一矛盾，而一时里决不能增加其多大实力的。 　第二、西方国家要求亚洲国家的政治改革，希望他们走向民主主义，而不投入共产主义。这个政策方向，乃是正确而无可非议的。但是俄共的东方民族政策，就利用民主政治的改革，而使这一改革运动，就是其转变为阶级战争的关键。因之西方对东方民主政治改革的要求，乃适为俄共的“和平转变”战术，来铺平其道路。 　第三、东方人民的生活水准是较西方为低，但生活水准之低，并不等于文化水准之低。事实上西方国家以其生活水准较高，而有文化优越感，同时东方民族以其生活水准较低，而其文化亦感受西方文化的压力。所以东方民族在进行其文化改革时期，常有两种现象发生，其一是由于其固有旧文化的衰颓，而丧失其民族的自信心；其二是其新文化尚未具体长成而又随时遭受到共产思想之不断袭击，乃更陷于彷徨的境域。故其在文化改革的过程中，留下一段空隙，使共产主义以其民主与科学的面貌，独立与自由的口号，而乘机渗透，潜滋发育，侵占其民族文化的领域，也就是扼住了他民族精神的咽喉。这对于他民族前途的危险，要发生如何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总之，共产主义在东方的发展，不是东方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自然趋势，而是俄共为了利用东方民族主义与西方旧殖民地主义的矛盾，而有计划的渗透煽动，及其制造而成的结果。 　 　　　　　（乙）俄共对民族主义的两个政策 　西方人以为东方民族的文化，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而且东方人，就是我个人，亦一向认为共产主义决不能赤化中国的。然而苏俄共产主义今日竟能在亚洲很快的发展，尤其是他在中国的赤化，为什么会如此容易呢？如要解决这个答案，就要先研究苏俄对铁幕内和他对铁幕外的民族政策及其方法，有什么特殊的奥秘没有？这个问题最好的说明是列宁一九一三年对民族主义的两个答案：其一、对于一个民族，应否反抗其他民族的压迫，他的答案为“绝对的是”；其二、对于一个民族，应否为了他的文化而求民族的发展，他的答案则为“绝对的否”。（注一）今日苏俄就把这二种性质相反的答案，却使用他的辩证法，给他巧妙地运用得十分成功。故其苏俄今日对于铁幕外旧殖民地的民族，应用这个第一答案的方法，就不去破坏其铁幕外东方各民族的固有文化，亦不来直接发展其共产主义的文化。不仅如此，而且他们唯恐东方各民族觑破其共产侵略主义的本质，拆穿其援助民族独立的幻术，所以他积极伪装起来〔第223页〕，极端的要隐蔽其共产主义的一切真相，使他们这些民族，都不觉得共产主义对他们有什么危险或不利的地方。即使他们对当地的共产党的破坏其经济，摧残其文化的行动有所不满，但苏俄并不承认是与他有什么关系，这亦就是他今年所以要解散其共产国际情报局的一个最大原因。因之，苏俄对于东方民族，只有利用其固有文化，来反抗西方旧殖民地主义，而决不表示其有任何轻侮的态度。同时他对于东方各国现有的经济与生活，亦并没有直接加以剥削，而且只是为其经济与生活现状大抱不平，来支持其反旧殖民地主义的斗争。但是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一朝沦入其共产帝国铁幕之内，那就是要实行其列宁的第二答案，非在其莫斯科的民族政策，即其所谓“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公式之下，完全变成为斯拉夫的奴隶不可了。（注二） 　至于今日共产铁幕外的东方民族，其急迫的要求，第一是政治独立，第二是经济解放与生活自由，第三是他们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潜在于其民族感情之中，而力求保卫其固有文化。第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对于其东方的殖民地大部分的放弃，使其在政治上皆能成为独立国家。当然这是旧殖民地主义者，对亚洲政策的重大进步。但是他们对于其旧殖民地的观念仍在留着，亦就如前段所说的，他们对其旧殖民地在政治上虽承认其独立，但在经济上仍想保持其特权，在文化上更于漠不关心之中，流露其西方文化的优越感。于是这个旧观念，就成为他们对东方政策的障碍，因为有了这些障碍，所以使东方民族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于是东方民族并不因其政治的独立，而解除其往昔被压迫被剥削的隐痛。 　因之，俄共的统一战线与中立主义的战术，乃得以投其所好，乘机施逞，使东方民族的心目中，认为中立就是独立，而又得到苏俄的援助，与中共的支持，在“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地主义”的口号之下，放手对西方国家作坚强的斗争。而在斗争中，民族主义的感情，愈加激昂，更顾不到将来有什么关进铁幕的后果。我要在此提出一个苏俄在中国事实的先例，当民国十三年夏秋之间，我们　国父在广州建立革命政府，其根基未臻稳定期间，就有香港银行的买办陈廉伯，筹集大量武器和金钱，接济广州反动商团，企图叛乱，来颠覆我们革命基地，苏俄乃自动提议愿以无代价的供给我们军械。后来反动商团实行武装叛乱时，苏俄武器亦正在这个时候运到了广州。第一批步枪八千枝，随后第二批包括野炮六门，步枪三千枝以及其他机关枪手榴弹等，共计总数为三千吨，这是苏俄与我们第一次和平共存时期在广州所供给我们武器的总数。后来在二十六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苏俄根据易货协定，至三十年春季为止，供给我们大小各种飞机八百四十九架，还有其他高射炮，七六口径野炮等少数武器，这是苏俄在我们抗日战役中以易货的代价所接济的东西。当然，这对于我们当时孤军苦斗，单独抗战的四年期间，是有其相当效力的。但是我们在这北伐和抗战两大战役中，接受了苏俄这些武器的援助，其结果究竟如何？实际的经历告诉我们：苏俄与我们中国在这两次和平共存期间的援助，亦就是他的第五纵队——中共对我们这北伐和抗战的战役中，进行其政治渗透和武装颠覆阴谋的媒介。他对我们的渗透和颠覆工作，乃是与其对我们和平共存时期中的援助，同时开始。他决不让我们从反旧殖民地主义的斗争中获得独立自由，他是要乘我们反殖民地主义的斗争中，扩张他第五纵队——中共的势力，来颠覆我们的〔第225页〕国家，奴役我们的人民。这就是我们中国在其和平共存中所得到的教训。这一教训，使我们对于今日苏俄中共对中东和南亚的整个阴谋，看了格外寒心，我希望亚洲和中东的非共国家，对我这一段现实的经历，乃能有所了解，而知所警惕。 　今日苏俄对中东和南亚的非共国家，提出军事和经济援助，同时中共，在其俄帝指使之下，口口声声都是“和平共存五原则”，尤其是所谓“互尊主权”、 “互不干涉内政”，更未曾暴露其共产侵略主义的狰狞面目。于是俄共新殖民地主义乃乘机向这横亘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广大地区，进行其政治经济的渗透。而“和平”与“中立”的口号，乃构成这一道桥梁，竟使东方民族一方面才脱离旧殖民地主义残余的势力，而一方面又走到共产帝国铁幕的边缘，堕入其新殖民地主义的深渊，亦不知自悟了。 　以上的说明，乃是根据共产主义在我中国进展的过程，亦是我们在大陆上所亲历的教训，并且体认俄共三十年来，在亚洲侵略行动的辩证规律中所得结论。恐怕西方国家和东方民族，到今天都还不甚了解这些历史的事实吧？ 　　　　（丙）东方民族的敌人是谁？ ——西方国家与东方民族如何协力互助来抵抗其共同敌人。 　今日俄共的迂回战略，把他的侵略的锋铓，从中国大陆转到南亚和中东。这一广大地区的非共国家，成为冷战的对象，而共产集团乃是这一冷战的主体。共产集团进行冷战的目的，就是要转移中东民族主义到共产集团的那一边，改变侵略者与反侵略者双方实力的对比，并且改变其亚洲和中东战场的战略形势。 　大家知道苏俄乃是西方国家在亚洲和中东的敌人，因为他利用东方民族主义来打击西方国家。但在实际上，苏俄亦是东方民族的真正敌人，因为他要驱逐西方势力于中东之外，才能对东方民族施行其“和平转变”的政治战术，和各个击破的军事战术，来完成其在亚非新殖民地的铁幕奴役政策。这就是说，西方国家与东方民族的共同敌人乃是苏俄。但是他们双方却在这个共同敌人的“和平共存”与中立战术的安排之下，互相斗争。这亦就是今日中东危机之所在，而实为自由世界反共战争中，所应首先解决的根本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西方国家对于东方民族，乃有重新研究其整个亚洲政策的必要。 　如前所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共产铁幕以外的东方民族，已经多数得到他政治独立，现在不过要求其经济的解放和主权完整。而在共产铁幕以内的东方民族，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归还其统一的祖国，解放其被奴役的生活。这铁幕外的民族主义运动，与铁幕内的反共革命运动，实为自由世界中反共产反侵略的最大潜力，而且这也正是东方时代精神的焦点。西方国家今日如能协助东方民族主义，解放其被奴役的同胞，共同一致，来抵制俄共新殖民地主义，则其为时尚未为晚。否则无论其为旧殖民地内被经济剥削的民族，或是新殖民地内被极权奴役的人民，亦无论其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主义或自由社会主义，以及民族独立主义，皆将在共产的世界革命及其阶级专政之下，同归于尽而已。西方的政治家倘能言念及此，自当寒心戒惧，积极奋勉，来袪除其过去殖民主义、自私主义的旧思想、旧观念，而代之以平等独立，自由民主的新思想，和互助合作，同仇敌忾的新精神，以期共同挽救此空前绝后，人类无穷的浩劫，重建永久和平的大同世界。这一切就要看旧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和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今后的反共决心及其实际行动如何而定了。 　（注一）列宁全集第十七册，第一四六页。陶斯特“苏俄的政治权力”第五四至五五页引用。　（注二）苏俄一九二五年所定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民族文化是什么？就是一个文化——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其目的在教育群众以国际主义，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陶斯特“苏俄的政治权力”第八七页引用） 第五节　共产集团心目中的民主集团的战争思想 　俄共对自由世界进行其无限战争，而其胜利的希望，乃寄托于民主集团所犯的错误，已如前述。在俄共的心目之中，民主集团错误的根源，就是寄托于他西方旧式的现实战争和有限战争思想上。并且这一旧式现实战争和有限战争思想，又构成下列几种错误观念： 　　　　　　 （甲）在军事上，唯武器论的思想 　军队的组织，战争的原则，都是社会政治的产物。战争胜败的结果，多半是取决于社会经济政治学术和心理的条件，不是单纯取决于军事，而军事作战的胜败，亦不是单纯取决于武器，这是俄共军事教育的要则。因之他苏俄及其国际共产党，对于其敌国，必先渗透其社会，影响其舆论，动摇其国家政策，打击其军队士气，结果乃使其虽有精锐的武器，亦不能在战场上发挥威力，争取胜利。在俄共的心目中，西方这唯武器论乃是唯军事论的末流，决不适于对抗他俄共今日间接路线和迂回战略的战争。 　所以俄共对于今日西方国家的军备思想，尤其是对西方唯氢弹的战略观念，不仅为他所无畏，亦且为其所欢迎。因为一个战争如在社会政治的战场上宣告失败，即不是军事作战所能挽回，而军事作战亦不能完全倚恃单一武器（氢弹）来制胜敌人。所以俄共今日居于核子武器劣势而未转变为优势以前，他就要以政治战和心理战来冻结其对方的核子武器，使西方虽握有威力最大的武器，而没有使用的机会。这样纵使西方国家核子武器的新发明，军事技术的再进步，始终超过俄共，而俄共侵略主义的发展，亦不会因此受到其任何的阻拦。因为西方国家发展更新的核子武器，来阻止其敌人使用核子武器，亦即是冻结其自己的核子武器而已。所以西方这唯氢弹的战略观念，乃是俄共冻结其对方核子武器，争取时间，来转变其劣势为平衡的地位，他所求之不得的战略观念。 （乙）在政治上裁军谈判与裁军运动 　当第二次大战初告结束之时，民主国家努力复员。史达林不仅申述其二十年至三十年没有战争的意见，并且利用其与中英法各盟国所订二十年或三十年和平友好的协定，（注一）来加速民主国家的复员工作，使其及早完成。而苏俄则乘此时机，推行其膨胀政策，几乎是从心所欲。但是到了他发动侵韩战争的时期，民主国家不得不宣布紧急状态，并加强其军备竞争。于是苏俄乃在韩战结束之后，一方面在联合国组织之内，进行其裁军谈判；一方面又在西方国家的内部，重新煽起其裁军运动。 　一、先说明国际裁军谈判。我不拟在此讨论西方与苏俄双方裁军方案的细目，只是依据民国三十五年间，中国政府与共党谈判整军的经历，来推论将来俄共对于裁军谈判所采用的斗争方式。 （子）在谈判裁军问题时，共党最后必另提政治问题为裁军的先决条件。民国三十五年，中共与我们谈判整军时，他同时提出政治问题，就是要成立政治协商会议与改组国民政府，但是他最后又要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中持有否决权。（注二）将来俄共对于国际裁军会议，最后是否能不提政治先决条件？若其获得了这政治条件之后，能否不再提类如其否决权等最后的要求呢？ 　（丑）在谈判军队数字时，共党必使其对方减低其所保留的军队数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亦可减低他自己的数字。等到其对方实行缩编其军队的时候，他的军队并不缩编，且更加紧其军事动员。民国三十五年，中共与我们所商定的第一期国军从三百五十四师缩编为九十个师，共军缩编为十八个师；第二期国军再缩编为五十个师，共军再缩编为十个师。我们政府就照这样实行了。但是他不仅没有缩编为他自己承诺的十八个师乃至十个师，反而加紧动员，尽量扩编。（注三）今日苏俄主张美俄各缩编其军队为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我们可以预料，如果美国实际缩编到这个数字，而他俄共是否会实行缩编呢？并且还有欧亚两洲的附庸军队隐蔽在铁幕的后面，其结果如何，是不待多言而可知的。 　（寅）在谈判撤兵时，共党只求其对方从其所保持的阵地撤退。到了对方已实行撤退时，他却提出一个政治条件，作为他拒绝撤退的口实。这个政治条件就是他撤兵之后，必须维持他占据时期的政治权力。民国三十五年，中共与我们政府谈判苏北问题时，他答应从苏北撤兵，但要求政府承认他在苏北的行政组织。（注四）今日苏俄所提的裁兵方案，要求美国从北大西洋公约国撤退其基地，他才撤退其华沙公〔第230页〕约国的驻军。我们可以预料，如果美国实行撤退其在欧洲的基地，则苏俄亦可撤退其东欧驻军，但是他必将保持东欧的共产铁幕与附庸政权。这样他就可一面撤军，一面仍可随时进兵和增兵。这种谈判即令其达到协议，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究竟是否有实际利益？还是更使其加速大战的爆发呢？ 　（卯）在谈判国际观察时，共党必使国际观察的组织，有共党份子参加，可以供他利用来作宣传，并刺探其对方的军事部署。到了国际观察团体要进入他的铁幕时，他就要借口政治问题来拒绝了。民国三十五年，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出的军事调处小组，到我们国军的阵地来执行任务时，都得到我们国军的协助。但是那派到赤峰、张家口，以及东北和苏北等地的小组，就被中共的匪军拒绝或驱逐了。（注五）这共党不仅是三十五年在中国如此，而其对于目前在韩国的停战监察委员会的实际情形，恐亦不能例外吧！今日西方提出国际观察以及天空开放计划，亦复如此。我们可以预料，即令苏俄完全接受这个计划，到了实施的时候，俄共可以利用这个计划来侦察西方的军情，反之，共产铁幕之内，决不容许其国际观察团体执行其任务。 　总之，共党的裁军谈判会议这一斗争方式的目的，在一方面是瘫痪其对方动员备战的努力，改变其军力的优势为劣势；另一方面是掩蔽他自己的扩军备战，并准备他第二步的军事攻略，简言之，这是他“和平共存”的政治战术中之另一方式而已。 　二、再就西方国家内部的裁军和反战运动来加以说明。我以为西方国家唯氢弹的战略观念，尤其可供俄共利用，来推行其裁军和反战运动。于是他一方面渲染氢弹的毁灭性战争，是只有同归于尽；而一〔第231页〕方面又使西方人士误信只要核子武器的发展和进步，就可使苏俄不敢冒核子武器战争的危险，亦即使其不敢向民主国家挑战，因此世界也就没有战争。再简单一些说，他要使西方人士在无形中发生一种错觉，以为没有核子武器战争，就没有一切战争。于是民主集团的内部，裁军与避战运动就会随之而起。这两个运动，如果发展下去，将使西方国家的军事与政治乃至战略与政策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在军事上，增加火力与紧缩兵员，固然是合理的。但是军事上的备战工作与政治上的反战心理，必不能长此并存，更无从协调一致。俄共乃利用西方这一军事与政治的矛盾，来推行其和平攻势与中立战术。于是西方国家在其内部的和平主义与亚洲非共国家的中立主义，互相呼应的情势之下，对于俄共集团的间接作战和直接挑衅，都不能保持其坚定的立场，采取适时的行动。因之一般非共国家，鉴于西方国家的现状政策和反战心理，更感觉其无可依恃，便不能不让俄共牵?鼻子，来走上其“和平共存”之路。这更是核子武器在双方平衡时期的“唯武器论”和“唯氢弹论”，为共产帝国来争取其“和平共存”的时间，以达到其不战而胜的指路碑。这在时间上，已是显然有利于俄共集团的一方了。 　　　　　（丙）　在战力上，火力重于人力的思想 　一、今日科学极度发达时代，本来在工业上，机器愈是进步，愈可节省其劳力。在军队中，武器愈是精良，愈可紧缩其兵员。在战场上，火力愈为雄厚，愈可制压其敌人。这一原则本是合理的。所以我认为民主集团今日准备机动的世界战略部队，拥有进步的核子武器与强大的火力，准备在未来对敌人的最后决战中，予以制命的打击，这一战略亦是正确的。但是共产集团正因为西方国家注重人道主义，重视人的生命，所以只有使其火力来代替人力的不足，于是他乃更不惜以人力消耗其敌人的火力，而尽力利用其人海战术。因为他是视人民为刍狗，为草芥，对于人的生命是毫无怜惜的；而且他今日控制着欧亚大陆这样繁殖的人力，更可用以设计更多的方法来对付你的火力了。所以俄共认为西方这一火力重于人力的思想，决不能对抗他的人力与空间居于绝对优势的无限战争思想。 　二、西方集团对于共产集团的空间与人力，不能居于优势，乃只有氢弹威力为其惟一战胜苏俄的武器，而求其速战速决。但共产集团对于民主集团，决不与之轻易决战。我们中国古代有“守株待兔”的故事，兔既不来，株亦失其杀兔的效用。不但他在决战之前，必须先改变他与敌人的均势，而且他可永远站在其附庸国家与旧殖民地的幕后，指使他们与西方国家为敌，而始终不来出面对你作军事的挑战，以达到他不战而胜的目的。现在他在欧亚大陆的人力与空间上，既占了绝对优势，如西方集团与他作战，仅依恃其强大火力，即令你占有大量氢弹的优势，亦不能发挥其充分的效果，解决这广大无涯的战场的战局。因为在欧亚大陆这样广大无涯的空间上，毕竟火力不能处处代替人力，来达成其战争的任务。 　三、在韩国战争中，联军虽能以火海战术打击中共匪军的人海战术，但是今后俄共集团决不使这一段历史重新上演。中共在韩战中所以不能对抗联军的火力，是因为第一、中共侵入韩国，以客军的地位作战，其人海战术受了后方交通的限制，不能发挥其绝对战争的效用。第二、中共在韩国作战，当时没有充分的火力，尤其是没有强大的空军，与其人力互相配合。这是他所以招致失败的两个基本原因。今后俄共对自由世界进行战争，必将以强大的火力来装备其无限的人力。民主集团如能看清这一点，即须特别警觉俄共集团对亚洲大陆上如此繁殖的人口，他是如何狡狯和狠毒的设法加以利用。所以民主集团必须注意争取这广大人力来参加世界反侵略阵线的一方，不应拱手让俄共及中共无限制的作为他侵略的工具。我想民主集团的军事家，决不会忽视人口这样繁殖的广大地区，对于其政治、经济、社会、人心，完全不计入其战争条件之中，而竟把战争看为军事的单纯行动罢！ 　四、假定核子武器力量，已到双方平衡时期，而其在战争之中，皆不敢使用氢弹，竟演成已往同样的传统战争，又或在氢弹战争发动以后，战争仍不能速决，而成为长期消耗战时，则人力的因素更为重要了。何况俄共今日无限战争的思想，必将已被其所统治的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空间），及其所控制的庞大人力为重心，来作为其战争基本力量，而再将其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相互配合，准备与民主集团来作长期战争，而且这是他将在其氢弹奇袭战术不能生效时，必然采取的一个作战准备，乃是无可置疑的。故西方国家在世界反共产反侵略的斗争中，对于人力更不能不加以重视，而弥补其反共战争中的弱点，以免俄共对于其优势人力，配合其广大的空间，有恃无恐的来作他无限战争的持久消耗战。 　今日在俄共心目中，西方国家这种旧式传统战争思想，所产生的军事观念，对他世界革命的总计划，不仅不能阻碍，而且只有使他更容易的发展而已。何况今日民主集团与苏俄集团之间的斗争，并不止于军备的对立。而整个世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各方面都充满?矛盾，而且这种矛盾，正在不断的演变之中，尤其是东方民族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信仰自由与阶级斗争，新殖民地人民的反共心理，与旧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要求，特别是铁幕之外的中立主义之发展，与和平攻势之激转，以及铁幕之内的人民迫切呼吁，和他们所急切需要的解放运动。在这些矛盾和演变之中，俄共及其国际第五纵队是积极的胁制和利诱，制造和操纵，处处不断的争取时间及其战略上各种的优势地位。反之，民主集团是消极的踌躇莫决，或因循补苴，至多亦不过是个别的孤立奋斗，徒使苏俄集团整个政治军事的侵略，更迅速的向其所追求的极限来发展而已。 　时至今日，民主集团必须确立其积极的反共政策，主动的来转移其世界战略形势，尤其对于人力与空间的优势，不使其永久的属于共产集团的一边，更为重要。惟有如此，方能重建世界和平，达成其拯救人类自由的最后目的。我们现在再进一步对于民主集团今后反共的政策和战略方针，加以检讨。 　（注一）苏俄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与英国订立为期二十年之合作互助条约。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日，与法国订立同样条约。此在大战后均有效。至一九五五年四月九日，莫斯科竟宣布取消两约。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一节，第一○三九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六节，第一○二九至一○三○页；第二十四节，第一○四五至一○四八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一节，第一○三九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节，第一○三七至一○三九页。 第六节　民主集团反侵略的基本政策和战略之检讨 　我们在检讨反侵略的基本政策时，应该首先研究的，并不是对苏俄军事上如何作战的方法，而是在军事作战没有开始以前，他俄共对于自由世界的政策及其所施展的政治战术是什么？我认为他最大的一个法宝，就是其世界革命基本的政治战术——“和平共存”的欺世幻术。这个幻术亦就是他列宁传统的间接作战迂回战略所产生的。这是民主集团讨论对俄共的基本政策以前，必须特别加以注意的一点。现在我们要讨论民主集团已经实际采取及可能采取的各种政策。 　一、基地围堵政策　赫鲁雪夫对俄共第二十次党大会的报告，攻击西方的“实力地位政策”。自此以来，俄共及其国际第五纵队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到处煽动反美运动，而以迫使美国撤退其海外基地为其主要目的。但在俄共的心目中，西方基地围堵政策，仍是旧式有限战争思想的一种产物。如以此防制莫斯科的侵略战争，虽可有一时的功效，但是侵略者曲线战略的斗争方向一经变换，则围堵阵线，立即呈现其动摇的趋势。因为俄共及其国际第五纵队的政治心理渗透战术，是没有限界的。当反侵略的防线树立于侵略者的周围，而阻止其军事侵略进展之时，他的政治心理作战，已经突破了此一防线之外，在反共国家与反共国家之间，在反共国家与非共国家之间，并在反共及非共国家的内部，施展其挑拨、分化、动摇、颠覆的活动。到了这些社会政治和心理作战的工作做到某一阶段的时候，俄共乃更要伪装其军事战术为政治战术，而标举其“和平共存”的口号，掩护其军事战术之进行。于是基地围堵政策，遂不能保持其原有的阵线，而旧式有限战争思想的缺陷，便立即暴露于侵略者的面前，任他乘虚抵隙，狼奔豕突，而无法围堵了。这最显明的一个结果，就是中东和北非在转瞬之间，已成为不可收拾的危局。 　二、报复主义和吓阻主义　今日美国积极发展氢弹和洲际飞弹，同时?手策画其“大举报复”和“局部应战”的弹性战略。这个战略，乃迫使俄共在短期内不能不放弃其军事冒险与扩张政策。故自越战停止以后，这二年来，苏俄及其附庸都不敢向外进行其军事侵略。这个政策，不能不说是已收到相当的效果。所以报复主义与吓阻政策，在过去可以说是合理的。但是俄共在亚洲和中东地区，这一年中间，又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扩张方式。只就他在亚洲地区所使用的各种方式来说，自去年冬季以来，中共对缅甸的政治与军事的侵略行动，以及其对高棉和老挝的经济渗透与政治威胁的扩张行动。这中间有些本是多年反共产亲西方的国家，乃亦不能不被他威胁利诱，渐次动摇，而倾向共产集团。吓阻政策在这里是否生效？假使说中共对高寮的扩张是政治和经济的，不在吓阻之列，那中共对缅甸侵略的事实，明明是军事的行动，那末，这是否应在吓阻之列呢？如果吓阻政策而不能吓阻共产集团的军事侵略行动，岂不徒使民主集团的本身力量与威信，无形减低，反而使其本身的困难问题，更是不断的增加，而且这对于共产集团的侵略政策及其日程，到底有什么影响和改变呢？所以在俄共的心目中，这报复主义和吓阻主义的战略，亦是旧式防御战争思想所产生。 　而且民主集团采用这个政策，自须继续其军备竞争，永保其对于敌人的优势，才有报复和吓阻的力量。如果敌人在军备竞争上，达到其与民主集团平衡或优势的程度，则这一政策更无法实行了。何况今日莫斯科，一面冻结民主集团的核子武器，而一面复以其社会政治作战，在民主集团的外部，改变其世界战略的形势，并改变侵略者与反侵略者双方实力的对比，使其完全有利于苏俄的决战；同时更在民主集团的内部，散布失败主义和反战思想的毒素，培养“不惜任何代价求取和平”的病菌。这一情势如继〔第237页〕续发展，必使其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以及军事各方面，都为此失败主义所笼罩，到了苏俄主动的采取军事行动来作最后决战之时，西方民主国家早已自陷于被动地位，那时再使用核子武器，即使其仍能实施报复，亦恐难挽回其在政治社会和心理的各种战场上，早已宣告失败的颓势。所以这报复主义和吓阻主义，在俄共看来，决不能防制其俄共先发制人，乘虚突袭的最后决战思想。所以这种报复和吓阻的战略思想，虽其握有现代威力最大的新武器，亦并不能发生任何新奇的功能，和任何制胜的把握。 　三、“以战止战”即声罪致讨政策　就是民主国家对于苏俄将要发动战争之时，先发制人，对苏俄加以攻击。这种政策，只有共产极权国家方敢采用，而在民主国家，是不愿采用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政策，不必多加讨论。惟我在这里要有说明的一点，就是我们中国始终不愿西方盟友，采取以战止战的政策，来主动的直接攻击苏俄本土，这一点将在下编中再加叙述。这里所要指出的，就是美国如首先发动对俄战争，那就是促使苏俄攻击美国的本土。当然，美国今日在自由世界反共产反侵略的斗争中，有其领导的地位与责任，但这并不是必要使他直接介入战争。我认为美国本土应该主动的建立其为世界反共的兵工厂，而不能只是被动的准备其为反共战争的主战场。所以美国必须积极的支持欧亚大陆上反共国家，并协调非共国家与反共国家，巩固其反侵略阵线，增强其反侵略的力量，充实其对共产集团备战和作战的供应，而不使其本身卷入大战的漩涡，以免其本土变为大战的战场。所以我们认为以战止战的政策，不仅与民主国家的历史传统相违反，而且亦不是自由世界反共战争所必需的。 　四、解放政策　这是我们东方反共国家所认为自由世界反共斗争必然的一种政策。我们认为这个政策，应当包括?全盘的战略和综合的作战计划。如果民主集团不能确定这个政策为反共产反侵略的基本政策，那其他一切战略和战术，都等于空谈。这个政策如何入手呢？我们所了解的解放政策，乃是西方国家支持我们欧亚二洲被苏俄共产侵略主义所强制分裂的国家，使其铁幕外的民族革命，和他铁幕中的反共革命势力，汇合为一个潮流，来恢复其国家的统一。我们相信，德国如不能统一，则欧洲没有和平与安全。我们同样相信，中韩越等国如不能统一，亚洲亦没有和平与安全。所以我们认定这解放政策，应该是自由世界反共的基本政策，但是这个解放政策，究竟如何实施，才不落空谈呢？大家终不免于怀疑。因此，我要更进一步，为这解放政策提出其实施的方法：第一就是迂回战略，第二就是间接作战。 因为俄共征服欧亚大陆，所采取的战略乃是从中国向南亚和中东迂回，更从中东向非洲和欧洲迂回。今日俄共侵略的锋铓，深入中东，并威胁西欧，而中国大陆已成为他的后方基地。在这种形势之下，为了挽回中东的危局，解除西欧的威胁，最健全的战略，就是对侵略者的后方基地实施间接的攻击。我要在下一编中指出，西方国家如选择战场，不应在欧洲和中东直接与苏俄作战，最好的战场是远东。因为这一战场上的战争，乃是东方民族为反抗新殖民地主义，争取其国家的统一与自由而战的民族革命战争。这一反侵略战争，当然是东方民族都能同情与支持的。而且这一战争，无须西方国家直接的参加作战。如果这一东方民族革命战争，在此苏俄大战准备尚未完成以前，就积极的进行，那无异予苏俄以间接的打击，而且这一间接的打击，乃是积极的消除大战祸根的战略，而较之将来俄共对西方国家的直接奇袭，发动大战的战略，其性能和功效，不啻有天渊之别。所以间接作战的反共战争的战略，乃是今日西方国家解放政策所应取的最高指导原则。 　但是我对于民主集团的军事观念和反共政策的弱点，今日率直的加以指明，并不是说民主集团不必发展其新武器，充实其新军备；亦不是说苏俄集团的侵略，不必吓阻，或以加倍报复的战略为不合理，更不是说民主集团应该改变其防御战略为攻击战略，而积极的使用武力来对苏俄集团作战。我毋宁认为这些政策和战略，在世界反侵略斗争中，都是必须的，而且是重要的。但是，新军备和新武器，必须要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民族的各种新的成分与之切实配合，使其在一个综合的政略及计划，和统一的反共斗争行动中，发挥更大的效能，同时斗争方式更须弹性的积极的针对苏俄的政策及其战略和技术来决定，以免时时陷于被动，而求其切实有效。 　总之，今日反共斗争中，武器和军事的力量所占有的地位及其所发挥的效能，必须从社会形态和政治现状上，才能作正确的估计。如其武器与军事行动脱离其社会政治及敌方客观的条件而孤立起来，作为报复吓阻的手段来使用，此正为苏俄侵略者所以今日伪装其爱好和平，而乘机鼓吹其“和平共存”的论调，来抵销你报复吓阻的政策。而且西方国家如欲在东方广大的地区中，准备以实力阻止苏俄的侵略战争，他就向亚洲民族，指摘西方的吓阻政策为“旧殖民地主义的炮舰政策”，来激起亚洲民族的反西方的情绪。西方国家如欲以军事力量为后盾，而直接对共产集团国家施用其压力，来阻止其侵略行动，他亦可对其各国的人民，高弹其 “帝国主义侵略”的老调，来发起其反帝的“爱国运动”。所以民主集团的反共斗争，不能采取直接的行动，而必须采取间接作战的迂回战略，提高自由世界反共抗俄合作互助的信心，击破中立主义者和平共存的幻想，并且在一个积极的统一战略之下，军事战术与政治战术协调一致，铁幕外的民族运动与铁幕内的革命运动相互策应，务使其地利与人力上，皆能发挥其充分的功效，如此消极的自可阻遏俄共统治世界的野心，而积极的就能消弭世界大战，以确保永久和平。否则唯军事论或唯氢弹论，不过是徒对俄共的政治和心理作战，供其利用的资料，而围堵政策或报复政策的单一斗争方式，亦不过坐视俄共对反共阵营进行其政治渗透，对中立国家制造其“和平转变”的时机而已。 [编辑] 第三编　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标及其最后的构想 [编辑] 第一章　俄共世界革命的战略及其战争方式的演变 　以上各编，已将俄共与我们中国“和平共存”的经历，作简明的叙述，并对中国和世界的反共斗争的成败得失，作扼要的检讨。本编再对俄共的战争思想，及其世界革命的战略和战争方式，加以分析。我们从这三十年的经历中，看清了莫斯科世界革命的战略及其战争方式的改变，影响我们中国的局势；而中国局势的改变，对于莫斯科的战略和战争方式，更有其决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先就此点，略为说明。 第一节　从列宁到史达林 　我们要研究苏俄战略及其战争方式时，首先应该注意其俄国历史上，对他们斯拉夫民族最深刻的一个传统观念，就是他们俄国有史以来，从没有为其来自西方的敌人所征服，而却被他东邻的成吉斯汗后裔统治至二世纪以上（一二四一——一四八○年）。所以到了苏俄时代，他对于东方这个历史性的潜意识，乃就特别的浓厚而加以警戒，亦可以说，这是他布尔雪维克自列宁以来，对于东方赤化，比西方更为注重的原因之一。而且他今后第三次大战的最后基地，亦建立在这亚洲心脏地区。故今日对于苏俄问题，无论其为政治、经济、社会、种族、生活、习惯、历史、地理；特别是军事战略各种学术研究时，这一个历史因素，是决不能予以忽视的一点。 　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国政变，使布尔雪维克取得政权。列宁最初认为必须西方工业国的社会革命成功，而后俄国苏维埃政权才可巩固。所以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之间，他屡次准备以武力援助德国共党的暴动及匈牙利革命，都没有成功。后来他派遣军队侵入波兰，又招致悲惨的失败，于是列宁对世界革命政策，乃转向东方，而且更加积极的急进。 　远在一九一三年，即中国的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列宁综结马克斯死后的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说道：“在亚洲开辟了一个极伟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来源。…… 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和他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注一）到了一九二○年八月，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列宁起草的决议，关于东方民族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合作，说道：“与殖民地分离，及其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将颠覆欧洲资本主义的体系。为使世界革命获得其完全的成功，这两种力量的合作是紧要的。”到了一九二三年三月，列〔第242页〕宁发表他最后的一篇文字，其中说道：“归根到底，斗争的结局将取决于这个事实，即俄国、印度、中国等已成为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正是这个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年来，也非常迅速的卷入下争取自己的解放的斗争。”（注二）于是我们中国，在列宁这一急进的东方政策之下，乃成为其苏俄第五纵队——中共的渗透和颠覆的唯一对象。 　当时俄共世界革命战略的目标，从西方转移到东方的经过，最明确的说明，就是一九二六年二月，季诺维也夫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特别会议的演说，其中说道： “最初我们对于中欧，也许过于重视，那就是我们属望德国的时候。我们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之后，德国必将继起。到了一九二五年共产国际全体会议，我们不能不注重英国，其时德国革命似较辽远。现在有一个新的特出的重要因素出现了，就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打了许多惊奇的战绩。”（注三）季诺维也夫所指惊奇的战绩，自然就是我们国民革命当年的东征和北伐战役。可是这个北伐战役的胜利，不仅与他中共并无关系，而且他俄共始终是想要积极的阻止和破坏这个战役的。 　史达林取得了独裁地位之后，对于列宁的战争方式，有两点重要的改变。第一是列宁的对外政策是以苏俄的力量支持各国共党的“革命”；反之，史达林的对外政策即是以各国共党的“革命”，支持苏俄的政权。为了苏维埃政权乃至为了他个人的权力，虽牺牲其在某一国家的共党，亦所不惜。中国的共党，即曾经屡次做他苏俄和史达林个人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注四）　第二是史达林比列宁更着重东方。且自一九二八年以后，他对其国内实行五年计划，对西方展开其和平攻势，而对中国则指使中共采取苏维埃路线，企图以武装暴动，推翻国民政府。（注五）苏俄西守东进的政策，可以说是在史达林的手上形成和发展的。 　（注一）列宁全集第十八册，第五四六页。 　（注二）列宁的“宁可少些，但要好些”。 　（注三）德林“俄国在亚洲之兴起”，第二○一页引用。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五节，第九三八至九四一页；第三章第二节，第九四四页至九四五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节，第九四四至九四五页；第三节，第九四五至九四八页；第四节，第九四八至九五 ○页。 第二节　史达林的历次转变 　从列宁到史达林指导下的共产国际和俄共，对于战争问题，常在其各种会议，加以分析，作成决议。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所决定的共产国际纲领及其决议案，把世界上的战争分为三类，并对各种战争中，各国共党的任务，有详明的规定。 （一）“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战争”，即苏俄以外的列强之间的战争。苏俄对于这种战争。不去参战，同时各作战国的共党，应以反战运动，转变其战争为革命。　（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即欧洲列强在亚洲或其他各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列强的战争。各地共党应支持这种反帝战争，再进而转变其民族战争为阶级战争。　（三）“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对无产阶级革命，及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战争”，即苏俄以外的国家〔第244页〕对苏俄的战争。各国共党应以反战运动，破坏各作战国的动员作战工作，并进而煽起其亲苏的革命。 　综合的说，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所表现的史达林对国际战争的方针，就是只有战争才是达到共产党的世界革命和世界专政的道路。 　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苏俄对西方的和平攻势，虽扩大了英法与德国的矛盾，而其对中国的武装暴动政策却全归失败。于是史达林召开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采取“统一战线”的战略。（注一）这次大会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六次大会的战争思想，只是把“统一战线”作为国际共党主要的战争方式来运用。而其运用 “统一战线”的目的，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促成世界战争。 　列宁说：“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说，战争——一连串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注二）史达林亦相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相信战争一旦爆发，苏俄必将被迫参战，但是“苏俄必须最后参战”。一九三九年，他与德国订定互助协定，促成欧洲战争；一九四一年又与日本订立中立协定，促成日本南进。（注三）及至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之间，苏俄复乘大战的发展而尚未结束之前，在德黑兰与雅尔达会议中，先击败其同盟的民主国家，而伸张其战后世界的战略阴谋，（注四）造成战后东欧及东亚今日这样险恶的局势。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六节，第九五一至九五二页。 　（注二）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册，第一二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五节，第九七○至九七一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八节，第九九二至九九四页；及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第一○○八至一○一○页。 第三节　从马林可夫到赫鲁雪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俄向欧洲与亚洲的侵略暴行，控制了东欧诸国，强占了东德。劫掠了中国的外蒙、新疆和东北，分裂了韩国，并指使中共匪党把整个中国大陆关进铁幕。于是世界反侵略的国家乃订立北大西洋公约、太平洋集体安全系统，以及已格达公约，结成反侵略阵线，来保障世界的和平。这一强大的压力，迫使莫斯科不能不改变其战争方式。早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俄共第十九次党大会，史达林已提出“和平共存”的口号。此后三年来，莫斯科的政权由马林可夫转入赫鲁雪夫之手，而其对自由世界的和平运动及中立战术，仍继续发展。今年二月，赫鲁雪夫乃向俄共第二十次党大会提出其战略计划及战争方式。 　在形式上，赫鲁雪夫是改变了史达林主义，史达林相信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认定世界战争是到达共产党统制世界的道路。反之，赫鲁雪夫以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他提出一个口号就是“阻止战争”。但在实质上，赫鲁雪夫这次“和平共存”的统一战线和中立战术，不过是一九三五年以后，史达林的“统一战线”和中立战术的历史的重演，而以破坏自由世界反侵略阵线为目标。而且马林可夫与赫鲁雪夫的“和平共存”的口号，虽然是相同的，但就其实际的战争方式来说，马林可夫阶段的战略还是防御性的，而到赫鲁雪夫却转变为积极的攻击了。换句话说，在马林可夫的阶段，莫斯科的“和平运页动”还是企图阻止巴黎协定的成立，太平洋安全系统的结成，和中东联防的进展。而今日赫鲁雪夫的“和平共存”，则针对着这世界反侵略阵线而实施其战略的攻击，更要积极加以破坏了。 第四节　俄共战争方式转变的枢纽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之间，列宁和托洛斯基等国际派的视线，正集中于中欧革命的时候，史达林乃发表其“不要忘记东方”的论文，其中指出，只有在东方，“才能打破欧洲所铸造而束缚整个世界的帝国主义的锁链”。（注）到了史达林专政之后，他集中其侵略的锋刃于我们中国，但是他同时亦并没有忘记西方。在俄共的长期侵略日程上，中国是其“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标；到了俄共自以为他控制了中国四亿五千万人口，从此可在东方九亿人口之中，制造“大风暴”，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候，他就转换其侵略锋刃，指向西方了。我们从这一点上亦可看出俄共的世界战略及其战争方式之演变，是以我们中国局势的转移为其枢纽的。 　（注）史达林全集第四册第一七一页。 第五节　中国反共斗争在国际上不能击破俄共“和平共存”阴谋的原因 　我们中国首当苏俄侵略之冲，也就首先站在世界反共斗争的前线。我们中国过去在这反共斗争中，所以不能击破俄共“和平共存”的政治战术，而反遭受了挫败的原因，其与国际政治有关的，至少有下列二点： 　一、我们本身缺乏反共斗争的经验，世界亦没有这样反共斗争的先例。三十年来，我们每一次与苏俄及中共接触乃至商谈，每次与俄共及中共决裂乃至作战，都是一步一步的探索和研讨。有时我们不知其为俄共的陷阱，而冒然失脚；也有时我们明知其为共党的阴谋，而依然中计。因为反共斗争必须是全面动员，总体作战。纵令我们政府，看清了苏俄的侵略企图，揭开了共匪的狰狞面目，如不能得到国民的支持，和国际的谅解，就算我们的反共政策和方法是正确的，而其结果仍然是一场失败。 　二、国际社会亦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大阴谋的外交先例。所以当时并没有人能了解苏俄真是怀抱着这样统制整个世界的侵略野心；更料不到我们中国反共斗争的失败，对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自由，竟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影响。因此，第二次大战之后，太平洋各国，面对着苏俄侵略的阴谋，虽在客观上实际利害相同，但在主观上彼此缺乏互信，甚至只信其敌人的谎谬宣传，而漠视其友邦被侵略的事实真相，其结果国际对华政策，与中国反共政策，发生了矛盾，乃给予俄共和中共以挑拨分化，各个击破的机会，这也是我们中国反共斗争失败的最大原因之一。 第六节　西方与苏俄在亚洲势力消长的转变及其影响 　中国反共斗争一经失败，大陆关进共产帝国的铁幕之后，除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本身惨遭空前浩劫的直接影响之外，而其对于国际上所发生的影响之大，亦是无法估计，而且这一恶劣的影响，正在不断的继续发展之中。 　一、国际共产主义的发展，因我大陆的沦陷，而突飞猛进，尤其亚洲各国共党之枭张，几乎有不可向迩之势。所以到了今日，赫鲁雪夫且自夸其共产主义已超越国界而成为世界体系了。　二、苏俄在东方的声势与威望，提高到百尺竿头。除了各国共党之外，一般非共国家亦认为其只要亲俄媚共，即可保持其共存安全，而且认为苏俄援助东方各国，是有诚意而足以信赖的。于是苏俄所称为东方这一枝“广大的后备军”，乃就转变为其在亚洲反抗西方殖民地主义的先锋队了。　三、西方国家在亚洲的信誉与地位，在亚洲人民心目之中，正与苏俄成为一个互相对照的反比例。这就是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声势，因中国大陆的沦陷，随之一落千丈。这一个亚洲反共的力量之中国政府，遭受了打击，使国际形势突然转变，不仅为苏俄与西方国家在亚洲势力的消长与成败的唯一关键，而且亦是世界安危与人类祸福的一个转捩点。真不知这一形势，究竟如何能再争取回来，以挽救今后世界人类无穷的浩劫！ 第七节　苏俄与共产集团内部的矛盾及其不可克服的弱点 　今日俄共带领?中共，向东南亚和中东这广大地区急进，一面继续进行其战争准备和战争威胁，一面施展其“和平共存”与中立主义的政治战术。于是赫鲁雪夫就向自由世界炫耀他所控制的广大空间和多数人口的力量，并且夸大其和平攻势与中立战术的效力。他说道：“结果，在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包括欧洲和亚洲，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大和平区域。这个地区所包括的广大区域内，居住着将近十五亿居民，即占全球人口的多数。”这就是他自以为现在是他准备其最后决战而实现他对于自由世界“和平共存”的最后构想的时候就快要到了。 　但是我相信今日世界反共斗争已有其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历史教训。中国三十年反共斗争的整个过程，尤其值得我们重加分析和检讨，纵令俄共“和平共存”的诈术和中立主义的骗局，今日还能施逞于一时，只要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亚洲各国爱好自由的人士能够认识这些事实，且能体认我们中国这个痛苦的经验，并能同心协力，粉碎他俄共“和平共存”的口号之下所发现的国际阴谋和狡诈的政治战术，这就是他苏俄集团侵略主义失败的起点。 并且我们对于今日赫鲁雪夫强调的“和平共存”及其“阻止战争”这种论调，以及其所施展的清算史达林和取消共产国际情报局等魔术，相互参证，更可以看出他俄共现阶段在其国内和国际策略上，几个不可克服的重大弱点及其因果所在： 　第一、国际如无突变的原因发生，那苏俄在最近期间即在其第六个五年计划之中，至少在这三年内，他最后决战性的军事准备尚未完成，他不可能会主动的向世界发动大战，如果他被动的作战，那是必败无疑的。所以他要强调其“阻止战争”，和取消共产国际情报局，企图眩惑国际观听，使西方国家误信其停止侵略行为，且使亚非国家堕入其中立主义的圈套。 　第二、他苏俄本国人民，对于其共产政权暴力压迫，与对史达林魔王二十馀年的积愤，无法平熄尤其是赫鲁雪夫在所谓“集体领导”的政治上，不可克服的矛盾，无法统一，更不能像史达林时代之能切实统制，因而无论其在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军队、思想，甚至在其党务上，矛盾太多，所以他不能不清算史达林，期泄人民愤恨，更不能不强调和平，以安定其社会人心。如其对外一有战争，则其内部必将引起叛变，且有整个崩溃的可能。 　第三、今日苏俄对其附庸各国之组织，更不能如史达林时代之控制有效。而其附庸各国对于苏俄帝国主义之暴戾专横，及其内心之恐怖怨恨，随时有爆发之可能。无论其在东德、波兰、捷克、匈、保与中共等附庸，已经是破绽百出。因此亦不能不清算史达林和解散情报局的组织，更不能不迁就狄托，接受其意见，来变换其统制方法，使附庸各国的共党，以其所谓“独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新路线”欺哄一般民众，缓和其分裂的情绪，以弥缝其内哄的裂痕。他在如此情势之下，若其对铁幕之外再引起战争，则不待其附庸各国的傀儡对苏俄之背叛，而其各国内部人民反共抗俄的革命，必乘机蜂起。如此则他即欲维持其共产集团的现状而不崩溃，亦不可得了。 　只举以上三点，亦就可以断定俄共在现阶段内，不仅不敢发动世界大战，而且不能在其国外参加任何足以引起大战的局部战争，这就是他提出“阻止战争”与“和平共存”的口号的用意所在。 第八节　自由世界今后成败的关键 ——对共产集团应该特别警觉的两点 　苏俄及其共产集团内部，都有其不可克服的矛盾，已如上所述。但是自由世界的反共人士，必须特别警惕的。 　第一、国际共产党的内哄和分裂，虽可削弱其对铁幕以内的控制，及其对铁幕以外的斗争力量，使其不能不改变其对内的控制方法和对外斗争的方式，以延长其征服和统治世界计划的时间表，但他们决不因此而革除其阶级性和国际性的共党本质，亦决不会改变他们的世界革命和消灭资本主义的共同目标。换句话说，尽管国际共党的内部进行?权力斗争，而其对于一般民众及其敌人“资产阶级”，是必须合力压制和摧毁的；尽管他们铁幕的内部发生了利害冲突及其如何自相矛盾，而其对于自由世界及非共国家，仍然要共同行动来胁制和欺压的。今日假定共产附庸各国，一旦都背叛莫斯科而脱离其领导的时候，那我以为其共产集团必会有另一个领导中心产生，不过其领导的名称或变更其一个新的方式而已。须知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的统一律”，是共产集团的唯一基本思想方法；以仇恨发展斗争，以斗争制造暴力，为其生存的社会根据；而以暴力控制群众，以群众供其奴役，为其共同的政治目的。所以共产集团的铁则，是无斗争即无生存，并从斗争中获得其统一。我们切不可忽略他们这一个传统的本能，及其永不改变的本质，这样对共产集团行动的判断，方能免于错误。自由世界的反共人士或以为其俄共附庸国家的叛变，将为人类带来自由，为世界带来和平，因之认为共产集团的内哄，即可消除他俄共侵略的野心，这一判断亦可以说是绝对错误的。须知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狄托叛变脱离了莫斯科，而俄共就在其明年（民国三十八年）侵占了中国大陆，扩张其比南斯拉夫的面积与人口大过数十倍之多的领域，这岂不是他一方面虽失了一个南斯拉夫，而在其他方面，反得了几十个南斯拉夫么？这一个事实，希望自由世界勿再健忘才好。 　第二、国际共党只图利用敌人，而决不为敌人所利用。无论他共党内部发生何种斗争，亦无论其对外遭受何种困难，任何国家或个人，若要乘机利用他，其结果必将为他所利用。我们应该一读史达林的“列宁主义文选”中所说的一段话：“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不能跟?任何人的音调来跳舞。尤其不能让自己受反对者关于我们的话来指导我们。我们必须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扫除那反对者欺骗的企图，和我们自己中间某些布尔雪维克使其自己成为反对者挑拨的牺牲的诸般错误”。（注）所以今日，无论共产集团内以及其国际共产党的矛盾和内哄是怎样的发展和表面化，应知共产党人毕竟是共产党人。尤其是各国共党领袖，他们就是死了的骨灰，亦不会变成民主主义或民族革命者。他们内部斗争，无论谁胜谁败，孰得孰失，而只是一种换汤不棋药的人事交替，归根到底，仍是共产党徒一丘之貉，这样从一手移转于他手的结果，决不会减少其对自由世界侵略的危险，亦不会改变其征服世界、奴役人类的目标。须知南斯拉夫的狄托，脱离了莫斯科至今已有八年之久，而其南斯拉夫的人民，并没有脱离其共党奴役的统治，亦没有得到任何的自由，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史例。所以只要俄国布尔雪维克的政权存在一天，或其附庸各国的共产政权存在一天，那不仅对于其人民自由，毫无关系，而且他共产国家之间，决不能脱离其共同依存关系，何况俄共更有其历史和地理的凭借，以及其辩证方法来变相的控制他们。 　因之自由世界如不能及时利用其分裂和内哄的时机，以援助其铁幕内反共人民的革命，来推翻共产制度，而等待他们共产党内部自动崩溃，那无异是缘木求鱼，到了最后，仍是徒供国际共党来施展其统一战线和中立战术，乃至推行其反战运动的机会。其结果，真正因此而分化者，必为民主集团的自身，而不是共产集团。须知共产主义及其共产组织，如在一国之内，有其合法的政党地位，则这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绝无安全之望；若在世界之上有其一个共产国家存在，则世界必无和平之日，而人类亦无自由的保障。所以自由世界的反共人士，对于共产集团的崩溃，如持等待政策，必将对世界人类的前途，铸成大错。 　我以为自由世界今日只有针对俄共内在的危机，看准其内哄分化的各种矛盾因素，采取积极政策，使其铁幕内外的反共人民，互相策应而汇合为一个反共主流，以促成苏俄本国反共革命，扶助其人民，真正获得解放与自由。如此，不惟可以阻止苏俄向自由世界挑战，而且更可促进共产集团内部彻底崩溃，杜绝苏俄征服世界的野心，消弭世界大战的祸根，以确保世界永久和平。这实在是民主集团使苏俄不战而屈的良机，不可轻易错过。 　如自由世界反共人士研究俄共的情势，果能以其史达林死后三年来所导演的“和平共存”、“阻止战争”，和清算史达林、解散情报局等技艺，以及其附庸各国所发生的罢工暴动、反共抗俄各种事实，和他苏俄内部各处变乱与各种矛盾作整个的检讨，综合其中之激剧变化，内崩外溃的迹象，就可证明他若非自惑其岌岌可危，无法维系的事实存在，则他决不出此鞭尸暴恶、谢罪乞怜等各种非人所为大兽行。如果反共人士犹以为此仅是俄共历来所施展的一套欺世骗人的同样幻术，而忽视其共产铁幕内在的危机，则此种错误的判断，必将招致养廱贻患，又为俄共来造成其坐大反噬，从容统制世界的后果。 　（注）史达林“列宁主义文选”第七六页。 [编辑] 第二章　俄共战争思想的来源及其基本原则 　俄共的战略目标从中国转向东南亚和中东，其战争方式从制造战争诡变为“阻止战争”与“和平共存”，已如上述。但实际上，他这三十年的侵略行为，乃是结合多数战役的一个战争。我们中国为了国家生存与人民自由，继续不断的与他进行各种战斗。这一长期的痛苦经验，使我们对于俄共的战略目标和战争方式的转变，每一步骤都比较了解。我将在补编中，说明俄共对我们中国所施展的各种战术，本章只研究其俄共战争思想的来源及其战争的基本原则。 　我今日探讨俄共的战争思想的根据，第一是以马克斯和列宁对于战争的基本观念为基础，来研究其具体的战争原则；第二是综合我们三十年来与共党实际的作战经验，来分析其战争方式与战术；第三是参考俄共对内对外战争，自一九一七年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的战史，来解剖其战争的本质。至其苏俄军事上所谓 “永久性的作战因素”的五原则，（注一）或其早已公开发布的各种教令以及其各军种或各兵种的战术问题，并不是我在此所要研究的对象，至于中共的战争思想，不过是俄共的一些余沥，更没有什么特别加以分析的必要。 　惟在研讨俄共的战争思想之前，所应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他们所谓战争思想，并不单纯是指军事作战一方面的战争思想，乃是连带着对政治作战的战争思想而言。尤其是他们世界革命的战争思想，更是政治作战的战术重于军事作战的战术之思想。但是他们政治作战的战术，最先还是应用军事作战的理论，后来又运用其政治作战的战术思想，而反映到他军事作战的战术思想上面。例如他们所谓“普罗”军事思想，完全是受了他布尔雪维克政治思想的影响所产生的。 　我们若是就他苏俄军事的战争思想而言，那他们思想的来源，可说是由东方与西方两个不同方向融汇而成的。他们战争哲学的来源，在西方是师法克劳塞维茨，在东方是师法孙子。他的战争型态，在西方是学习拿破仑，在东方是学习成吉思汗。故其对于兵学的研究，特别讲求东方的孙子与成吉思汗的学理及其原则。这是我们探讨俄共军事的战争思想所不可忽视的。 　至于列宁的世界革命战争思想有两个主要的来源：一个是马克斯，一个是克劳塞维茨。他从马克斯所得到的，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社会结构及政治情势的分析方法；他从克劳塞维茨所学到的，是战争的基本原理，和战争指导的方法。史达林承接列宁的衣钵，但他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在第二次大战前后，却不断予以抨击，特别是他对其最高军事学校教授拉金上校所问，“应不应该批评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基本理论”时，他所答的一段话，说：“克劳塞维茨是手工业战争时代军事理论的代表。他早已成为时代落伍的军事理论权威者。现在我们是处于机械化战争时代，在机械化战争的时代，需要有新的军事理论家。”我以为他这一段话，只能对于军事作战的战术思想而言。因为各军种的战术思想，自然是随?时代与武器的发展而进步，决不能墨守成规以甘居落伍的。 　但是他对克氏的战争原理，亦即是他们所指“军事基本理论”有关部分的抨击，我以为他如不是一个不懂军事学理的人，那他无非是为了夸耀其自己理论的高深，强词夺理，要胜过古今一切战争论权威者，表示其战争思想并不是由外传而来，乃是皆由其自己独出心裁的天才而得的自大狂的心理罢了。我以为今日共产主义战争思想尤其是他们世界革命战争思想的理论，仍不能脱离其共产主义的祖师，马克斯和列宁传统思想的轨范。不过列宁对于其学术与理论方面，并没有像史达林那样自作聪明，自大自负的习性，而且他列宁自己亦不承认其是一个军事专家，就是在其论述中，亦没有关于战争思想的系统著作。但是他平生是特别注重军事科学和研究战争艺术的革命家，而且他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五年之间，读克氏战争论，曾作很精详的札记。我们今日可从克氏战争论中，特别是列宁札记所摘录和他所评注的部分，来对列宁的战争思想，加以检讨，更可了解列宁及其俄共战争思想的梗概。 　（注）苏俄军事上所谓“永久性的作战因素”的五原则，就是（一）后方的安定性。（二）军队的士气。（三）师的素质和数量。（四）军队的装备。（五）指挥官的组织能力。 第一节　战争的绝对性 　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开宗明义，即确立“绝对战争”的概念。战争为了达到其使敌人服从我方的意志之目标，在概念上，暴力的发展与暴力的行使，没有任何限界，不达到极限而不止。这就是战争的无限界性或绝对性。（注一）　克氏以为过去大多数现实战争，都是有限战争，因此过去一般人对于这一绝对战争思想，究竟有多少现实性，表示怀疑。但是克氏从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发现了战争的新趋势。这一趋势就是战争急速向“绝对”的方向迈进。（注二）。 　这一“绝对战争”或“无限战争”，与过去现实战争或有限战争相比较，其差异之点是什么呢？ 　一、有限战争祇是一次决战，或是几个战斗的结果。所以战争的胜利，乃是一次决战，或是几个战斗的胜利之总和。反之，无限战争乃是继续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又是一个不可分的总体。这个总体，虽包括著多数战斗，但各个战斗，其本身并无独立价值，而必须从其战争的总体上估计其价值。（注三）　二、有限战争思想，把战争看做一种类似商业上的交易行为，估计其所负担的风险，及其所期待的利润的数量，拿出军队来作资本，而希望每一笔交易，所受的损失，不会超过他投资的数量。（注四）反之，“无限战争”乃是一个最后决战的概念。为了最后胜利，军队的数量、编组，以及政治谋略、外交行动，都是为了最后决战。好像我们把所有资本投入一个事业，每一笔交易都是为了最后的结算。（注五）　三、有限战争的目的，是强迫敌人接受我方的条件来订立一个条约，或是割取敌人的一部分领土。所以这种战争要计算其所需用的时间，要计算其所得到的土地。反之，无限战争的目的是要使敌人屈从我方的意志。除非毁灭了敌人的作战力量，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接受其绝对的统治，则时间多少，土地得失，都没有独立的价值。 　但在法国革命战争中，发生了共产主义和阶级战争的一道逆流。这一道逆流，在马克斯和恩格斯的手上，构成了一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他们更将克氏“无限战争”的概念，应用于阶级战争，而形成其“世界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狂暴思想。马克斯为共产国际联盟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乃是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运动的起点。马克斯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暴动中，指出未来的民众革命，“不再是像从前一样，把官僚主义的军国主义的机器，从一手移转于他手，而是要把他彻底粉碎”。（注六）恩格斯在“法国内战”的绪论中，更明白的说：“请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到了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组织了第三国际，其信条载在“共产国际宪章”第一条，就是： 　“共产国际——国际工作者同盟——是各国共产党的结合，亦即是世界共产党。共产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及组织者，共产主义的原则及目的之宣传者，要努力争取劳动阶级，和贫农的广大群众，要为世界无产阶级专政，为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邦，为完全消灭阶级，并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而奋斗。” 　苏俄及其所役使的国际共产党，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和各地区中作战，乃是以“世界无产阶级专政”为其最后的目的。他们为了追求这一狂妄的目的，他们的战争，当然窃取克劳塞维茨所谓“绝对战争”和“无限战争”，而不是一般现实战争或有限战争所能比拟。 　（注一）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国防部译本）第一篇，第一章，第三页至九页。 　（注二）战争论第八篇，第二章，第一○页至一一页。　（注三）战争论第八篇，第一六页附表参看。 　（注四）战争论第八篇，第六章，第八六页至八七页。　（注五）一八五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斯的信，特别对这个比喻，感觉兴趣。 　（注六）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马克斯写给顾格曼的信。 第二节　国民战争与阶级战争的并用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无限战争的趋势，再具体一些说，就是战争成为全国国民的事业。克劳塞维茨指出了欧洲在十八世纪中，战争只是政府之间的事；到了法国革命，战争一变而为法国三千万民众的共同事业，（注二）使战争更接近其绝对性的本来性质，（注二）摆脱一切传统的限制，而能尽量发挥其本来的威力。（注三） 　克氏在战争论“国民战争”一章中，表现了他理想中的无限战争的型态。他认为一个国家在敌军侵入国土之时，本国军队向国内退却，而以正规部队支持其武装民众作战。敌军侵入国土愈深，则其兵力愈为分散，“于是国民战争的怒火，遂开始燃烧，终成燎原之势，达到决定战局的最高潮。”（注四）一个国家在战败之后，再起作战时，国民战争，更是御侮图存的战争方式。（注五）克氏的战争哲学，推论至此，其对于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可以说是有其宝贵的贡献。 　克梦塞维茨的理想中的无限战争的基础，就是他所谓全民武装的“国民战争”。因之，马克斯亦依据这一理想，从法国革命中寻绎其阶级斗争的战法。马克斯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暴动中，指出未来的阶级战争，将演成群众的大规模的军事的流血的斗争。（注六）所以他们极力鼓吹“全民武装”的论调，这对于列宁的战争思想当然有特殊的影响。 　到了列宁，他完全袭取克氏从法国革命所指出的“无限战争”的趋势。他说：“法国革命民众，重新构成其整个战略体系，打破战争的一切旧规律和旧习惯，创造新的革命民军来代替旧式军队，并采用新的战法。”（注七）但是他对于俄国革命，则完全采取马克斯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来指导他的党徒的行动。他认为一九○五年俄国革命，虽接受法国革命的教训，但是“无产阶级”放弃了“国民的”和爱国的幻想，集中其阶级的力量于其阶级的组织——工农兵苏维埃。（注八）后来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中，列宁指导十月政变，就是把俄国对外战争转变为阶级战争，来推翻临时政府，取得政权。此后苏维埃政府在内战中所采取的战法，更是把克劳塞维茨的“国民战争”的战法，应用于阶级战争。 　同时，列宁不仅未曾放弃克氏“国民战争”的思想，并且采取他这个思想来确立苏俄的军事政策。首先，他在内战中，决心建军。他对俄共的干部们说： “咬紧你的牙关，莫说大话，准备你的武力。”他力主苏俄军队要用现代的武器和现代兵术来作战。（注九）并且他在一九二○年波兰战争失败之后，即决定苏俄的红军，应以保卫其本国国土为主要任务，决不再为援助其他各国共产革命而出国作战。所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俄完全以其正规红军为对德作战的主体，而以全民武装的国民战争方式，支援其前线红军，在爱国战争的口号之下，来击败德军，争取胜利了。 　（注一）战争论第八篇、第三章、第五○页。 　（注二）战争论第八篇、第三章、第五三页。 　（注三）战争论第八篇、第三章、第五四页。　（注四）战争论第六篇、第二十六章、第一五七页。 （注五）战争论第六篇、第二十六章、第一六二至一六三页。　（注六）马克斯“法国的内战”对此点论述甚详。恩格斯亦在其“法国阶级战争”绪论中，说明革命群众对普鲁斯作战：“凡是能够拿起武器的人民，全数编入军队，采用枪炮、弹丸、炸药，其效力之大，是前代所梦想不到的，这使全部军事完全变革。” 　（注七）列宁在一八一七年所说，波莎尼“一个世纪的斗争”第八八页引。 　（注八）马克斯“法国的内战”英译本附录所载列宁一九○八年论文。　（注九）列宁一九一八年五月八日演说，选集第七册，三一一页。 第三节　军事战术与政治战术的协调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以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以其他手段，继续政治的对外开系”。列宁对他这句话，加以评注，以为“战争不止是一个政治行为，并且是政治的最后手段。”又以为“政治是全体，战争是局部。”列宁对于这一个观念，再加引伸，说：“和平是战争的继续”，“和平是继续战争的其他手段”。这列宁的引伸，更是构成了俄共战争思想的基点。所以关于克氏这一理论，应该特别说明。 　通常一般人都认为战争爆发的同时，政治关系即告中断。克氏则认为“战争不过是政治外交的一个手段，决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为。”（注一）因为战争的基础，以及规定战争重要方向的一切对象，诸如本军的兵力，敌军的兵力，两国的同盟者，两国的国民性，及其政府的性质等，都含政治的性质，而与全般的政治关系相连，所以到底无法切断。（注二）克氏认为一个战争之中，军事与政治的一切活动，构成一个整体，这一整体中，每一个肢节都不能分开，每一项活动都是和整体合流，而为整体所规定。而这一整体乃是由国家政策来指导的。（注三）他这一概念，开拓了现代总体战理论的道路，同时亦演变为俄共世界革命战争的构想。 　克氏对于战争的整体之中，心理作战及政治作战，应如何与军事作战协调，亦有精辟的说明。克氏以为战争的对象有三种：一是敌人的战斗力，二是敌人的国土，三是敌人的意志。为了影响敌人的失败心理，则对敌军作战，和占领敌人的土地，都成为心理作战的手段。并且，直接运用政治战术，影响敌人对于战争胜算的推测，更无需击破敌人的战斗力，而迫使敌人接受我方的条件，这比击破敌人战斗力的方法，是更为有效的。（注四） 　马克斯和恩格斯也可以说是现代总体战理论的先驱。他所谓辩证法的历史观，就是对于社会政治的各种势力，从变动的观点，把握其内在的联系，而加以分析。他们并不把战争当作孤立的现象来考察。他们认为战争要在政治、经济、心理各种领域中使用各种方法来进行，而军事行动乃是其最后的手段。所以一个战争，在其开炮之前，已经在经济和心理战上，决定了胜败。（注五） 　因之，在俄共的战争思想上，使用武力与使用和平方法，都是战争。惟其是各种方法，同时使用，或交替使用，才形成苏俄集团世界革命战争的总体战。 　列宁在一九二○年说道：“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斗争产生的。共产主义的道德，乃是为阶级斗争而工作的道德，凡是有利于阶级斗争的一切方法，都可采取。”（注六）列宁明白指出了这“一切方法”是些什么。他说：　“布尔雪维克有了十五年（一九○三至一九一七）的实际历史。这种历史经验是丰富的革命运动的各种方式——合法的与非法的，和平的与激烈的，秘密的与公开的，小组的与群众的，国会主义的与恐怖主义的各种形式，彼此交替……。” 　“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种持久的斗争——流血的与不流血的，暴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注七） 　一九二八年的共产国际纲领也明白规定如下： 　“无产阶级专政乃是阶级斗争在新情势之下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坚决的战斗——流血的与不流血的，暴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对旧社会的势力及传统之战斗。” 　所以苏俄及其国际共党对敌斗争，不仅随时变换其斗争方式，并且要从一个方式变换为正相反对的方式。这就是他“辩证法”所谓“对立物的转变。” 　（注一）战争论第八篇、第六章、第九一页。 　（注二）战争论第八篇、第六章、第九二至九三页。 　（注三）战争论第八篇、第大章、第九八页。　（注四）战争论第一篇、第一章、第四九至五○页。　（注五）欧尔主编“现代战略的诸作家”，第七编，“恩格斯与马克斯社会革命的军事概念”，可以参看。　（注六）列宁“青年联合会的任务”，选集第九册，四七五页。 　（注七）列宁“左倾幼稚病”，选集第十册，六二页至八四页。 第四节　攻击与防御的统一 　军事学家往往批评克劳塞维茨对于防御，过于重视。殊不知克氏“战争论”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攻击与防御之辩证法的统一。　克氏认为转攻为守是攻击战的“原罪”，攻击者常在此时招致失败。转守为攻乃是防御战最辉煌的起点，防御者常能从此获致胜利。所以攻击战是软弱的战争方式；而防御战是较强的战争方式。克氏以为“‘保有’比‘取得’为容易”。“所以攻击者浪费的时间，完全成为防御者的利益。防御者可在其未曾耕种之处，有所收获。”（注一）一般兵法家，常认为唯有攻击始可制胜，而克氏则认为攻击之所以制胜，这制胜之机，是要由防御得来的。所以克氏指出单纯的攻击战易致失败，并对于防御者向国内退兵而对敌作国民战争的战法，特加以详尽的说明。 　克氏对于攻击战，更有其独特的分析。他认为“战争的概念，实在不是由攻击而成立”，其意就是只要被侵略者没有抵抗的行动，那就不会有战争了，而且 “攻击的绝对目的，并不是战斗，而在占有某些事物。”（注二）他有一句名言：“侵略者常抱和平主义。”因为侵略者深愿在不流血而毫无抵抗的状态之下，侵入敌国。（注三）他这句话，是列宁所最为赞许的。 列宁袭取这“攻击与防御的辩证法的统一”的原则，而构成其阶级战争与国民战争的辩证法的统一之世界革命的战略思想。今日我们所应特别注意的，就是自列宁以来，俄共对其敌国，虽常用其国内的阶级战争来击败他；而对其苏俄本国的军事政策，却是以防御为攻击的原则。他对于国际战争，绝对避免参战，即在其本国受到敌国的攻击，不能不参战时，亦宁可向国内退却，再与其敌军抗战，而以爱国主义的口号，进行其全民武装的国民战争。列宁在他驳斥“左翼共产主义者”的论争中，说道：“若想真正防御一个国家，就必须彻底准备，和精密测定力量的相互关系，预先知道力量不足时，则向国内退却，就是最重要的防御手段。（若有人认为这仅是应用于某种特定场合的公式，那就请他读一读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之一，克劳塞维茨关于这个问题的教训吧！）但是左翼社会主义者中，竟毫未了解到力量相互关系底意义。”（注四）他这一段话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对于“向国内退却”的防御战法，并不认为其仅是应用于某种特定场合的公式；这就是说，他把这种防御战法，当做苏俄指导世界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 　（注一）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六篇，第一章，三页。 　（注二〕战争论第六篇，第七章，六一页。 　（注三）战争论第六篇，第五章，四三至四四页。 　（注四）列宁全集第十五册，二六一页。 第五节　正攻与奇袭的统一 　俄共对于战术的整体，采取攻击与防御统一的原则；而其对于决战的行动，则以正攻与奇袭的统一〔第266页〕为其基本思想。克劳塞维茨认为攻击的唯一优点，就是奇袭；不必要的时间消耗，不必要的迂回行动，都是战斗力的浪费。（注二）这正攻与奇袭的统一，亦是克氏战争思想上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亦为马克斯和列宁所袭取。马克斯在其“德意志——革命与反革命”中，论群众暴动，说道： 　“暴动与战争一样，是一种艺术，其进行要依一定的规律。这规律如被忽视，即有损害于忽视的一方。一经进入暴动的过程，即须以最大的决心来行动，且采取攻势。每一暴动，守热即是灭亡。要在敌人的力量分散之时，袭击你的敌人；准备新的胜利，保持第一个行动所激起的奋发士气；争取动摇份子到你这一边，在你的敌人未能结集其力量来对付你之先，迫使其退却。” 　一九一七年十月政变的前夕，列宁引用这一段话，主张立即对其敌人袭击，发起武装暴动。（注二）一九二三年五月，列宁追述其“十月革命”的教训，更引用拿破仑的话，就是“要先行接战，再看情势的发展。”（注三）由此更可见列宁是怎样指示俄共来施行奇袭了。 　帝俄时代侵略主义的传统，是先发制人，袭击其邻邦。即如加萨林女皇的时期，一七六七年陆军侵入克里米亚，一七六八年舰队袭击希腊，一七七二年、一七九三年及一七九五年三次瓜分波兰，并对波兰人肆其屠杀。在尼古拉斯一世的时期，一八二八年侵入土耳其，一八五三年侵入达旦尼尔海峡，一八五四年侵入克里米亚。这些都是帝俄时代先发制人，乘虚蹈隙，肆其袭击的实例。他这一历史的传统思想，当然亦是今日俄共所一手承袭的。 　苏俄建军之初，其战术思想特别强调攻击，甚至防御在其战术上没有地位。后来到了一九四二年对德抗战，才把防御列为一种正常的战斗方式。但是他们直至今日，其基本信条仍然是“只有在主要的方向，作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攻击，才能制胜。”他在其所谓“永久性的作战因素”五原则之外，增加一个“暂时因素”，即以“奇袭”为其唯一主要的战争原则。　就纯军事来说，在现代战争中，战术的奇袭，虽然是常用的，而战略的奇袭要使其有效，几乎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俄共及其国际共党，并不期望其对方对于战争完全没有准备，而乘机施行战术的奇袭。他的企图，乃是在其对方虽有准备，而他仍然能够实施战略的奇袭。所以他实施攻击之前，其惟一惯用的战法，就是施用伪装和诈术，来隐蔽他自己的方法与目的，并转移敌人的视线和方向，如此则共党不仅对敌人所未能警觉和准备之处，施行其战术的奇袭，并且要在敌人有警觉并有准备之时，亦能施行其战略的奇袭。 　（注一）战争论第八篇第九章，一五七至一五八页。 　（注二）列宁“布尔雪维克能保持国家权力么？”选集第六册，二九一至二九二页。 　（注三）列宁“我们的革命”，选集第六册，五一二页。 第六节　战争与革命的互变 　马克斯以及列宁，都袭取克劳塞维茨的兵学和战术，但克氏从法国革命中，指出其国民战争的战法，反之，马克斯却从法国革命中摘取其阶级战争的教训。 　但是战争与革命，毕竟是互相关联，互为转变的。法国革命之后，拿破仑乘法国三千万国民参加战争的威力，对外作战，造成辉煌的战绩。这就是国内革命酝酿对外战争的新方向和新兵术。反之，在第一次世界战争中，俄国对外战争却引起了国内革命，乃使布尔雪维克乘机夺取政权。这又是“战争为革命的产婆”之实例。总之，无论法国或俄国在当时情势之下，而其反专制和反封建的革命，是必然发生的。但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到底是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成功，或是共产主义暴力斗争的成功，那就要看当时各种社会政治势力的推移和消长，以及其各个政党的组织、政策、战略和技术怎样来决定了。 　自列宁以下，俄共一般领导者对于这一战争与革命互为转变的问题，历来都是特别敏感，并且全力运用。俄共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就是他对于苏俄铁幕以外的国家，期待并促成其相互间的战争。因为无论其为“帝国主义战争”，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都给予共党以机会，使其“转变国际战争为内战”，而夺取政权。所以苏俄对其本国以外的各种战争，指使当地共党参加，而苏俄除了其正式红军不允参战以外，其他一切皆予以间接援助和积极鼓励。但他本国对于国际间各种军事战争，是力求置身事外，而不愿卷入漩涡之中的。 　一九一八年三月，苏俄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列宁说道：“消极抵抗，是比一支不能作战的军队，更为有力的武器。”到了一九二○ 年，他对波兰作战失败之后，列宁的国策，对于其共产国际的敌人，要由其各国内部无产阶级革命，而不由苏俄集结军事力量来击败他们。但苏俄并非没有攻击战争的计划，惟在其最后决战性的军事准备没有完成以前，决不参加任何军事战争，而对其敌国攻击的方式，只是用政治和心理等各种非军事的攻击战而已（注） 　（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我在莫斯科，托洛斯基说明列宁的军事政策，参看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七节九一七至九一八页。又欧尔主编“现代战略的诸作家”第十四章，“列宁、托洛斯基、史达林——苏维埃的战争观念”三二四至三二八页，亦说明如此。 第七节　战争的曲折路线 　如上所述，苏俄及其共产集团的无限战争，乃是攻击与防御，军事与政治，战守与和平之辩证法的统一，亦即是阶级战争与国民战争，旧民族主义与新殖民地主义的辩证法的统一。这一战争的进行，当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曲折的。列宁说：“如果敌人的行动不是一个直线而是曲折的，我们也必须曲折才能赶上他。” （注一）俄共这一战争的曲折路线，可从下列三方面来说明。 　一、俄共对敌作战，常估计战争的形势，来确定其战略和战术。在其所认为“革命高潮”之时，他采取攻势，实行武装暴动，或军事决战。在其所认为“革命低潮”之时，他采取守势，甚至于退即或屈服。他们以为“革命不是顺着一条直线的、延续的、上升的路线来发展的，而是顺?一条曲折的途径，高涨和低落的潮流”。（注二） 　二、俄共对敌作战，更常采取间接作战的方法。他要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的战场上，战胜敌人，而后与他在军事战场上达到其最后决战的目的。因此，在列宁的战争思想上，“最健全的战略是迟延战斗，最健全的战术是迟延攻击，直至对方的士气衰落，人心动乱，使其决定性的最后一战，可以施展之时为止。”（注三）他这样以政治与军事，和平与战斗交互使用的战法，亦使其战争的进展，不是直线，而是曲折的路线。 　三、列宁的迂回战略，在地域上，更有其最高的典型，就是苏俄征服世界的路线是从亚洲向欧洲。列宁以为“从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由北平经过加尔各答的。”这一迂回战略，亦使俄共的战争，形成其曲折的路线。 　由此可知，俄共自列宁专政以后，莫斯科的战争方式，虽有其多次的改变，但实际上都不过是在这一曲折路线上迂回战略中，著著进行而已。 　（注一）莱迪斯“政治局的作战典范”三三页引。 　（注二））史达林“列宁主义”第一册，二二○页至二二二页。 　（注三）李德尔哈德所著“迂回战略”，对列宁的战争思想，撮要说明如此。 第八节　一切为了决战 　克劳塞维茨以为无限战争的最后结局，是歼灭敌人的兵力，占领敌人的国土，并且强制敌人屈从我方的意志。但是要使敌人屈从我方的意志，必须事实上使敌人丧失抵抗力，或使其感受有陷于这种危险的威胁。所以军事行动常须以解除敌人武装为目标。（注一）为了达成决战目的，其所能使用的手段颇多〔第271 页〕，而最主要者则为战斗。所以一切军事战斗动作，皆须从属于决战的最高原则之下。如以不流血而期解决战局的方法，决不能视为保存其战斗力的自然手段。如勉强为了保存战斗力而避免流血决战，反将使其军队陷于危险的境地，而致完全毁灭。（注二）可以说，无论任何不流血的方法，要想其代替决战而来解决战局，那是绝不可能的。 　马克斯是反人道主义和反和平主义的。他认为未来的社会必须由流血战争产生。列宁亦以为共产主义的正确纲领，是“武装无产阶级，来征服和消灭资产阶级”。并且相信“没有一资本主义国家能在苏俄的手上，逃脱其败亡的命运。”（注三）一九二八年，史达林导演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在其所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中，更明白规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是意味着依议会的多数，以和平方法获取现存的资产阶级机构，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乃是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权力，摧毁资本主义国家机构，而以无产阶级权力代替他。”由此可知俄共及其国际共产组织。从来没有承认任何和平方法可以代替其“暴力”和“决战”的原则。 　但是俄共对自由世界进行“无限战争”，不是战争一经开始，即进入流血决战的阶段，也不是利用政治战及心理战来代替决战，以期获致最后的胜利。因为在无限战争中，休战的状态常较接战的时间为多，而其在休战状态中，并不停止其对敌人战争的行动。他的一切政治的心理的战术，主要的作用，全是为了他改变双方的均势，即改变其敌人物质的和精神的优势为劣势，同时亦即改变他自己物质的和精神的劣势为优势，而后进行其流血的决战。这亦就是俄共必须运用其“和平共存”战术的主要关键之所在。 　因此，共党将要对敌决战，必先施展其和平共存的各种方法，尤其是政治和心理战。即令其进入决战阶段，他仍然进行其政治心理作战，来改变双方的均势，并隐蔽其决战的方法和目的。 　（注一）战争论第一篇，第一章，第七至八页。 　（注二）战争论第一篇，第二章，第六一至六九页。 　（注三）列宁对俄共第八次党大会报告，选集第八册，第八七页。 第九节　俄共战争思想体系中的基本原则 　苏俄建军之初，托洛斯基提出下列四点，作为其战争原则，就是（一）国家在其国内政策的基本（阶级性的）方向；（二）劳动者国家的国际动向；（三）红军在其组织上与国家的关系；（四）红军的战略和战术的知识。我认为这四个原则，过于抽象，而且与苏俄现在的军事本质，不相符合，更不能代表今日俄共的战争思想。 　我以为俄共今日的战争思想，应就其列宁所谓“打破战争的旧规律和旧习惯，创造新的革命军来代替旧的军队，并采用新的战法”为其目标，而寻绎他所指为新的军队和新的战法，并与其在目前实际上军事的本质和趋向相适应，乃可综合为下列四项原则： 　（甲）绝对性即毁灭性的无限战争之最后决战； （乙）总体性的政治与军事综合作战之迂回战略； 　（丙）阶级性的“革命民军”之全民武装战争； 　（丁）国际性的“世界革命”之终极目标。 [编辑] 第三章　俄共世界革命战略中“和平共存”的最后构想及其进行的方略 　以上所举的这些事实，就是我们三十年反共斗争中，由于痛苦经验所得的教训。现在依据我们的经历，来检讨今日克里姆林宫对自由世界“和平共存”的最后构想。他的构想就是对自由世界继续加强其和平攻势和中立战术，同时又传播其所谓“阻止战争”的反战运动，而在铁幕之内积极准备其全面战争计划。这就是他和平战术与备战计划之综合运用；换句话说，他要用和平攻势来瓦解世界反侵略阵线，而后以武力突袭来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决战，达到其共产制度成为世界体系，而由俄共完全统治世界的最后构想。现在要研讨其最后决战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三种作战计划。 第一节　苏俄“和平共存”构想中的政治作战计划 　我们从共产集团在世界各地进行的冷战行动，以及今年二月俄共二十次大会所表现的一切，可以了〔第274页〕解苏俄今后对自由世界“和平共存”构想中，其政治作战计划是什么？ 　（甲）对东南亚及南亚的“和平共存五原则”及其真实意义 　　　　　——我对亚洲非共国家贡献一页惭愧的实录 　苏俄对自由世界的政治作战，以亚洲为其重点之所在。这不只是说从东南亚到中东的非共国家，乃是他冷战的目标，并且因为亚洲民族的向背，将为苏俄与西方实力对比转移的主要条件，而亚洲局势的改变，将为整个世界战略形势改变的主要关键。因此我们首先要对俄共及其傀儡中共在亚洲的政治战术，加以检讨。 　一九五二年秋季开始，共匪在大陆上宣传其亚非各民族的文化、经济，应该有其共同组织，来求得合作互助的必要，从此就继续不断的进行这个计划。后来到了一九五四年四月，南亚洲的五个国家，即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尼和锡兰，在哥伦坡开会，决定召开一个亚非会议。同年六月，尼赫鲁邀周匪恩来到印度。这个苏俄的传声筒，就在这时候，提出了其所谓“和平共存五原则”，即（甲）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乙）互不侵犯，（丙）互不干涉内政，（丁）平等互利，（戊）和平共存。在周尼的“联合声明”中，指明下他们“特别希望在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中，适用这些原则”，且认为“采纳这些原则，将有助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地区”。这一事件，说明了中共的企图，就是要拿所谓“和平共存五原则”做幌子，来参加亚非会议；尤其显露了中共政治作战的箭头，是指向东南亚了。 　到了一九五五年四月，亚非会议在万隆开会。就在这个会议以前，周匪恩来在仰光，迎候纳塞，复在万隆，经过他们多次会谈，最后公开的宣布他们同意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殖民地主义，于是更使纳塞再进一步的靠拢共产集团，从此就增强了中东局势的危机。 　从哥伦坡会议到万隆会议，乃是中立主义的发展过程，而中立主义也就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表现其为共产集团政治侵略中新增了一道战壕。通常所谓“中立”，是一个国家对于交战的双方，采取置身事外而无所偏袒的立场。但是万隆会议显然不是如此。他在事实上，由于中共之参加，更暴露其中立主义不过是俄共集团的政治侵略的武器，并且在实质上，由于中共对尼赫鲁和纳塞的特殊勾结，这个会议也就成为共产集团，展开其对东南亚和中东双管齐下的政治攻势，建立其一个重要的基地。 　周匪在万隆会议中，贩卖其所谓“和平共存五原则”之后，北平共匪就在这五原则的口号之下，向东南亚及南亚进行其政治侵略。他支持越盟，准备其侵犯越南的军事行动。同时对中南半岛的核心地区之高棉与老挝，于国际社会不加注意之中，一面积极施展其中立战术，一面主使其共党进行渗透颠覆活动，以代替其武装侵略而使其迂回间接“和平转变”为附庸。他对南亚，制造尼泊尔的变乱，并加强其印度与锡兰的关系，供其利用。我们在此应该指出万隆这个亚非会议，俄共虽未便亲自参加，但其在亚非集团中，所发生的政治作用，可说是完全达到了他预期的目标。 　现在要说共匪所提“和平共存”五原则意义及其真相所在。我首先指出一个事实，就是在俄共与我们中国“和平共存”的三十年中，这五个原则，岂不都是俄共对我中国政府，自一九一八年七月俄共对华第一次友好宣言，中经一九三九年八月中苏互不侵犯协定，乃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历次所订各种协定及其宣言之中，每一条都有很详明的规定么？而且他还是对世界再三声明，向其盟友美国郑重保证的，试问其现在到底如何呢？ 　今年二月，赫鲁雪夫对俄共大会的报告中，更在中共这一货色上，再加一条俄式的商标，要向自由世界大量的推销。赫鲁雪夫说：“这和平共存五原则” “提供下在目前局势下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最好方式。为什么不使这些原则，成为全世界所有地区的所有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的基础呢？假如所有国家都接受这五项原则，那将是符合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要求的。”在赫酋这段话之中，更是证明这“和平共存五原则”，乃是共产集团由俄共领导的一个整套的阴谋。而且赫酋把“国家” 和“人民”分为两段来说，更是在其中间藏着不少意义。他对亚洲自由国家说：你的“国家”如果接受中共的和平五原则，那将符合你的“人民”的要求。我们从这里就可知道他所说的“人民”的意义何在。这里面夹带?其“和平转变”的政治战术中的重大步骤。 　我们亚洲各自由国家，如果相信中共“互尊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乃至“平等互惠的通商”等项甘言蜜语，而与他共产集团“和平共存”的话，那必须警悟他中共所谓“和平共存五原则”，在形式上是对你“国家”现在的政府所提供的诺言，而在实质上，他却是对你国内的共党，即赫鲁雪夫所指为“人民”者，所给予的鼓励，你国内的“人民”——共党，这样就可在中共为俄共间接支持与策应之下，发展他的势力，制造政变，来掠取你的政权，到了那个“和平转变”的时候，你总会发现中共“不干涉内政”和“尊重主权”的甘言蜜语，不过是对你现在政府的一包糖衣毒药。并且，到了你国内共党渗〔第277页〕透颠覆的政变已告成功时，而你国家的政权转入共党即其所谓“人民”的掌握之后，你的国家巳经沦为苏俄的附庸，还有什么“主权”、“内政”和“平等互惠的通商”之可言？这就是说，到了他这个“和平共存五原则”实行的时候，亦就是你们国家变成了苏俄附庸的时候，这就是中共所说“和平共存五原则”真正的意义和内容，其结果就是你无代价的断送了你的国家。这是三十年来，苏俄对我们中国的政策及其行动方式，也是今日俄共与中共以及东欧等附庸各国，成为彼此一家，整体不可分的关系，一个最好的说明。 　当一九一八年的时代，俄共对我中国宣布放弃其一切特权的第一次友好宣言之后，他与当时中国北京政府交涉，长期拖延，毫无实际放弃什么特权的迹象，就引起了一般民众怀疑其放弃一切特权的真实性。但是他当时对我们中国国民党说，这放弃特权的交涉，必须等待你们国民党推翻了现在北京军阀政权，统一中国以后，才得实现。不料到了我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且与他复交以后，他不仅对这些诺言，尤其与中东铁路有关的协定，不如约如期的实行交还我政府，而且竟将此铁路出卖给伪满洲国。及至我们与他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之后，他又与伪满洲国订立勘界协定。甚至第二次大战后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他对约内所有条款，不仅概不履行，而且立即撕毁，居然公然发动其违约背盟制造其在中国第五纵队共匪全面叛乱的侵略行动了。我以为这一个现实的历史教训，不仅是现在亚洲的非共国家，对于共产集团所提“和平共存五原则”的意义，应该彻底了解，而且世界各国的非共政党，亦更应该特别警觉，慎重研究，望勿再蹈我们中国大陆受俄共“和平共存”的覆辙。 　　　　　　　（乙）中东的中立主义及其前途 　俄共于中共盘踞中国大陆之后，乃一方面由他本身从远东向南亚中东及非洲迂回，另一方面他以中共为其经纪代理人向太平洋东进和南进。今先说明俄共以中东为中心之政治迂回战。 　他对中东与非洲，以“反殖民地主义”的口号，使各地共党与民族主义的势力互相结合，以展开其中立运动。而其所护植的中立主义份子，就是南斯拉夫的狄托、印度的尼赫鲁和埃及的纳塞等领袖们。今后他必将更协助其中立集团势力之加强，予以积极的鼓励，务使他们能安心中立，而且仍将使他南斯拉夫的狄托扮演其重要的脚色。至于这些中立份子，亦以为其中立各国有其广大势力，不祇不怕俄共阴谋或暴力之威胁或侵略，并且尽可在东西两集团中间骑墙观望，唯利是图，沉醉在其“中立”与“独立”的幻梦之中。而俄共就在这样中立战术运用之中，一面施展其各国间利害冲突的矛盾法则，操纵他们，分化他们，而一面又在其中立各国内部，利用其接触和协助的关系，发展其共党渗透和颠覆的阴谋，不仅要使他们个别的孤立，而且必使他们自动的崩溃。到那时候，俄共就将更进一步，鼓励他们与其国内共党，组织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自然而然的踏上其和平转变的道路。而这些中立集团的中立份子，到那时候虽欲其不为中共朱毛与东欧各国之续，而成为苏俄附庸，亦不可得了。他们那里想到今日俄共的中立战术，就是要他们最后和平转变为其附庸的香饵。 　莫斯科为了施展这一中立战术，除了俄共自己的笑脸攻势和旅行外交之外，更须制造其经纪代理人为其间接的进行政治战。原来过去这一年间，南斯拉夫的狄托，就是他们在中东和东南欧代理人的理想人物，但是他这一?现在似乎是失败了。而且今后狄托是否仍归俄共怀抱，亦将成为问题。不过狄托今后即使重回俄共的怀抱，为其中立战术的工具，那他亦决不能如毛泽东那样任其俄共指使，为所欲为了。我以为狄托主义的刀口是两面的。而赫鲁雪夫或其他俄酋如仍欲利用狄托，也更要冒?绝大的危险。赫鲁雪夫在过去一年间，所以利用狄托中立主义的招牌，就是要他在共产集团之内高唱“民族独立”的口号，一面固然是为要缓和附庸各国反俄抗暴的革命情绪，而其另一方面更是为使他可以欺骗铁幕以外的非共国家，拉拢中东的民族主义，来排除西方势力于中东之外。但是狄托的“民族独立”的共产主义如弄假成真，则东欧附庸都要反抗俄共的统制，而建立他狄托为中心的共产联盟，以代替今日俄共领导的地位，这样东欧铁幕的瓦解，也就是苏俄本身的安全直接受到致命的打击。所以赫鲁雪夫如没有控制狄托的把握，就不敢放手再利用狄托安抚其东欧附庸的任务，否则狄托如将其“民族独立”的共产主义果然实现，那不仅是赫鲁雪夫个人的权力就要崩溃，而且俄共整个的生命，亦将不可挽救。但是今后狄托的命运，亦将临于危亡的边缘。 现在狄托也许自以为他这七年来反俄斗争的结果，获得了重大的胜利，那里知道他这一胜利，就是过去在其对俄共破裂，与他断绝关系的政策上得来的。今后他如仍旧归还俄共的怀抱，只要予俄共以“彼此一家”的机会，那无论其东欧与中东的形势如何变化和发展，而他俄共对南国，外部的压力与内部的渗透和颠覆，必比其对印度和埃及的政权，更加积极和尖锐。谁都看得出他狄托今后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再与俄共破裂绝缘，精诚的加入西方反侵略的阵营，彻底改变其中立的立场，这是他惟一光明的前途；第二条路就是完全“一面倒”向俄共，与中共一样接受莫斯科的指挥，再替俄共重做欺骗自由世界的工具。这样，他的政权生命，仍操在俄共手中，而且自由世界亦不会再相信他了，这是他自投罗网的一条绝路，除此以外，他再不会有第三条路可走了。 　　　　　　　　　 （丙）对欧洲的统一战线 　俄共对欧洲的斗争方式，我将于本章第三节另有说明。本节只指出其苏俄最近的企图和行动上，所应加以注意的一点而已。今日俄共对于北欧，特别是丹麦和冰岛，企图促使其中立化，以打开他大西洋北方的门户。这是我们所应特别注视的。惟他对于铁幕以外的西欧各国和对中东非洲的政治作战，是互相联系的，而且是两重的。就是第一间接利用其中立主义者鼓励“民族独立”，挑起中东和非洲反旧殖民地主义的民族斗争，迫使西欧各国不能不退出中东和非洲。第二他直接指使西欧各国的共党，使其与各国社会党结成统一战线，并经由议会政治，以控制其政府及政策。第一步使其外交转向中立化，最后使其“和平转变”，靠拢共产集团。 　　　　　　（丁）对美洲的颠覆工作与孤立战术 　现在再就中共在共产集团对太平洋区域的政治作战中，所扮演的角色，略加分析。 　俄共从莫斯科到华盛顿，是有三条路线。第一条是通过北冰洋，直达北美。第二条由北太平洋经白令海峡而达北美，这是他苏俄对北美直接作战，实行奇袭的路线，但这两条路线非到他对美最后军事决战的阶段，是不会使用，而且现阶段中，他亦无法使用的。 　第三条路线是通过西南太平洋而转到中南美洲。如果在军事作战上说，那他必要先瓦解西太平洋的链岛防线，才能进入中太平洋；又必须瓦解东南亚联盟，才能进入南太平洋，而达到中南美洲。本节对此有关军事作战问题，不拟多作详述。今日只就其在政治作战的路线一点上，加以说明，就是现在俄共对美洲的政治作战计划，是以其北平匪伪组织毛泽东为其经纪代理人，而间接的对北美作政治的进攻，且其所采取的战术是二方面的。 　第一方面，中共的正面攻击，就是直接对美国进行和平谈判。这一和平谈判，对美国内部，可以助长美共及其同路人“改变美国对中共政策”的运动，且其对南亚与中东，亦可以鼓励国际姑息主义与中立主义的声势。 　第二方面，中共的迂回路线的进攻，就是他经中南美而转入北美的一条路线。这更是他对西半球的政治作战的重点之所在。今日我们必须特为警觉的一个事实，就是中共开始对中南美进行其和平攻势与贸易政策。正如其俄共本身直接的对中东和非洲的政治渗透，而间接的就是他对欧洲迂回作战一样，中共对中南美的政治攻势，亦就是他俄共对美国的迂回作战。正如俄共煽动中东的变乱，即可使西欧国家不能不放弃亚洲而退保欧非，最后又不能不撤出非洲而退守其本国完全陷于孤立的境域。而其中共对中南美的战略，亦是如此。如其不能使中南美各国的反美运动连续发生变乱，普遍蔓延而动荡不定，则西半球安全无恙，他即无法迫使美国退出亚洲。所以俄共心目之中，由北平经东南亚绕道太平洋，向中南美全面发展，乃是俄共在其政治作战上从莫斯科到达华盛顿的一条最近的道路。 　由此可知，共产主义对中南美的渗透和颠覆工作，并不是中共本身所能进行的，在实际上中共毛泽东不过为其经纪代理人而已，为什么俄共要指使中共在中南美做他的开路先锋，明目张胆向中南美这个区域全面进行其政治攻势呢？这是因为中南美各国对俄共的阴谋已有了相当戒心，所以他必须中共为其经纪代理人，加以掩护，而与他自己对欧非的扩张行动，互为策应，以增加其共产主义发展的速度。并且，中南美各国之中，如其对中共的政策，发生变动，则美共的同路人更可借口来推动“美国改变其对中共政策”的运动了。率直的说：美国对中共政策之改变，其真实意义，就是要美国从亚洲退回美洲。而中共今日的企图就是从中南美制造其迫使美国退出亚洲的动力。现在的问题，就是非洲与中南美两大洲共产主义的政治渗透和武装变乱，其进行和发展的速度如何，就可决定其赤化非洲和赤化美洲的时间谁先谁后了。 　最后要特别指出，俄共对于北大西洋公约和太平洋集体安全体系的瓦解和破坏工作，在欧洲以西德为其焦点，在东亚以日本为其焦点。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世界反侵略斗争最大的成就，即是西德参加北大西洋公约，与盟国对日和约的订立。因而俄共对于德日两国，不祇要阻止和破坏其重整军备的工作，并且要威迫利诱，达到其中立化的目的。 　　　　　　　　（戊）俄共统制世界的里程 　俄共从莫斯科经由这三条路线到达华盛顿，亦即是从“和平共存”到最后决战的过程，民主集团对于这一迂回路线和迟延决战的战略，以及他在这“和平共存”的时间之内的政治作战计划，如不能深切警觉，采取对策，那就是坐视世界形势一天一天朝?他俄共预期的方向和时间来转变，亦就是听任他统制世界的最后构想，依其预定的计划来实现罢了。总之，今日俄共对这一“和平共存”的整个政治作战计划，其对欧亚两洲的部署工作，经过这十年的时间，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可以说是其第一阶段计划，已告一段落。今后只要等待其全球整个时间表之配合，自不难一举成功。至于他目前第二阶段的基本工作，正是他在非洲与中南美洲同时并进的时期。只要这第二阶段的计划亦能如第一阶段十年中，顺利进行，则其第二个十年之后，就可进入其第三阶段最后统制世界的里程了。不过我以为只要民主集团，今日能够针对俄共内部的危机，把握其世界战略的关键，从远东解除中东的危局，并从东亚大陆捍卫太平洋的安全，则俄共的时间表上所预定的整个计划，必将全部粉碎。 　我在下节中，再就俄共“和平共存”最后构想中的战争经济计划和军事作战计划，加以探讨。 第二节　苏俄“和平共存”构想中的战争经济计划 　　　　（甲）俄帝和中共的战争经济计划的三个特点 　莫斯科积极备战的工作，可从俄共二十次党大会所通过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及中共去年发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表现得再明显亦没有了。中共的计划固然是在俄共计划之前订立的，但到了去年年底，俄共计划提出以后，中共立即加紧改正，追随其后。最显明的，就是去年七月，中共刚才决定了“农业生产合作化”的纲领，而今年一月又拿出一个“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在一九五七年或者一九五八年〔第284页〕，基本上完成其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的任务”。而其所谓 “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就是俄式的集体农场。接着就是今年四月，米高扬来到北平，使中共立下契押，在苏俄控制之下，加紧其一百五十六种工业的进行，和阿、迪、兰铁路的建筑。这两件事，就是中共追随俄帝的战争计划而力求其配合的实例。现在我要略举俄帝与中共相互配合的战争经济计划的特点，亦就是我们所应特别注意的几点：　第一个特点是他积极开拓亚洲心脏部的基地。苏俄在他本国集中力量开发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地区。而其附庸中共亦以东北的工业基础，积极扩大生产，而以其余力支援西北和西南的工业发展，并以其东南的工业转移西北，建设西北的新工业地区。综合俄共与中共两个计划来看，莫斯科的企图，是要在一九六○年以前，在亚洲心脏部完成其战争经济的基地建设。这样他以为从此就可以不怕核子武器的攻击，而在欧亚大陆上，能对民主国家作持久的战争 。　第二个特点是他继续加紧发展其军事工业。在数量方面，苏俄本国预定一九六○年，钢铁产量达到一九五五年美国产量三分之二；煤产量赶上一九五五年美国的产量；电力产量要赶上美国。只是石油还赶不上美国，他当然期待着中东区域美英二国经营的油田，作为他后备的力量。至于中共的工业是以钢铁、电力、机器制造、燃料、有色金属及基本化学工业为重点，来配合苏俄作战的需要。 　在地域方面，苏俄新建的重工业、发电站和铁路，都?重西伯利亚地区。例如煤，主要的地点将为库茨涅茨克煤区、卡拉干达煤区和其他“东部”的煤区。又如石油，主要的地点将为乌拉尔与伏尔加河流域的油矿。水电站的主要地点，将为安加拉河上的布拉茨克水电站与叶尼塞河上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水电站。并以这两个水电站与库兹巴斯、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等地的火力发电，结成一个统一的动力系统。 　苏俄的原子能工业，亦将以西伯利亚与中国西北部为其主要基地。他现有的原子能工厂是在贝加尔湖西端的史流狄安卡。今后新的原子能工厂，也就是在中国西北部新疆省连接他西伯利亚统一的动力系统所在的地区。 　第三个特点是加紧发展战略交通线，建筑铁路和公路。莫斯科为了连结西伯利亚及中国西北与华北两大地区的战争经济基地，加紧驱策中共赶修阿克斗卡、迪化、兰州铁路，和乌兰乌得、库伦、集宁铁路，后者现在已经通车，前者亦将于一九五八年完成。同时中共已经建筑了西康打箭炉直通拉萨的康藏公路，以及甘肃河口经青海西宁黑河到拉萨的青藏公路，又建筑了联络青藏两条干路的西宁到玉树公路。 　苏俄企图从此严密控制亚洲心脏部，并使其势力从阿克斗卡，经过中国西北部的新疆，横贯我中国大陆，而直达大平洋西岸的青岛、海州与上海各港口；并从贝加尔湖，经过库伦，纵贯我中国大陆，而直达南海岸的厦门、广州、钦州各港口。莫斯科侵略主义者自以为到了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年，亚洲大陆心脏部的战争准备计划完成以后，他就有充分实力支持全面的世界大战，亦就可实现其世界革命的最后构想了。 　 （乙）俄帝和中共战争经济计划的成败关键，计有四个因素 　俄共和中共这一战争经济计划，今后能否顺利的推进，或中途遭遇阻碍而不能不加修正和变更，甚〔第286页〕至根本失败呢？我以为他们这“五年计划”的成败，完全要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 　第一是对农民的剥削。从史达林的五个五年计划，到赫鲁雪夫的第六个五年计划，都是以重工业与集体农场为其中心。换句话说，他们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是在农村人口的血汗之上，建设其以重工业为基础的作战机构。在这种计划之下，农民终年耕作，不得一饱，而其所生产的粮食和原料，配给其军政人员，配给其工业机关，并配给其都市人口；而农民从都市所得的轻工业品，不能维持其最低生活，且不足以供应其农场的再生产。农民不堪其过重的剥削，工作兴趣只有低落，工作效率更是减退，而其结果就是农业减产，饥荒频仍，造成其整个经济体系的根本危机。这是他第一个失败的因素，如其不能彻底改善或转移，那他这经济战争计划最后必然失败，即使其中途有所修正或变更，亦是无法挽救的。 　第二是对其附庸的榨压。在俄共的五年计划之下，苏俄的经济组织，对于他本国一般人民是一具吸血器，同时对于其附庸更是一具榨油机。他榨压其附庸，不能满足其需要，只有加重剥削其人民。他对于本国人民的剥削，如长此以往，必然激起其抗暴运动。他对于附庸的榨压，若继续不已，更将激起其附庸的民族运动。这一事态演进的结果，就是附庸国家的独立运动及其本国农民的抗暴运动，结成其内外呼应的革命运动的潮流。这个革命潮流，如他不能挽回，那就是他战争经济计划必然失败的第二个因素。　第三是对新殖民地的夺取和劫掠。俄共的战争经济计划，必须剥削其农民，更必须榨压其附庸。到了他的附庸的财富和资源已至榨无可榨的程度，又必须继续对外侵略，扩张新殖民地以供其劫掠。但他对外继续扩张侵略，最后必激起世界战争。如其不敢冒大战的危险而停止其侵略，那就要招致其内部恐慌和绝望的革命危机。这是他战争经济计划必然失败的第三个因素。 　第四是对自由世界的贸易。俄帝及其中共，为了实现其战争经济计划，虽力求建立其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但在其自然资源及其工业水准不足之处，对于特殊物资的需要，仍不能不依赖铁幕外的贸易来维持和发展。所以俄共虽绝对垄断其附庸的经济，却不能断绝其对自由世界的贸易。但在俄共的战争思想中，贸易不是和平的通商，而是战争的继续，不过是战争的另一方式而已。尤其是在他对外军事侵略为反侵略势力所阻截，一时无法取得新殖民地来供其榨取，而不能不以对外贸易来获致其战争经济计划所必要的物资，他们的对外贸易更显出其战争的色彩。 　在中共侵韩战争的期间，联合国通过了战略物资禁运案，这对于中共当时的战争经济及此后五年计划的进行，当然是严重的打击。所以最近三年来，他不断的以贸易为钓饵，同时以国际中立主义者为说客，诱致那些梦想与中共通商的国家，破坏这禁运的限制。这一禁运的联合国决议如果为其所破坏，那亦就是他经济计划起死回生的一个转机。　中共这对自由世界的贸易战，不仅是为了解除他战争经济计划所遭遇的难关，并且是为了执行俄共“和平共存”的政治作战计划，协同俄共及其他附庸，把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影响，排斥于东南亚至北非这一广大的“和平区域”之外。只要自由世界各国对于其战争经济计划成败所系的第四个因素，能够彻底了解，并对于共产集团的贸易攻势所包含的战争本质及其政治毒素，能够提高警觉，而予以防制；同时对于战略物资禁运案所加于中共侵略者之打击，能够继续执行，而不使其破坏，那就可以加速共产集团的战争经济计划的失败，而增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了。 第三节　苏俄“和平共存”构想中的军事 　　　作战计划及其一般形势的分析 　　　　　（甲）俄帝世界革命战争的最后根据地 　今日若只就东半球的形势而言，即可在上节所述中，断定苏俄第六个五年计划，是以建设亚洲心脏部为其重点。具体一些说，苏俄的企图，是要建设乌拉山以东，贝加尔湖以西，帕米尔高原以北这中俄边境上三角地区的根据地，这三角地区亦就是他控制欧亚大陆，而对西方作战的最后根据地。同时又由如上节所述的铁道线，以新西伯利亚站至伊尔库斯克的铁路为骨干，经阿、迪、兰铁路与乌、库、集铁路，而控制整个的中国大陆，即从新疆至西藏，从蒙古至华北，从西北至西南，再从中国的西南控制东南亚洲，使这个东亚地区成为他战略物资和人力补给的策源地。如果苏俄真能稳定他这样一个广大而深厚的策源地，完成他这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他就可如列宁往日所说“西方国家在亚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资源”，今日乃即为其苏俄取而代之了。而他亦即能由此达成其“世界革命”和“统制全球”的目的。 　　　　　　（乙）俄帝在东半球的三个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虽已进入了空权时代，但是苏俄为了对抗民主集团的海空优势，乃力求〔第289页〕造成其陆空优势，企图从大陆控制海洋。故苏俄今日对西方的基本战略，仍不脱离其大陆决战，以陆战为第一之陆权的传统观念。今后苏俄的世界战略，其重点还是要从以上所说的亚洲心脏部最后根据地，向?三个战场，就是欧洲战场、中东战场和远东战场，策划作战。他对于这三个战场的关系及其特点可分别说明如下： 　第一、欧洲战场　西欧战场当然是东西二方都认定其为是惟一的主战场，但是西欧各国拥有高度的科学，进步的工业，繁密的交通，和人口集中的大都市。每一个国家虽没有足以自给的经济和自卫的武力，只要他们联合起来，仍然是世界反侵略运动中的一支强大势力。现在北大西洋公约已经是把他们联合起来了，所以苏俄决不敢轻易启衅的。但是苏俄利用他们中间，纷歧的经济利益，和各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来挑拨其相互之间的猜忌，并离间他们对美国的合作。换句话说，今日莫斯科对于欧洲战场的惟一斗争方式，是在“和平共存”的口号之下，施展其威胁利诱的中立政治战术，使西欧各国趋向于中立化，而脱离美国的关系。 　第二、中东战场　从南斯拉夫和希腊以东，经埃及阿拉伯各国至印度，乃是苏俄今日政治作战施展其中立战术的重要战场。在这一从东地中海到印度洋的广大区域之中，文化上的特征是回教。其地理上的特征是依旁着地中海、黑海加波斯湾，乃至印度洋西北部的几个山岭沙漠地带。而在这个崎岖和荒漠的地带里，可是散布著世界上主要的油田。　苏俄对于这一连结地中海与印度洋的广大地区，断乎不会停止其侵略，而且是正在积极进取，志在必得的。这不仅因为中东是欧、亚、非三洲的桥梁，也不仅因为中东是世界主要油田的所在，尤其因为苏俄将来对西方国家作最后决战，而中东如仍为反侵略战线之一环，则苏俄西进欧洲，西方国家即可从中东袭击他的左翼；如果他东进太平洋，西方国家亦可从中东袭击他的右翼。倘如西方国家在中东对苏俄采取攻势，更可从此截断他欧俄与亚洲心脏部的交通，而使苏俄东西南面的作战，陷入绝境。亦可以说这一地带，真是苏俄主要的生命线，所以苏俄为了他将来的最后决战，必先对这一地带，第一步竭其全力，施展其“和平共存”和“中立路线” 的政治战术，将西方势力驱遂于中东之外，而由其苏俄完全控制这个地区。 　第三、远东战场　前面说过，三十年来，苏俄侵略主义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中国。大陆的沦陷，虽使苏俄完全控制了亚洲的心脏部，且已将其侵略战线推进到西太平洋与东南亚地区，但是我们中国反共抗俄战争，至今仍在全面进展，而且大陆上的反共怒潮，更是日日高涨，有增无已。俄共侵华的阴谋，本来预期其先能彻底解决中华民国，而后统制整个东方民族，以建立其统制世界的基础。可是他这个野心，并没有像其所预期那样达到目的。现在不仅是我们中华民国仍在自己领土之上，屹立不摇的站在亚洲反共抗俄的前卫，百折不回的向他俄共作殊死的奋斗，最后终将予他以致命的打击，而且韩国与越南亦为其民族独立自由，始终如一的对俄共傀儡，正在积极的继续斗争。但是远东战场与欧洲及中东战场皆有其完全不同的三个特点。 　一、苏俄如对西方国家在欧洲作战，当然就是苏俄本身直接作战，亦就是热核子战争。但远东战场乃是由中共匪军间接为苏俄担负作战的任务，而不是苏俄本国直接作战的战场。　二、远东战场又与中东不同。中东战场与欧洲战场，无论在地理与军事上，都有连带关系，故中东的战争，自亦为西方国家对他苏俄本土作战，当然亦是使用热核子武器的全面战争。反之，远东战争的主流，乃是我们东方反共各民族对苏俄傀儡——中韩越的共匪极权暴力，作民族革命的解放战争，而对其苏俄本土，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　三、西方国家直接对苏俄作战，无论在欧洲或中东战场，都要遭遇民族主义的难题。反之，我们东方反共各民族对其共匪作战，乃是其各被侵略民族对于苏俄侵略者的各傀儡工具作战，亦即是东方各民族为肃清其本国汉奸卖国贼而作战。尤其是东方第一号汉奸卖国贼——中共的崩溃，更可使亚洲各民族都能免于侵略的威胁，而重获其普遍安全与永久的和平。 　我们在三十年反共斗争的经验中，更知道俄共与中共的关系，至少有下列二个特点： 　（子）各国共产党的一切手段，无论是军事的或非军事的，都是为了他本身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但各国共产党的一切努力，其最后又都是为了维护其共产主义祖国——苏俄的政权为第一，即使牺牲其本身，亦所不惜。这是共产附庸政权，效忠苏俄，认为是他天经地义的职责，中共匪党更是如此。所以我们断定，不仅中共不能脱离俄共的控制，而且到了中共溃败的时候，俄共为了他保存本身的实力和安全，而以中共为其牺牲品。这是俄共三十年来对中共的惯例，乃是历历可数的。（注一） 　（丑）苏俄及其侵华工具之中共，只认得实力，而不知其他。他有力量时，必然乘机侵略，他受打击时，亦可退却求和。只要我们反共的阵营团结坚强，使他觉悟其作战必归失败，他就会退却而放弃其侵略战争，再不敢对自由世界作挑战的姿态。（注二）因此，反侵略集团对共产集团的实力政策，决不会召致全面战争的危险。反之，只有姑息政策，才足以鼓励其附庸，替苏俄作不断扩张的侵略战争。 　今日俄共自夸他已经控制了欧亚大陆八亿人口，建立亚洲心脏部为其全面战争的基地，并且自夸他到了最后决战时期，即能在热核子战争中获得胜利。但是他一切的一切，最后仍取决于一个事实，就是他们列宁所指的即在这“东方绝大多数人口”之中。我们中国大陆现在至少还留存?四亿五千万人口，这是一个东方民族独立自由战争的主力。所以中共在东方的成败，对于整个苏俄集团侵略主义的成败，实有其决定的影响。 　我们再综合这三个战场来看，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出苏俄对西方决战的后方基地，乃在于中国大陆及其亚洲心脏部。而今日中共就是为他主子俄共，担负这保卫后方基地作战的任务。换言之，中共就是为俄共所豢养调教而看守俄共后门的一只家犬。我们民主国家如果让他这一后方基地顺利建设，且日渐强固，那将使苏俄在未来的全面战争中，就可立于不败之地。 　今日世界反侵略集团，如以东方中、韩、越等各国的民族革命战争为前卫，能在精神道义与物质经济支持他们，使其能够自动的解放其各国被俄共奴役的同胞，而对守卫苏俄后门的家犬——中共，一致反击，那就是对苏俄的后方根据地及其战略物资的策源地，加以间接威胁和根本解决，使苏俄的西进或南进的野心，亦都受到牵制，这样他自不敢发动大战。而阻止苏俄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方策，亦自在其中了。故今日如欲消弭世界大战的来临，必先防制苏俄最后根据地之建立与完成。否则无异于养虎自噬，听候苏俄统制世界、奴役人类之祸至无日，殊非吾人防患未然之道。 　　　　　　（丙）俄帝军事作战的四个方式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东方反共民族对中共的战争是否引起世界大战，使西方国家卷入大战的漩涡？我们要对这一问题，提出确切的答案，必先就俄共对于一个自由国家或地区，要使用武力作战时，所采取的各种方式。 　第一个方式是他对一个自由国家的内部，制造“内战”来达成其征服的目的。俄共为了侵略一个自由国家，乃在这个国家之内，组织其共党支部为其第五纵队。他这一第五纵队的渗透和颠覆工作，最后的一步就是以武装暴动来实行政变。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使用武力来抵制他，因而引起战事，那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就向全世界大肆宣传，说这个国家发生了“内战”。其实这一战事在本质上就是苏俄的侵略战。他这侵略战乃采取“内战”的方式，于是俄共就可以对这个自由国家，兵不血刃的实行吞并，而不引起世界大战。 　第二个方式是他对一个自由地区，制造国际战争，而俄共自居于中立地位来坐收渔人之利。他这一方式，对于旧殖民地国家反对西方国家的运动中，最为有效。俄共利用这一反西方殖民地主义的民族战争，间接的打击西方国家，而直接的施展其渗透、操纵和颠覆的手段，最后且转变这民族战争为阶级战争，来夺取这个国家的政权。于是俄共亦就将这个国家关进共产主义铁幕而不引起世界大战。 　第三个方式就是他冒用“志愿军”的名义，派遣其正规红军进入一个自由国家作战。这所谓“志愿军”，由中共的武装部队侵入韩国作战，开一恶例。就这一实例来说：中共所谓“志愿军”，又有四个特点：其一是中共侵韩的部队，都是其正规部队，乃由他中共直接指挥作战；其二是中共侵韩部队，不仅不受北韩共军辖制，并且转而统制北韩共军归其指挥；其三在韩国休战谈判进行时，中共派遣代表参加谈判，并且在协定上签字，这乃是中共自己明白承认其所谓“志愿军”就是他中共伪组织所直辖的正规军；其四，中共侵韩部队，在休战协定签订之后，至今继续占领北韩地区。这些特点，说明了共产集团所谓“志愿军”就是他的正规红军；而其以“志愿军”作战，不过是他侵略战的一个方式，并且是他直接作战的一个方式。 　第四个方式才是他派遣其正规红军直接出国作战。这一方式是违反他俄共指导世界革命战略的最高原则，亦是俄共传统的战争思想所不许可，而乃极力避免其使用的。因为俄共直接作战，至少发生不利于他自己的两个结果：其一就是他的直接侵略战必将引起世界大战；其二就是他的直接侵略战必将引起那被侵略者的民族战争。所以我在本书中屡次指出俄共在其对自由世界最后决战的准备未能完成以前，决不肯且绝不敢采取这一直接作战的方式。 　我们从以上的分析，达到这样的结论：自由世界要阻止俄共的侵略，并消除世界大战的危机，其唯一的方法就是杜绝俄共利用任何方式来间接作战，以及其冒用所谓“志愿军”的名义来直接作战。自由世界应该明白认定两点：（一）任何一个自由国家之内，只要是共党发动的战争，就不应视为“内战”，而应视为国际战争。（二）任何一个地区，只要有苏俄的部队参加战争，即令其使用“志愿军”或其他任何名义，皆应视为苏俄正式军队。我们深信联合国如能确认这个原则，使俄共不能施用任何伪装和诈术，假借任何名义和口号，来掩蔽其军事侵略行动，如此方能阻止俄共的侵略，并消除世界大战的危机。 　　（丁）侵略势力与反侵略势力之间的一个决胜的因素——共产铁幕之内的民众革命与亚洲民族独立运动 　我们若更深进一层来看，苏俄集团对民主国家作战，不仅是在上述三个战场上决定其胜败。而且存在侵略势力与反侵略势力之间，为其两者胜败决定因素的，就是共产铁幕之内，广大民众反共革命的力量，与亚洲民族的独立自由的力量。谁能取得这个力量的信任和支持，谁就得到最后的胜利和成功。西方国家如被迫而在欧洲与中东战场直接对苏俄本土作战，那莫斯科一方面还可以激起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即其在第二次大战时，对德国作战的所谓“爱国战争”来抵抗他；另一方面，他在中东亦可利用亚 洲民族的反殖民地主义运动来牵制他。如此则这一铁幕中的革命力量和亚洲民族的力量，就不能参加反侵略阵线，反而为侵略者所利用。这一条是导入世界大战，而且胜败之数未可预卜的道路。反之，如果我们东方反共各民族，能得到世界反侵略阵线精神与物质的支持，而向东亚各共产附庸国，并以大陆中共为中心目标，共同反击，那么这一远东战场上的战争就是民族自由战争，也是民主革命战争。这个民族战争，自将唤起全亚洲独立自由的民族违动；而这个革命战争，更能激起铁幕中的反共革命运动，而必将与我们团结一致，合力反共，求得其本身的解放。那是无须西方国家直接参战，而其民族的反共革命必然获得最后胜利的。 　我们认清了这一点，即可看出一九五○年韩战发生之后，西方国家因为恐惧苏俄和姑息中共，而反对我们中华民国派遣军队参加联军，于是造成了中共在韩战末期，有恃无恐，任意勒索，与反盗为主的结果。今日世人只知道，中共匪军进入韩国来作战之后，联军受了国际政治外交上的牵制，不能越过鸭绿江，只能局限于韩国战场，作有限战争，致使联军特别是美军付出了十五万人伤亡的重大代价，仍不能达成联合国所赋予的任务，使韩国亦不能获得统一，这固然是国际政治史上，尤其是美国对外战史上莫大的遗憾。但是当时联军纵令能够乘胜追击中共匪军，进入东北作战，这在中共，虽然战败，但他对于深入中国境内的联军，仍可以其正规军配合其所组织的民众游击队伍，进行其国民战争。即使苏俄并不参战，而联军亦将招致失败。反之，如果当时有我中国国民革命军加入联军作战，则这一战场的情势，必将完全改变。须知中共匪军脱离国境，侵入韩国，虽其在形式上仍采取人海战术，而其在实质上已不是在中国大陆上他所组织的被欺骗被胁制的民众中作战，即不能发挥其国民战争的力量。只要我们国民革命军进入战场，即可使匪军在作战中发生政治和心理的影响，在韩国境内，即可以瓦解中共匪军了。如其有我国军追过鸭绿江，进入东北，则国军不仅是在我们自己中国的民众中间作战，并且在全国人民中，更将激起普遍的反共革命运动，使我们国民革命军无须后方兵员的补给，而转变联军的有限战争为中国的国民战争。所以我认为当时西方国家反对我们中华民国派遣军队参加联军，乃是韩战最后没有结果的一个最大原因。 　　　（戊）远东反共革命战争获致彻底胜利的唯一道路 　我还要更进一步指出：远东反共战场，要由我们远东国家来负责承担，西方国家实在是没有直接参战的必要，否则，不仅对西方国家为不利，而且亦是不利于东亚反共战争的。同时，亚洲反共民族对共匪反击的时候，苏俄如以其正式军队参战，将使苏俄陷入亚洲民族革命的漩涡，并且容易引起其苏俄国内人民的反共革命，那就是他本身将要遭受其所谓“化外战为内战”的危机，这是与他苏俄对于世界革命的传统政策及其辩证法则，完全背反的，何况这样就会导致世界全面战争？因之，在苏俄最后突击必操胜算的大战准备没有完成以前，我们可断定他决不敢在东方民族革命战场上，冒昧从事直接参战。否则如其真敢参战，那就无须等到世界大战，而即可使他在远东战场陷入泥淖，招致根本的失败。所以为其根本利害计，他是不能对中国大陆反共战场直接参战，而重蹈日本失败的覆辙的。反之，西方国家如以其正式军队在东亚参加作战，将使共产集团以其反殖民地主义的口号，转变亚洲人民的反共革命运动，而为反西方的民族运动，这亦就是对于东亚反共战争最不利的所在，而亦就是韩战不能获致彻底胜利，以致毫无结果的实例。所以我并不赞成西方国家直接参加我们反攻大陆的战争，只要其在道义和物质上，以及武器和技术上能积极援助就够了。 　但是民主集团如恐反共民族革命的局部战争有引起世界规模的核子战争的危险，于是只求避免战争，维持现状，无论其共产集团对自由世界如何推进其政治作战的间接侵略，或用其半军事的直接挑战，都无法抵制，更无从报复，那只有任令其无止境的渗透颠覆，无限度的挟制敲诈。如果这样，今日虽可保其一时的苟安，而明日的结果，就只有二途：其一为坐待其先发制人，偷袭毁灭；其二为接受其“和平共存”，听其宰割统制而已。所以今日民主集团不欲阻止世界大战之发生，避免人类毁灭之浩劫则已，否则只有以东亚局部战争代替世界全面战争，以普通传统战争代替核子武器毁灭性的战争。这个东亚的反共民族革命战争，乃是一条无须经过世界大战，而瓦解苏俄集团，并解放共产铁幕被奴役人民的道路，也是自由世界遏制俄共统治世界的野心，而且是重建世界和平、保障人类自由的惟一道路。 　民主国家，对这两条道路，究竟何去何从，亦就可决定其俄共统治世界的前途为成为败了。 　（注一）参看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七节，第九一五页，托洛斯基引述列宁的话。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五节，第十六节，第九三八至九四二页。 [编辑] 第四章　结论——世界和平之路与我们反共的信心和立场 第一节　中立主义对共党“和平共存”中的地位及其使用价值 　我在前面各编中，叙述了我们中国以及我个人三十年来与俄共及其傀儡中共的经历，说明了我们本党和政府为什么不止一次，而且是三次与共党“和平共存”的国内和国际的情势。 　我现在不惮重复的在结论中还要提起中立主义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这三十年与俄共“和平共存”的经历，特别体认到中立主义的危险性，其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虽不像共产主义那样威胁之大，但其为虎作伥的罪恶，为害人类之甚，实有过之。 　中立主义的前提，乃是自由国家能与共产国家在和平与繁荣的状态之中共存。但是我们中国与俄共相处的经验，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只有共党需要一个喘息的机会，来巩固他侵略所既得的战果，或重新集结他的武装暴力，来准备下一次的战斗，他才运用这“和平共存”的口号，来制造中立主义的幻想，并且鼓励这种和平共存的心理，转而影响其敌人，使之自陷于瘫痪的状态，听任他来施展其政治和军事的袭击。 　中立主义的效用，在通常的情况之中，只有那些缺乏自卫的能力和自立的意志的执政者，才会利用这中立主义，企图苟安自保。但在最近两三年间，中立主义是在两种情况之下猖獗起来的：其一是那些投机主义者企图在侵略者与反侵略者对立之间，得到了一些利益，并寻觅机会来坐收其渔利；其二是中立主义者为自大狂所动，企图在侵略者与反侵略者之间，自居于和谈的地位，而且自夸其为世界和平制造者以自重。每当共党准备其决战行动之先，需要这一段和平共存的时期，必有这种中立主义者大肆其活动。其最为确切的实例，就是我们中国所谓“民主同盟”，在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处的时期所扮演的这一脚色。这些政客们，以中立姿态来替共匪对国际社会作说客，对国内民众做宣传，使其误信中国的前途，只有对共和谈，并组识联合政府。而在实际上，他们这中立主义的活动，不过是为共匪的武装叛乱乃至为其暴力决战来作准备而已。 　基于上述，我以为任何国家，对于中立主义的任何鼓励，是与其对共产主义予以直接帮助，有同样的危险。我们至此，必须认清中立主义，乃是共产主义对民主主义作战的一道战濠，亦就是保护其共产主义的一种武器。我们尤须警觉，在今日这反侵略与侵略者双方的力量接近平衡的时期，中立主义的危险性更是特别重大。因为只有这个时期，中立主义者才能抬高其使用价值，而对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进展，亦更有其特别的贡献。 第二节　世界和平之路 　反共斗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仔细考察共党的“长期战争”的战略，我在前面各章中，已经提到了。有些人所谓战争，其特征是军事行动和宣战，但在共党的观念上，战争是一个永久的状态。就苏俄来说，战争只有在其世界革命计划完成之时，才告终止。换句话说，俄共的长期战争状态，必须继续至其对象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及民族自由主义完全绝迹，才算是他的成功。亦有些人仍然要问苏俄何时发动一个战争。实际上，我们已经是在战争之中，或许是一个冷战，但毕竟亦是一个战争。因此，我以为自由世界对俄共长期战争的对策，应该先要策定一个总体性的基本方略。这一总体性的基本方略，就是： 　一、世界反共斗争必须确定一个总目标，就是以维护人类自由和解放被压迫的民族与人民，重建世界和平与安全为宗旨。 　二、为达到这一总目标，必须结合并协调下列的三种力量：第一就是西方民主集团的资本主义；第二就是东方民族的独立运动；第三就是共产铁幕中的反共革命运动。我们相信这三种力量的结合与协调，不仅能够制止苏俄对自由世界无止境的侵略，并且能够迫使苏俄放弃其对于附庸的控制，同时鼓励俄罗斯人民推翻其苏维埃极权暴力的统治。 　三、为达到这一总目标，必须结合军事战术与政治战术，采取各种不同的斗争型态，而不能拘限于唯军事或唯武器的战略观念，和硬性的单一斗争方式。这就是说，民主集团要采取弹性的与多元的斗争方式，首在政治与社会心理战场上获得胜利，才能迫使苏俄放弃其武装侵略的企图和世界革命的计划。 　四、为达到这一总目标，必须维持并加强其军事实力。因为政治与心理作战，并不能代替军事作战。政治与心理作战的任务，在转移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并改变世界战略形势，使侵略者彻底觉悟其军事作战决无制胜的可能，才肯甘心屈服。所以民主集团不能放松其军事准备，并且要加强各地反共武装的力量，使其随时随地对共党侵略，可以独立接战和决战。 　我在上述各编中，指出了俄共从南亚和中东向欧洲迂回，同时中共从东南亚向中南美迂回的雨条战略路线，共党集团这一迂回战略，说明了俄共征服世界的企图，其胜败的关键是在亚洲，也证明了亚洲民族及其所拥有的广大人口在世界反共斗争中的重要地位。 　今日俄共利用亚洲民族主义的意识和情感，来挑起其反西方殖民地主义的运动。民主国家对于这一运动，我以为应该要主动的协助其成功，而且帮助这些民族，使其进入政治民主和经济建设的道路，使之领悟共产主义真是他们惟一敌人，而引导其共同反共，脱离其新殖民地主义的陷阱。尤其要维护其民族文化，重视其民族尊严，才不致给予俄共以渗透、挑拨、制造纠纷，以便利其操纵和颠覆的机会。 　然而今日共产集团已控制亚洲的心脏部，并进而建设其为未来全面战争的最后基地。我们知道，和平是不可分的。我们不能想像亚洲如此广阔土地与众多人口，听任其无限期的陷在铁幕之内的冻饿死亡线上挣扎，而残存的自由地区人民，仍可保持其自由。我们更不相信东方反共国家在其为俄共强制的割裂状态之中，而亚洲还有什么和平安全的可望。所以民主国家单是援助亚洲自由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区域安全，还是不够的，只有对亚洲反共国家予以物质的和精神的支持，使其能自动的对共产铁幕，展开其民族革命战争，或能随时随地策应其铁幕内的反共革命运动，来解放其被奴役的同胞，恢复其领土的完整与国家的统一，才是瓦解共产集团的唯一途径。 　我在前节中，提出反共总体性的基本方略问题。我知道一般人说到战争，不仅是想到军事作战，并且想到必须美国参加作战，才能争取胜利。我的意见决不如此。我认为反共的军事作战，要在欧亚大陆上进行，而美国自应以积极的世界反侵略战争的兵工厂自任，但不能被动的只准备其本土为反共战争的主战场。 　这并不是说，美国只是为一切争取自由或恢复自由的国家来制造武器，和供给物质的援助，而是说美国应该负起他自由世界所公认的领导者，对于世界反共斗争中所应负的指导责任。而且为了整个世界反共作战的根本问题，美国本身就不应该卷入战争漩涡之中。惟有如此，整个反共战局，方能运用自如，而不致限于被动地位。亦惟有如此，方能确保反共总兵工厂所在的基地安全，更可使反共斗争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认为美国对反共斗争，应该采取间接作战的迂回战略。而民主集团对于反共战争的基本方略，就应该确定其三个原则： 第一、只要俄共对美国不首先采取奇袭行动，或俄共本身并未在其他地区参加战争，则美国本身亦不应随时随地参加战争。第二、反共战争必须在铁幕之内或接近铁幕的边缘作战，而不应在远隔铁幕的自由地区作战。第三、自由世界对抗共产侵略，采取重点主义，应该预先选定地区，只要其共产集团无论向任何一国挑战侵略，则自由世界仍照其预定地点，主动反击，而这一反击，就不应限定在被侵略的当地。因为共产集团狡狯的侵略手段，并不一定对准自由世界有军事准备，或有集体防卫协定关系的地区，故美国亦不能被动的随时随地应战，予以反击，或就地报复。我以为领导反共的美国，不能采取普遍设防或到处参战的方针，而应采取间接作战的迂回战略，并采取重点主义，选择其主战场，予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若对亚洲来说，就应该针对亚洲共祸的根源和俄共世界革命战争的最后根据地，来综核东方各民族反共革命武力的统一计划，负责指导，总以转变世界战略形势，阻止共产集团的侵略，使整个自由世界免于第三次大战为最高指导的原则，同时亦得以解放共产铁幕，重建世界和平与安全。这是今日民主集团对于反共战争的基本原则，我相信这个基本原则，如能适切实施，则人类浩劫自可免除，而世界和平亦必能重建。 第三节　自由而统一的中国与世界和平的关键 　我们可以说，国际共产主义今日威胁世界的焦点完全在亚洲，而亚洲共产主义的威胁，主要的来源，乃是在中国大陆的中共。中国大陆的沦陷不仅是世界上一个悲剧，而且整个世界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亦就没有得到一天和平安全的日子，其严重性已为世人所公认。如果我们政府仍在大陆，必不至发生韩战和越战，以及北韩和北越为共党所占领的灾祸。所以亚洲的反共斗争，必以中国大陆为起点 　我在本编第一章第四节中指出中国大陆乃是亚洲局势的枢纽之所在。因为苏俄的世界战略阴谋，是以中国局势为其转移的枢纽。今日我们中华民国正是在他这个枢纽上，始终不懈的与之苦战恶斗。并且在自由世界反共斗争之中，我们反攻复国的战斗，乃是国际反侵略阵线，与民族革命反共战争汇合的关键。唯其是国际反侵略阵线之一环，我们有要求国际道羲的权利；唯其是民族革命，我们相信这一战争发展的过程，将得到东方一般为独立自由而奋斗的民族的同情；唯其是反共战争，中国大陆的同胞，必将群起策应，坚决参加这一庄严的阵营。因之，我更加相信中国反共抗俄的整个战争，必能与我们过去北伐剿匪和抗战诸役一样，最后获致全面光荣的胜利。 　以上各篇曾经检讨了政府和我个人在反共斗争中的错误和缺失，及其对国际国内所发生的形势与影响。我许身国民革命，已四十九年，从来不计个人的毁誉，亦决不推诿自己的责任。一九四九年美国政府发表其中美关系白皮书。当时我已经宣布下野，离开政府已有六个月了，惟闻政府亦要计划著一个白皮书，指责美国政府自雅尔达会议以后，在中国局势演变中，所应负的责任。我极力反对这个作法。我当时就告诉来台征求我意见的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说：我们中国在美国还有多数的友人，并不因白皮书而对中国国家的前途感觉失望，亦不因此而对中国政府的信誉有所怀疑，现在我们政府如果为此，要与美国来作无益的辩论，这不只使我们两国人民百年来所建立的传统友谊，将受到莫大的损伤而无法补偿，而且其结果，惟有增强俄共离间中美阴谋的助力，达成其所预期的目标，更使其称快而已。 我们中国立国处世的道理，是“厚于责己，而薄于责人”。若要追问过去大陆上反共斗争失败的责任，只怪我们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国家建设没有基础，因之对强权侵略者，没有维护我们领土主权的力量。更只有怪我个人自己，在这长期反共斗争中，应该见到的，未能预见，已经见到的，又未能取信于人。然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只要我们全体同胞能保持自己国家的人格和民族的正气，只要我们能维护民族崇高的文化和悠久光荣的历史，只要我们能痛定思痛，提高警觉，埋头苦干，雪耻图强，向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建国的目标，直前迈进，深信我们必能践履自己的责任，掌握自己的命运，完成我们反共抗俄复国建国的使命。 [编辑] 补编 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 [编辑] 第一章 退却、防御与攻击 　　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与我们的“和平共存”，在实质上就是他侵略我们中国的一种基本策略。战争失败了，他就要求和平共存。待他实力长成了，他就要破坏和平谈判，发动武装叛乱。而且他正对我们和平谈判的时候，也就是他对我们准备武装叛乱的时候。这就是他“辩证法”所谓“矛盾的统一”和“对立物的转变”。所以我们对共作战，必须观察并把握他的战争思想及其行动规律，才能判定自己所取的战略和战术是否正确。我们与共党相持三十年之久，第一个经验就是依据辩证法来研究其战争思想，并把握其行动规律。而且我们认为要拿这一实际经验所得的各种作战方式，公之于世，尤其是对于自由世界反共国家，更有其贡献。故特在本书各编之后，另成一编，为之补充，以供参考。 　　每次莫斯科提出“和平共存”的口号，一般人总以为苏俄是在退却。但从俄共和中共对华侵略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知道他“和平共存”的要求，有时他用作退却的掩护，有时他用作防御的手段，也有时他用作攻击的方法。 　　（甲）退却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八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定了“统一战线”的战略。共匪即展开其“人民阵线”的活动。到了二十五年二月以后，匪军困处陕北，无法生存，乃自延安发出“停战议和”的通电。此后他就要求与国民政府和平商谈，至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二月，订定了四项原则。这就是他提出“和平共存”的要求，来掩护他的退却，最显明的实例。 * （乙）防御　共匪为了防御而要求与我们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和平共存与合作，最早的事例，就是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广州定乱之后，鲍罗廷接受本党“整理党务办法”。中共这时的和平协议，其作用是保持国共合作，准备在北伐过程中，再对本党伺机反噬，这就是他运用“和平共存”来作政治上的防御战的实例。 　　到了抗战时期，中共与国民政府五次和谈，他就从防御转变为反攻，第一次至第三次和谈，还是掩护匪军的发展，到了第四次及其后的和谈，那就是他政治上的攻击战了。 　　（丙）攻击　共匪以“和平共存”为攻击的手段，最显明的事例，就是抗战结束之后的和平商谈 这次和谈乃是他对国民政府的政治上积极的攻击战。 　　我们要判断苏俄及其国际共党的行动规律，首先必须把握他对于防御与攻击，以及退却与前进，是依据辩证法的矛盾律和质变律来运用的。谁都知道，军队的退却是为了反攻，防御是为了攻击。但是共党的战法不止于此。他的退却不仅是为了反攻，他的防御不仅是为了攻击，并且他的退却和防御，同时使用，而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就是分散敌人的力量而集中自己的力量，松懈敌人的斗志而加强自己的斗志。尤其是他退却或采取防御的态势之时，乃积极施展其政治心理渗透战术，从敌人的内部瓦解其反共壁垒，并分化其反共盟友，而后施行其最后的一击。我们把握他这一特点，才能看出为什么苏俄和国际共党，无论在其退却、防御或攻击之时，都可运用“和平共存”的口号了。 [编辑] 第二章　中立主义、统一战线与孤立战术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俄共与中共“和平共存”的斗争方式，就要对他的中立主义、统一战线与孤立战术加以检讨。 　　第一节　中立主义 　　中立战术乃是国际共产党“和平共存”的主要战术。“和平共存”不过是一个口号与一种姿态，而其中立战术才是他具体的斗争方式。今分两项，说明如下： 　　一、先说明共党怎样施展其中立主义的斗争方式。共党对于中立者的要求，最初甚为平常。第一、他不要求中立者来帮助他，只希望中立者不去帮助他的敌人；第二、他不要求中立者附和他，只希望中立者反对他的敌人；第三、他只要求中立者不帮助双方，只希望其反对双方，就是要中立者对双方一齐批评，一齐斥责。如此第一步先使其中立化，再进一步就使其批评政府、反对政府，而在无形之中，使他离弃政府，自陷于孤立。一到匪势猖獗，政局动摇的时候，这些中立者乃自然而然，不得不向共匪附和靠拢了。这样岂不是完全达到他中立战术的目的？其实例如下： 　　（子）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九月以后，所谓“抗日救国同盟”的各种活动，就是中共对国民政府施展其中立战术。 　　（丑）抗战的末期及战后，所谓民主同盟的各种活动，也是他的中立战术。而其在民国三十五年，对美国调处国共问题的外交斗争，亦不外乎这一中立战术之运用而已。 　　二、再说明共党怎样助长其中立主义的实施。共党为要克服敌人的意志，改变敌人的阵容，首先就要混淆你的耳目，变乱你的印象，使国家社会中，是非混淆，利害不辨，务使一般民众，惊惶恐怖，无所适从。而最后只有慑服他的淫威，接受他的意志。这种方式，可以助长中立战术与和平商谈，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用。其实例如下： 　　（子）抗战胜利之后，国际共党的宣传攻势，使一般人误认苏俄侵华第五纵队的变乱为中国的内战”，同时误认我政府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戡乱军事为“制造内战”。 　　（丑）就在这个时期，共党透过其外卫“民主同盟”，利用“民主”和“自由”的口号，在政府和社会中，或正面提出主张，或侧面散布谣言，使一般中立者是非不明，利害不分，对政府与共匪一齐斥责，一样反对，而认为中国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进行和平商谈，组织联合政府。 　　中共这两次对于中立主义，有两种不同的用法。我们先对统一战线和孤立战术，加以说明，然后再分析这两种用法不同之所在。 　　第二节　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莫斯科及其侵略工具国际共产党的攻击战的主要方式。而在中国，中共曾经多次反复使用这个战略，来进攻我们中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兹举其最重要的二个事例： 　　第一次是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八月以后，中共对我们本党提出统一战线的要求。十三年我们本党改组，中共即在“统一战线”的口号之下，与我们合作，并使其党员加入本党。第二次是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以后，中共要求与我们“一致抗日”，并且他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四项原则，实行参加抗战。 　　共党的统一战线，在形式上是联合盟友，共同对付一个敌人，但在实质上，他是在对敌人作战的过程中，从盟友的背后，扼杀他这个共同作战的盟友，达到他自己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的。一九二○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与社会革命党谈判合作，列宁对他的党徒说道：“要记住这一个不可靠的友人，也就是一个敌人。”（注七）一九二四年，季诺维也夫对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说：“我们不必对社会民主党人说明：我们不与其它劳动党结成统一战线，是因为他们的领导者是反革命的话。我们宁可告诉他：我们准备与你们结成统一战线，只要你们的领导者接受这些基本条件（大家都知道，这些条件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中共匪党，屡次与我们在统一战线中的和平合作，也就是这种态度和作风。到了后来，他无法在统一战线中并吞我们，于是就要与我们决裂而对我们作战了。这就是他的“统一战线”本来的目的。 　　第三节　孤立战术与反孤立战术 　　要攻击一个敌人，先要孤立这个敌人。要攻击一个战场，先要孤立这个战场。孤立敌人的方法，是离间他的同盟者，瓦解他的阵营。孤立敌人战场的方法，是切断他的左右翼，破坏他的后方交通线。这是任何一个将领指导作战时，应有的军事常识。共党把这个军事作战的方法，应用于政治作战，而构成他的孤立战术。 　　共党为了巩固他自己的组织，绝对要封锁自己的战场，不许开一道门，甚至留下一点空隙，让敌人渗透进来。但是共党为了防制他自己的孤立，并展开他自己的工作，绝对反对其所谓“关门主义”。列宁在一九○二年说道：“这里绝对需要的，是首先在自己与别人之间，划一条界线，只是单独的、特定的、排他的、把无产阶级分别出来。然后我们必须宣布，我们要求所有的人解放，要向所有的人号召，要向所有的人申诉。”（注八）这就是共党的反孤立战术，而其所谓“既斗争，又联合”的统一战线，也不过是他反孤立战术的最高方式而已。 　　中共的反孤立战术及其孤立战术，是他经常使用的政治斗争方式。今举其最显著的实例于下： 　　一、民国二十三年十月，赣南的匪军，化整为零，逃出我国军的封锁线。此后透过其中共的外卫“抗日救国会”，组织“人民阵线”，打破其政治的孤立状态。直至二十五年五月以后，陕北共军向我政府投诚，中共与其它政党，以同等地位，参加对日抗战，他的反孤立战术才得到新的发展。 　　二、三十五年一月至五月，斯大林对我政府，施用其中立战术，同时亦就是孤立战术。他企图离间中美的合作，使我们中国陷于孤立地位。但是他这一孤立战术，当时为我们防止，故未达到其预期的目的。 　　三、三十四年抗战胜利结束之后，共匪通过其外卫“民主同盟”，以中立主义的伪装，对我政府施展其孤立战术。 　　四、三十五年一月，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亦在会议的内外，展开其孤立战术，企图联合各党派，以“民主自由”的口号，和“联合政府”的要求，来打击国民政府。但是我们政府代表，在会议举行之初，即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案”，并宣布其“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方针。这一着，打破了共党的孤立战术，反而得到各民主党派的支持。于是共党乃只有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以致国大召开的日期，不得不从这年五月五日，延展至十一月十二日。到了十一月十二日的会期，各民主党派应出席的代表都报到了，而中共及民主同盟仍拒绝提出代表名单，参加大会。他所施展的孤立战术完全失败，就转而实行其全面武装叛乱了。 　　第四节　统一战线、中立主义与孤立战术的并用 　　共匪与我们的“和平共存”，最显著的两次，都是把统一战线、中立主义与孤立战术并用。这三者并用，乃使其“和平共存”与中立主义发生两种不同的作用。 　　一、民国二十五年以后，共匪对我国民政府，是战略的防御与战术的攻击。具体的说，当时共匪“和平共存”的要求，在战略上是为了防御我们对其残余部队继续围剿。所谓“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就是这个战略防御的口号。而其所组织的“人民阵线”，就是他这战略防御之中的一种反孤立战术。同时，他通过抗日救国会所施展的中立主义，却又是对于国民政府的攻击。在其要求“两党合作抗日”的运动中，把一切侮辱和诬蔑，如“法西斯”“不抗日”种种名词，加到我国民政府的头上，使我们国家与政府的信誉，受到莫大的损害，而为共匪来开拓他政治发展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说：共匪这次的“和平共存”，是战略的防御与战术的攻击。 　　二、抗战结束以后，共匪对我国民政府的和谈，却改变为战略的攻击与战术的防御。换句话说，他的“和平共存”，在战略上是为了瓦解我们反共的势力，束缚我们国民革命军的双手，以便利他的进攻。但是他在战术上，却采取防御的态势，并提出和平的要求。他只是要求得“和平”，争取“民主”，只是要求党派退出军队和党派退出学校。他博得一般社会的同情，和一般投机取巧和随风转舵的人们的鼓掌和喝彩，来施展其对我国民政府的孤立战术。所以我们说：这次和谈，是他战略的攻击与战术的防御。 　　三、俄共指使其侵华工具之中共，对我们中国屡次使用的统一战线、中立主义和孤立战术，由上述已可了解其大概。今再就俄共对整个自由世界，在其“和平共存”的烟幕之中，所施展的混淆国际视听，转变世界反共阵营的方式和步骤，亦略加说明： 　　（子）一九一七年布尔雪维克政权建立之后，俄国的共产主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成为严重的威胁；他的苏维埃制度和计划经济，亦对世界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发生破坏的作用。正在这个时候，世界反共运动之中，法西斯主义乃复乘机兴起。因之当时俄共就一面进行其和平外交，甚至加入国际联盟；一面更采取统一战线和中立战术，促成民主国家与轴心的斗争，于是极权主义的苏俄竟一变而为“民主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这个最民主的国家，在第二次大战中，乃乘其民主盟友以其全力对轴心国家作战的时机，在国际会议中，骗取他们的诺言，作为他战后侵略中国和并吞东欧的张本。 　　（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俄的侵略行为，迫使自由世界不得不结成反侵略阵线，以自卫图存。于是俄共重新施展同样的政治战术。他第一步，以“和平共存”的口号，来欺骗民主国家，使之松弛其反共斗争，动摇其反共立场；第二步以中立主义的战术，来挑起东方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冲突，使自由世界自启分化，自相矛盾，而陷于一团混乱之中。于是侵略主义的苏俄乃竟自居为“和平势力”，而且是“和平”的代言人。 　　在俄共这一和平共存阶段之中，中立主义乃是其主要的枢纽。“中立”对于一个个人，好像是“自由”，其实他是要使之“是非不明”，不负其应有的责任。 “中立”对于一个国家，好像是“独立”，其实他是要使之“敌我不分”，失去其应有的立场。俄共的中立主义，就是要叫自由世界一些国际政客们“是非不明”，一些非共国家“敌我不分”；而他更可在这错综纠纷的环境中，施展其矛盾战术：以其敌我不分，他就可混淆视听，扰乱阵线；以其是非不明，他更能颠倒黑白，以假乱真。然后他才能对反共国家实施其各个击破的手段，对非共国家展开其“和平转变”的技术。 　　综括上述，在分析共党的统一战线、中立主义和孤立战术这三种斗争方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辩证法的矛盾律和否定律之运用。苏俄及其国际共党为了从群众中瓦解敌人的阵营而增强自己的盟友，他就运用其统一战线。他为了从群众中削弱敌人的组织而准备自己的进攻，他就运用其中立主义。所以在本质上，统一战线乃是共党对矛盾律的运用，而为其攻击战略的张本；中立战术乃是他对否定律的运用，而为其防御战术的张本。至于孤立战术和反孤立战术，则在其整个战略计划之中，发挥其攻击和防御二者并行不悖的作用。但在实际上，他把这三者综合运用，而形成上述两种斗争方式，其一为战略上的防御与战术上的攻击，其二为战略上的攻击与战术上的防御。于是和平共存与中立主义，也就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而都成为他攻击的武器了。 [编辑] 第三章　攻心战术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以为“物质力量的行使，乃属手段，而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才是目的”。苏俄和国际共党的政治战术，要从敌人的内部攻击敌人，其主要目标就是打击敌人的“意志”。 　　共党为了施行他这一攻心战术，首先要接触敌人。就是因为他要使敌人服从他的意志，必先要与他接触。先有接触而后能渗透，有渗透而后能宣传，有宣传而后能动摇他敌人的决心，改变他敌人的政策，分化他敌人的阵营，最后在他对敌人接触渗透与宣传战的中间，使他能从容选择时机，予以决定的一击。中共匪党在这一战术上所取的方式如下： 　　第一节　对时间上的心战 　　共匪要与你取得接触，才能进行其说服的工作。共匪的说服工作之特点，就是无限期的使用时间来游说你。今日说服无效，明日再来；本周说服无效，下周再来；今月今年说服无效，下月下年再来。他甚至于作五十次以上的说服，不达到其转变你的思想和决心而不止。他这无限期的利用时间来说服你，就是他要与你直接接触的方式。 　　第二节　对空间上的心战 　　如果共匪不能与你直接接触，或是你坚决拒绝他的游说，他还有其间接的接触的方式。他联络你的左右来说服你，或运动你的亲属子女来包围你。尤其是他渗透政府的决策机构或某些行政部门，来妨害你反共政策及其执行。换句话说，他无限度的利用空间，来包围你。这是他运用间接接触的方式，来使敌人服从他的意志。 　　第三节　对敌人环境上的心战 　　这一种对敌人环境上的攻心战术，又可分二项来说明。 　　一、施用压力　苏俄的第五纵队国际共党，为了执行其侵略的任务，对于一个自由国家，要渗透他的政府，偷窃文件，采取情报，来供莫斯科决定其战略和战术之用。尤其要煽动群众，操纵舆论，造成一种压力，与苏俄对这个国家的压力互相策应，迫使这个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种有利于苏俄侵略者的政策，或使这个政府采用其错误的战略。 　　列宁认为布尔雪维克不应该相信敌人自动的让步。一九○三年，列宁说：“在会议中作战，不惜决裂，不惜一切代价。只有如此，反对派才会让步。”这就是说，布尔雪维克只有不顾一切后果，对反对派施用压力，才能使他让步，而这种让步才是可信的。这一方法，他们在中国所施用的最显明的事实就是： 　　（子）民国二十五年，共匪与我们取得联络之后，商谈如何收编共军，并使共党与其它党派在政府统一领导之下，共同参加抗战的途径，但是他就借此机会在社会上发动其所谓“抗日救国同盟”的组织，联络各省地方军队，煽动大城市的学生群众，游行示威，制造一种压力，企图迫使国民政府联俄容共。 　　（丑）抗战期间，共党虽派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但是他对于国民参政会，屡次以退席或拒绝出席为要挟。例如二十九年新四军事件发生之后，以及三十三年西安谈判之时，他都曾采取这种手段，对我们政府使用压力，并企图引起参政会对政府的责难，制造一般国民对政府的误解。到了抗战结束以后，美国军事调处的期间，为了张家口事件，共党的代表即以“全面决裂”为威胁，而对马歇尔特使和我政府施用压力，企图迫使我政府接受其无理要求的条件。这都是最显明的事例。 　　二、制造恐怖与多方胁制　列宁在一九一八年说道：“在资产阶级阵营里，他们是否相信，这没有先例的破坏之革命，能够从容、平静，以和平的方式，不加苦楚，不施痛苦，没有恐怖，也没有惨酷来进行么？”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的“革命”，不是从容、平静，以和平方式来进行，而必须采取恐怖和惨酷的手段。中共匪徒亦是如此，而且比俄共还要变本加厉。共匪为了控制他的组织和群众，其惯用的手段，一面是诈术，一面是暴力。而其使用暴力，又必制造恐怖并肆行胁制，使其党徒和群众不知其将置何人于死，且不知其死于何时，死于何地，死于何种惨酷的方法之下。并且他不仅掌握你的生命和自由，威胁你的财产、事业、地位和名誉；并且控制你的父母、夫妻、儿女，乃至你的亲戚、朋友和邻里，使你顾虑他们的生命和自由，无论你的意志如何坚强，只要你听到他们的哀号，看到他们的惨状，如此百般的连累和多方的胁制，必使你的意志，由动摇而屈服，由屈服而丧失而后已。 　　（子）共匪对于他暴力控制的匪区，将原始的野蛮手段和现代的科学方法，混合使用，使受刑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一般民众也就陷入恐怖，受其挟持。自民国十六年湘西赣南的农村暴动直到今日，这种暴力控制，三十年间，始终是普遍的继续的实施无已。 　　（丑）共匪对于其匪区之外的自由地区，凡是他的组织之所在，也就是他对于党徒及群众使用暴力的处所。并且他利用人事的牵连和胁制，即令在他的组织不能存在和发展的地区，亦可组织其外卫团体或是布置其间谍网来制造恐怖，胁迫群众，使他们不能不跟着他走。 　　第四节　制造环境 　　共匪为了要与你接触、商谈并举行会议，他不仅制造目标、转移目标，使你不能不与他接触、商谈乃至举行会议，并且他还要改变你反共的气氛，制造和谈的环境，使政府与社会上反共的意志皆为之动摇，反共的战线亦因之混乱和瓦解。最显著的实例，就是我们抗战胜利结束之时，共匪一面实行武装叛乱，而一面推行其反内战运动。国际共党夸大宣传我政府制造“内战”，同时指责我国“内战”是国际和平的威胁。在这种气氛与环境之下，我政府不能不与共匪进行政治协商并接受美国军事调处。 　　共党在其攻心战术中，特别运用其辩证法的否定律与质变律。共党攻心战术的作用就是他要动摇敌人的意志，而使其服从他的意志。所以他要对你施用一种压力，制造一种恐怖之外，还要制造一种环境，务使你的意志由动摇而屈服。尤其是在你与他的中间，制造一个中立地带，在表面上是和平、安全，乃至于志得意满，而实际上，只要你放弃其固有的立场，踏入了这个陷阱，那共党就可使你不知不觉之中，从量变到质变，而后不由自主的被他牵着你的鼻子来走，这亦就是他否定你的时候了。 [编辑] 第五章　接触、渗透、组织战与群众运动 　　莫斯科及其侵略工具国际共产党的战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其敌人从外部的进攻与从内部的颠覆之协调。为了协调这内外两方面的攻击，必须将军事的武器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武器综合使用。为了使用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战术，首先要对敌人的社会结构加以分析，来决定其如何接触这个社会、渗透这个社会，应该组织那些政治社会势力，而攻击那个政治社会势力。 　　第一节　接触与渗透 　　国际共产党的组织战，第一个战术就是接触群众的战术。我们必须知道共党所谓“群众”，就是他进行争取的目标，也就是他企图建立的基地。无论是政府、军队、工厂、产业组织，有组织或无组织的民众和社会团体，凡是他要争取同情，建立组织，或是他所要分化瓦解和破坏颠覆的目标，他就先要使用各种方法，接触他、渗透他。这种方法，也就是他施用颠覆战术的第一步骤。今举例如下： 　　一、民国九年以后，共产国际及其支部（中共）屡次要求我们中国国民党结成“联合战线”，实际上就是为了假借本党的组织与机关，来与一般革命民众取得接触，以便利他的渗透，而最后的一着，就是他假借国民革命来建立其“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其赤化中国的目的。（注一） 　　二、民国二十三年，国民政府五次围剿已告成功之后，共匪与我们不断的接触，屡次要求停战议和。此后抗战期间，他更是与我政府五次进行商谈。（注二） 　　三、民国十三年我们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而接受了苏俄第一次的援助。二十六年我们为了对日抗战，而接受了他第二次的援助。他这两度对我们的军事援助，当然有利于我们的北伐和抗战，但是我们接受他这种援助，同时也是他共党对我们北伐抗战中政治渗透的媒介，和颠覆我们国家的惟一导线。〔注三） 　　四、抗战结束之后，共匪对政府一面和平商谈，一面武装叛乱，造成边打边谈之局。（注四） 　　总之，苏俄及中共对我们国家社会以及其对于我们革命抗战，最初乃是以和平共存的姿态，或道义与物质的援助，利用我们国家的需要与国民的好感，而施展其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和渗透的方法。到了他的党的组织和武装暴力滋长蔓延的时候，那就是他对我们进行其斗争和颠覆的时候了。但是我们政府对共党及其匪军的方针，如能始终采取封锁隔绝，积极对他全力作战，即无论其武力增加至如何程度，匪区扩展至如何范围，他最后仍必失败在我们手里。否则假使我政府一旦容许他接触、商谈并举行会议的 　　时候，那他的统一战线、中立主义、埋伏渗透、分化挑拨各种战术，就接踵而来，我们政府也就不能不中他的诡计了。 　　第二节　组织战的各种方式 　　共党的非军事武器，以组织武器为其主要的一种。如他没有这个组织武器，那无论是宣传战、情报战、群众战，或是谋略战，他都无从做起。换句话说，宣传是一种组织，情报是一种组织，群众运动亦是一种组织，并且他要协调这宣传、情报与群众运动等各种组织工作，才能发挥其总谋略战。共党的这些组织所构成的非军事武器的无形战力，其效用比任何有形的军事武器为更强。 　　共匪的所谓“党的建设”，就是他在群众中建立党团的组织。但是他对敌作战，并不是直接使用他这一组织。他要组织各种战线或外卫与前进岗位来作战，其所采取的各种形式如下： 　　一、在我政府宣布共匪为非法而禁止其活动的时期，他组成各种外卫团体，替他提出政治主张，煽动群众，并掩蔽共匪的本来面目，而不用共党的名义来活动。民国二十四年上海所谓“抗日救国大同盟”，就是最好的实例。（注五） 　　二、共匪为了接触广大的群众，开拓自己的前途，乃渗透其它党派，使其受他的操纵，替他做工作，而不居共党的名义。民国十六年武汉的“左派”，名为中国国民党，而实际上乃是共匪的傀儡工具。（注六） 　　三、共匪在特定的群众中，组织特定的团体，来执行其所赋予的任务。无论是工会、商会、农民协会、妇女会、学生会，或是其它群众团体，只要是共党策动和操纵的，都是他的组织武器。例如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上海、北平，以及其它各地的职业学生，鼓动学潮，群赴首都，假借“请愿”的名义，对政府肆行示威和侮蔑（注七）。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南京、上海、武昌、昆明等地的职业学生，到处煽动反美运动。（注八）关于中共的反美运动，将在下面第六章另作说明。 　　四、共匪为了筹集政治活动的经费，并掩护其政治通讯和军事交通，乃组织各种金融商业机构。关于中共的贸易战，亦将在下面第六章另有说明。 　　五、共匪为了采取情报，或进行其“兵运”与“城工”，而组织其间谍网。这种组织常以各种形式，如银行、商店、教会、学校、报馆、书铺、旅馆、妓馆、戏馆、黑社会，以及国际团体、科学团体，为其掩护。 　　以上各种团体和机关，都是共匪的组织目标之所在。但这些团体和机构的本身，虽已被其完全利用，而其中还是有许多仍在懵憧不觉之中，甚至毫不自知其已为共党所欺蒙与控制的，可是他对这些懵憧不觉的组织武器，亦就是他从敌人的内部攻击敌人最为有效的工具。而组织武器与其军事武器之综合运用，乃构成共匪的总体战。 　　第三节　群众运动的特点 　　我们在这里，特别要对共匪的群众运动，加以说明。我们民主法治国家里面，在宪法与法律保障之下，人民享有政治的自由权利。政府对于人民的集会结社、居住、信仰和言论出版，不能加以干涉，且应予以保护。但是我们应当指出一个事实，就是只要有共匪存在和发展的处所，他就要假借自由来破坏自由。凡是共匪份子渗透的群众团体，和他发起的群众运动，都是利用他少数人的组织来对多数人控制和利用。政府如对这种团体，和一切为共匪张目的游行示威、罢课罢工、集体请愿，各种暴行，加以取 　　缔，或予以解散，一般人就不免直接间接的受共匪的影响，反而指责政府不尊重人权，和不保障人民的政治自由权利。殊不知政府如不取缔共匪及其外卫所组织的群众团体，并解散其所策动的群众运动，在实际上，即不能保障多数人的自由权利，甚至不能维持社会的安宁秩序。最显明的事实，就是到了共匪以其组织武器从我们政治社会的内部的攻击，与其以军事武器对我们军队的前线的攻击，两者协调，而使我中国大陆关进苏俄共产帝国的铁幕的时候，我大陆上全体人民的自由权利也就在俄帝共匪两重压迫之下，剥夺净尽了。 　　第四节　矛盾律与质变律的运用 　　共党在其接触群众，渗透社会，而建立其党团的组织，并煽起其群众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对于辩证法的矛盾律与质变律之运用，不仅极尽其诡诈，并且是极尽其残酷的手段。他运用矛盾律，不只利用敌人社会政治组织已有的矛盾，并且使用狡诈残忍的手段，制造其矛盾。来进行他的渗透和发展他的组织。他运用质变律，要把群众的经济和社会的要求，转变为政治斗争和武装暴动，在这种转变的关头，他利用其组织的力量，对一般群众，造谣构煽，威迫利诱，使其游行示威，并激起其与军警的冲突，制造流血惨案，来扩大事变，到了最后，大多数群众是解散了，但是只要他共党能够把那些失去理智而盲目冲动的少数份子转入地下活动，受他的控制和指使，做他的武装暴力的器材，这就达到了他群众运动的目的。 　 [编辑] 第六章　贸易战与基地战 　　第一节　贸易战 　　在共党的渗透和组织战的各种方式中，我们对于其贸易战，要特加说明。 　　列宁在一九二○年的一个演说里，解释他为什么特许外国工商业者以优惠条件，说道： 　　“我这演说的主要命题，是证明如下的两点：第一、每一战争都是平时政策之继续，不过是另一方式；第二、我们特许的条件，乃是战争的继续，不过是另一方式与另一手段。如若相信关于这些条件的和平协议，是对于资本家的和平协议，那是错误的。这种协议是等于战争的。”（注一） 　　我们要特别警觉的，就是这“对资本家的协议，乃是战争的继续”的一句话。中共匪区对外贸易所用的斗争方式，更可作为列宁这句话的证明。我们从过去中共的贸易战中，所能发现的重要事例，略举于下： 　　一、抗战期间，中共突破我们国军对日军占领区的封锁线，来进行其走私。他走私所得的款项，乃用作他的政治斗争与其组织宣传的经费。（注二） 　　二、中共在其匪区内种植鸦片，向自由区走私，并经营外来鸦片吗啡及海洛英的贸易。其目的为筹集政治斗争经费，尤其是毒化我们抗战的军民，使其身心健康受到损害，且趋于颓废。（注三） 　　三、抗战结束之后，我政府努力控制金融市场，来维持法币的币值。而中共从其匪区及其对外贸易中，大量搜刮黄金银元，以及法币，向我大城市金融市场，破坏政府的金融物价管制法令，以投机行为，助长金融物价的风潮。 　　四、一般投机商人，进出匪区，替他走私，或在我工商城市中，替他进行贸易。中共乃以控制他们在匪区中的存款或存货，或控制他们在匪区中的商店等方法，使其不能不为匪工作。 　　五、一般商人，如有商店沦入匪区，中共即控制其商店，而迫使其在上海或其它城市中的本店或支店，容纳匪干，且加以掩护。于是这些商店也就变成共匪的城工特务机构。 　　第二节　基地战 　　在前章中所说的中共群众运动的各种方式中，我们所应特别注意的，就是抗战结束之后，美国调处期间及其后来之反美运动。中共反美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美军在中国的驻军问题。而他乃指为美军驻地为美国的基地，而加以攻击。他这一斗争方式就是今日各国共党对于美国基地争夺战的先例： 　　一、滥用国家主权的观念，作为其反对美国在华驻军的口实。谁都知道，美国派遣军队来华，乃是根据盟约，并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这并不能算是什么基地，因而对于我们国家主权行政的完整，是没有任何侵害的。但是中共及其国际“同志”们，却是强词夺理，称之为美军侵华的基地，并指责美军驻 　　华，是侵略我国的领土，损害我国的主权，并指责美军协助我军在天津、青岛等地受降，是干涉中国的内政。（注四） 　　二、诋毁中美条约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契据，并诬蔑美国对于中国的经济援助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行为。（注五） 　　三、利用并制造案件，挑拨中国人民对美的仇恨。例如三十五年十二月北平发生沈崇案，中共即借口发起所谓“抗暴运动”，来煽动群众，使其反对美国在华驻军。（注六） 　　四、直接袭击美军，为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撤退驻华美军运动，提供宣传数据。（注七） 　　共匪在其贸易战中，对于矛盾律及质变律之运用，尤为显明。共党知道资本家乃至一般中小工商业者对于匪区，一方面怀拖着恐惧的心理，一方面又愿与其通商。这一矛盾，遂为共党所利用。只要他们与共党在贸易上发生了关系，也就由无形而有形，由无意而有意，受其控制，供其驱使。到了他们全部的资产和营业，都沦入匪区，于是他们在共匪三反五反，（注八）公私合营各种斗争方式之下，家破人亡，也就后悔无及了。 　　共匪在其反美运动中，利用国家主权观念和民族感情，来排斥美国驻华军队，诬之为美国侵华的基地。但是到了他控制了中国大陆，整个献给苏俄，作为他东侵太平洋的基地的时候，他在苏俄的面前，〔第337页〕不仅不再提有什么国家主权，并且对于中国一般国民，更施用其极尽残酷的“洗脑工作”，要把民族感 　　情毁弃无余。他这样假借民族主义来破坏我们中国的国际合作政策，然后再用苏俄的国际主义来摧毁我们中国的民族主义，乃显然更是他矛盾律与否定律之运用了。 　　（注一）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册六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三十节，第九九六至九九八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三十节，第九九六至九九八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七节，第一○一二至一○一四页。 　　（注五、注六、注七）均参看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五节，第一○四九至一○五一页。 　　（注八）民国四十一年之初，共匪由其“三反运动”发展为“四反”和“五反运动”。所谓“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这个运动乃是直接针对着他的干部，而间接打击工商业者。所谓“四反”，就是“反行贿”、“反漏税”、“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资财”。所谓“五反”，就是“四反”之外，再加“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种“运动”的目的，乃是对于工商业者的财富，展开其原始掠夺。 [编辑] 第七章　伪装、诈术、奇袭与宣传 　 　　莫斯科及其侵略工具国际共产党的政治战术之中，伪装与诈术有其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他要施展其任何一种战术，和他运用各种卑劣手段，都要先以这伪装与诈术为之掩饰，而其主要目的，又在使其政治军事的攻击能够发挥奇袭的效用。我们可以说，共党在其政治作战中，无论其一言一行，一静一动，以至于一颦一笑，一啼一哭，随时随地所施展的，无不是他的伪装，也无不是他的诈术。 　　至于他共党的政治战术，可以说全部都是他军事的伪装；他的宣传，也可以说全部都是他政治的诈术。共党的外貌宣传，是与其实际行为和真正的事实，完全相反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伪装”和“诈术”的一节中，分析他在宣传战中所经过的事实。 　　第一节　伪装 　　共产主义的伪装就是利用其它思想和行动方式，来隐蔽其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三十年来，俄共及其侵华工具的中共，对于其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常利用各种伪装，来隐蔽其共产主义的目的和方法。现在略举其显明而且重要的事例如下： 　　一、思想的伪装　共党与我们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三度和平共存的时期，都是以三民主义隐蔽其共产主义，而在三民主义的伪装之下，宣传其共产主义。 　　（子）在第一个时期，民国十三年一月，李大钊向我们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申明书”，代表共党份子声明其加入本党，是服从　国父的领导，为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来奋斗。（注一）但在实际上，中共党徒乃是假借三民主义来宣传马克斯主义。（注二） 　　（丑）在第二时期，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发表宣言，表明“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注三） 　　（寅）到了二十九年六月，毛泽东发表其所谓“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两阶段革命”的谬说，而在其“第一阶段”中，解释其“新民主主义”为新三民主义，他仍然要伪装三民主义来隐蔽其目的。（注四）他在第三时期中，即是在这一伪装之下，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来进行其对我们政府和本党的政治作战。 　　二、民族的伪装　自民国十年，俄共制造其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中共组织，即是伪装民族主义，来隐蔽其国际主义的目的和内容。现在举其经过的事例于下： 　　（子）十二年一月，越飞声明苏俄协助我们中国的统一独立事业。（注五）此后五年之间，中共的企图，就是要利用我们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假借我们国民革命的名义，来达到其统一中国而实行苏维埃化的目的。（注六） 　　（丑）三十二年，正是我国对日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也就是最后胜利已经在望的时期。莫斯科为了破坏我们抗战的成果，阻止我们中国战后的复兴，乃解散共产国际，以隐蔽俄共与中共的直接关系。（注七）当时中共已经进行其整风运动，提出“马克斯主义中国化”的口号，表示其为中国的一个政党，而不是苏俄的工具。他披上了民族伪装之后，乃开始对我政府作全面的政治攻击，并准备其武装叛乱。（注八） 　　三、民主的伪装　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的自由平等。国民革命战争，在其实质上，就是民族独立自由战争。共党要把民族战争转变为阶级战争，来建立其“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利用民主的伪装，来施展其“转变民主革命为社会革命”的政治战术。换句话说，他先要利用民主斗争，来分裂〔第340页〕我们民族革命的阵营，而后在民主自由的口号之下，发展其阶级斗争，来颠覆我们政府，而建立其傀儡政权。今举其显明的实例如下： 　　（子）民国十六年，共党在武汉所用的口号，即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这就是民国二十九年以后，共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前身。（注九） 　　（丑）民国二十六年以后，共党参加我们抗战阵营，最初是利用民族的伪装，后来却为了转变民族战争为阶级斗争，而改用民主的伪装。（注一○）到了抗战结束以后，共党对我政府所施用的政治战术，更是在“民主”、“自由”、“人权”等伪装之下，来进行其颠覆工作的。（注一一） 　　四、土改的伪装　抗战期间及战后，国际社会久已盛称中共是“土地改革者”。但是，中共的“土改”，实际上是他制造集体农场和军事动员的手段。（注一二）而国际共产及其同路人宣传中共是“土地改革者”，也就是替中共制造其伪装，以掩蔽其控制农民，全面动员，来建立其武装叛乱最后决战的根基。 　　第二节　诈术 　　诈术的目的，是要敌人误解其对方行动的目的和方法，使其作战更易进行，且更有效力。 　　共党最怕的是中敌人的诈术，而又惯于对敌人施用诈术。无论是情报、宣传、和谈或军事，都是他施用诈术的领域。除了宣传上的诈术，留在后面再说以外，本节举其最显著的诈术，略加说明于下： 　　一、情报上的诈术　世界各国的共党，都是苏俄的间谍组织，中共匪党当然亦是如此。他在我们政府中偷取情报，同时他封锁匪区的情报，更进一步捏造关于我中国政府与事实完全相反的虚伪情报，供给西方国家，来紊乱其对我国的观感。这就是他在情报上最为惯用的诈术。 　　二、攻防并用的诈术　以防御的态势而施行攻击，这亦是共匪在斗争中所惯用的一种伪装战术，同时也是他的重要的诈术。我们知道，共匪的军事行动常取攻势，但是他惯常的战术，是采取防御的态势，来掩蔽他的攻击。在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之间，他就是使用这种诈术。他到处袭击我们国军，而于国军应战时，却在国际上诬蔑我们破坏停战协议。（注一三） 　　三、和战并用的诈术　共匪另一个重要的诈术，乃是将战争威胁与和平商谈，交互使用，造成一张一弛的局势，或将两者同时使用，造成边打边谈的局势。这种诈术可以打击我们前方的士气，阻碍我们后方的动员，动摇我们政府的内部，混乱国际社会的观听。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共匪对我们政府所施用边打边谈的诈术，就是最好的实例。（注一四）尤其是共匪在其和战并用的时候，对于和平商谈，又有其全副的诈术。他屡次与我们政府进行和谈，都有其一定的方式。在商谈军事问题时，他必然提出政治问题，在商谈政治问题时，他必然主张召开一种会议。在举行会议时，他首先对议程作疲劳的争执，或者达到他拖延的目的，或者先在这初步的谈判上，争取其突击的胜利。至于他在战力不足或军事失败时，就要求和谈，来掩护其军事整理和战力的补充。这是他的一种通常的诈术，自然是不足为奇。但是他在胜利时，或战力相等时，也要利用和谈，来分化我们反共的阵营，使其胜利更加容易与彻底。这〔第342页〕是一般人所不注意的，希望大家对此特别留心才行。尤其是他在停战协议或和平条约上签字，就是要破坏这个条约来准备着随时翻案。他在和谈破裂时，更转嫁其破裂的责任于政府。所以和谈更是共匪一种伪装的战法，亦就是他一种惯用的诈术。 　　第三节　奇袭 　　秘密、机动、伪装、诈术，都是攻击构成奇袭的条件。这些都是中共所惯用的手段。所以他历来在政治战、宣传战和军事战上，常能施展其战术的奇袭。兹分别说明如下： 　　一、在政治战上，中共对我们政府进行其斗争，常从一个方式转换为另一方式，而使其新斗争方式发挥其奇袭的效用。即如其在军事作战中，突然提出和议；又如其在和谈进行中，突然施行武装攻击，乃使我们政府陷于被动的地位。这都是他惯用的战法。 　　二、在宣传战上，共党认为“最好的防御是攻击”。这一原则在他的宣传战上更是应用得最得意的。当敌人对他的甲点施行攻势宣传，而使其无法辩护时，他转换一个角度，就是在其敌人猝不及防的乙点上，施行奇袭。如此乃使其敌人不能不放弃其对甲点的攻势宣传，而转换为对乙点的守势宣传，而其敌人的宣传战亦即从主动转为被动。这也是他惯用的战法。 　　三、在军事战上，共匪自夸其“红军的作战，一般都是奇袭”。但这是在其敌人进入他匪军所组织的民众及其游击战所能达到的地区之内，不能不分兵防卫自己的阵地，因而陷于被动的地位，他才能集〔第343页〕中其兵力，而施逞其突击和奇袭。反之，如其敌人步步为营，坚壁清野，使匪军无法展开其游击战，亦无从寻找空隙来进行其突击，那他的奇袭即无所施其技了。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国军第一次围剿开始，至二十二年一月第四次围剿结束，匪军的战法，是以游击战，牵制我们国军的正面或侧翼，而集中其兵力，向国军的两个部队之间的空隙，对国军实力比较薄弱的部队的侧翼或后方，迂回突袭。第一次围剿的龙冈之战，第二次围剿的富田之战，第三次围剿的良村之战，以及第四次围剿的黎川之战，匪军的奇袭，都得了手。 　　但是我们第五次围剿，采取战略的攻势，和战术的守势，处处设防，步步为营，束小了匪区的范围，使他的小部队不能展开其游击，而他的主力亦不能施逞其突击。以前四次团剿时期，匪军的一切调度，必期其第一个战斗能够得手，来影响其整个战局。到了第五次围剿时期，他第一个战斗，即第二次黎川会战，完全失败，以后他展转作战于我们国军的主力与碉堡之间，始终不能取得主动，获致胜利。到了最后，他就只有化整为零，向西逃窜了。 　　第四节　宣传战 　　宣传战是使用文字语言或其它符号，影响敌人的心理和情感，使其依照我方的意志而思索和行动。我们知道，战争的目的是要使敌人屈从我方的意志。宣传战乃是直接诉诸敌人的意志，使其动摇、改变或屈服。所以宣传战就是俄共不使用军事武器，不进入军事战场，而击败其敌人的主要战术。 　　要使敌人接受我方的宣传，必须将宣传隐蔽起来，使敌人不知其为宣传，他才能接受。俄共不承认宇宙间有什么真理。但他偏要用“真理”的名义来说服群众，或克服敌人的意志，这“真理”在其本质上，不过是隐蔽宣传，使群众或敌人不知其为宣传而予以接受的一种武器。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从俄共及其国际“同志”和同路人的文字语言中，发现任何真理。我们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国的共党的宣传，都是撒谎诬陷，欺世骗人的诈术。共党的宣传战的特征如下： 　　一、诡辩　共党认为唯物辩证法是他的思想武器。他的唯物论是要打破他人的一切理想和信仰，他的辩证法就是运用其诡辩，使他人相信宇宙间一切现象都是矛盾和斗争，而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一诡辩，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否认民族性，甚至否认人性，而认为人类只有阶级性，可以说是发展到了极点！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是要准备我们中国抗日的民族战争，转变为阶级战争，以便其出卖民族，制造其俄共傀儡苏维埃政权。所以他必须经过这样一个整风运动的阶段，先使其一般干部丧失其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然后才能达到其最后目的。（注一五） 　　二、造谣　听信谣言也许是一般社会的习性。共党利用这一社会弱点，乃以传布谣言来夸大他的力量，打击政府的威信，动摇国际观感，制造社会恐慌，瓦解反共心理，这是共党在宣传战中，最重要的一种战法。例如抗战期间，他时常散布谣言，说国民政府与日本秘密进行和谈。更进一步，他又利用这种谣言，作为他对国际宣传的资料，使盟国人士相信我们国民政府内部有投降派，要对日妥协，乃是为了要对共党发动“内战”的原故。（注一六） 　　又如三十七年戡乱期间，共党及其外卫团体，散放谣言，说我们政府与他要求和谈，以造成社会的疑团，希望和谈的实现。到了他宣传奏效，一般人相信国家非和谈即无出路的时候，他又散放烟幕，说“蒋总统要下野，才有和谈”了。（注一七） 　　三、撒谎　对群众的宣传要简单，要反复，才能发生影响。共党的宣传战，更进一步，惯用“假逻辑”，制造一种简单的口号，反复鼓吹，来欺骗群众。即如共党及其外卫团体所宣传的“反共即是法西斯”，就是一个假逻辑（注一八）。事实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都是反对民主政治的。我们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中国为民主国家。所以我们反共，亦反对法西斯。但是共党为了破坏我们剿匪戡乱的政策，乃提出“反共即是法西斯”的口号，使一般人误信共党要民主，要自由，甚至误信他是民主党派，和土地改革派，反而指我们的反共是独裁、是法西斯。（注一九） 　　四、威胁　我们如对于某一问题，发表意见，提出两个以上的解决方法，这是讨论，而不是宣传。对于群众的宣传，一个问题，只给他一个答案，才能发生影响。共党对于这一要诀，可以说是发展到了极限。他的宣传，常为狂妄的武断，且带有猛烈的威胁性。他要屈服你的意志时，他就在中外的社会上，发动无数的报刊、无数的会议、无数的讨论、无数的耳语，无形的来攻击你，但在表面上，他好像是劝告你，而实际是威胁你。他一面与你和谈，而另一面对你威胁，这种威胁的宣传战，最显著的实例，就是民国十四年至十五年之间，本党中央在广州时，一般党员几于没有人敢说一句反共的话，而本党中央到后来也就几于完全被他控制。（注二○）又如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之间，一般政治和社会人士，几于〔第346页〕没有人敢反对和谈，也没有人敢提戡乱动员了。（注二一）由此可见共党的威胁宣传，在社会政治上的影响如何了。（注二二） 　　第五节　矛盾律与否定律的运用 　　共党的伪装、诈术和宣传战，就是他对辩证法的矛盾律和否定律的运用。例如他以政治战术掩蔽其军事战术，以防御的姿态掩蔽其攻击的行动，以及其宣传战乃是诡辩与撒谎，诱惑与威胁的结合，都是基于“矛盾的统一”的原理。又如他以和谈否定敌人对他的战斗，同时又以战斗否定他与敌人的和谈，就是基于“否定之否定”的法则。总之，共党的宣传战法，不仅是无恶不作，而且是无中生有。尤其是他虚构事实，捏造伪证，至于指鹿为马，张冠李戴，更是他认为宣传的道德。他如以“人”为对象的宣传，乃可使魔鬼变为上帝来造就他，亦可诬上帝为魔鬼来毁灭他。他如以“物”为对象的宣传，乃可使地狱变为天堂来诱惑世人，亦可指天堂成为地狱来恫吓世人。因此更可了解共党的外貌宣传，是与其实际行为完全相反的。最显明的是他自己剥夺民众的自由，而对政府要求一切政治自由。他所侵占的地区以内，完全是黑暗和控制，而对外宣传他政治的民主和光明。他所谓“人民”，就是榨压人民的共党本身。他所谓“解放”，就是奴役。他所谓“和平”，乃是战争的另一方式。他所谓“共存”，就是由他单独统制的变相。所以他所扮演的笑容，亦就是他最狰狞的另一面目。这是我们自由世界，对俄共卑劣的宣传战法，应该彻底认识，而且必须予以随时戳穿和反击，那才可打破他一切宣传的邪恶伎俩，而不为其挑拨离间的诡谋所乘，亦不为其威胁利诱的诈术所动。这是目前团结反共力量的第一要务。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八节，第九二○至九二二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节，第九二四至九二六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一节，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页。 　　（注四）毛泽东妄以三民主义为其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最低纲领”，而以社会主义为此阶段的“最高纲领”。其实，他所谓“新民主主义阶段”，仍为过渡阶段，他要从此过渡到苏维埃的阶段，才是他所追求的目的。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六节，第九一三至九一四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三节，第九三○至九三三页。 　　（注七）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五节，第九八七至九八九页。 　　（注八）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四节，第九八六至九八七页。 　　（注九）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五节，第九三八至九四一页。 　　（注十〕共党企图转变我抗日的民族战争为内战，参看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六节，第九七二至九七四页。他利用“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来打击国民政府，参看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三十一节，第九九八至九九九页。 　　（注十一）本书第二编第二章第五节，第一○九一页。 　　（注十二）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四节，第一○四五至一○四八页。 　　（注十三）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节，第一○三七至一○三八页。 　　（注十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八节，第一○五三至一○五四页。 　　（注十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四节，第九八六至九八七页。 　　（注十六）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六节，第九八九至九九○页。 　　（注十七）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六节，第一○五一至一○五二页。 　　（注十八）勒朋所著“群众”，英译本，第六六页至六七页：“一连串的逻辑的辩论，是群众根本不能了解的。可以说，他们并不推理；或是说，他们是假推理，他们不受推理的影响。……群众所接受的判断，只是加给他们的判断，而不是他们讨论所达到的判断。”共党使用假逻辑作宣传，即是如此。 　　（注十九）本书第二编第二章第三节，第一○七○至一○八三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二节，第九二八至九三○页。 　　（注二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二节，第一○二二至第一○二三页。 　　（注二二）一九三三年德国宣传专家哈达莫夫斯基所著“宣传与国家机构”，以为“宣传与恐怖不是相反的。事实上，暴力可作为宣传中必要的一部分。暴力的作用，是激起群众的注意，使其受宣传者意志的操纵之闪电式的效力。”纳粹主义的宣传如此，共产主义的宣传更是如此。 [编辑] 第八章　和平谈判与停战协议 　　共匪在“和平共存”的口号之下，有两种斗争方式，最容易使自由世界认为他真是争取和平，或真是实现和平的途径。 　　第一节　和平谈判 　　一般人认为和平谈判是从战争转入和平的途径。凡是苏俄或中共要求“和平谈判”的时候，自由世界的人们，立刻认定他是不再作侵略战争，而愿意和平了。其实共党的“和平谈判”不是和平的途径，而是战争的一种方式。所以他的和谈，不是为了达到和平的结果，而是为了达到作战的目的。以中共匪党与我们国民政府历次的和谈为例，和谈的作用有下列的几种： 　　一、和谈可以延缓我们对他的攻击。如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共匪提出“停战议和”，就是缓兵之计。（注一） 　　二、和谈可以掩蔽共匪的武装变乱。如抗战期间，第一次至第三次商谈，即是他武装变乱的烟幕。（注二） 　　三、和谈可以增强中立主义的声势，而扩张其外卫的后备力量。如抗战结束后，毛泽东在重庆的和谈，就是这个作用。（注三） 　　四、和谈可以打击我们的士气。如抗战结束以后之和平商谈及军事调处，即是这个作用。（注四） 　　五、和谈可以使自由世界发生“两个中国”的印象。（注五） 　　所以俄共与中共都善于疲劳谈判。列宁在一九一六年写信给他的“同志”说道：“你来信说，你疲于通信和商谈。我完全了解你，但是你必须耐烦。你一旦担任谈判工作，便不许你慌张或失望，否则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注六）他这话，就是布尔雪维克与其它党派商谈方式的教条。由此亦可见俄共与中共的疲劳谈判，也就是他共产集团的一种斗争方式。 　　第二节　停战协议 　　“喘息战术”是俄共惯用的一种方法，他为了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不只与敌人和平谈判，并可与〔第350页〕敌人签订一个停战协议，甚至签订一个和平条约。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苏俄与德国签订了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协定。列宁对他的党徒说：“除非我被迫不得已，我并没有意思履行他。”又说：“这个条约是 　　可耻的么？每一个真诚的农工将要说我是对的，因为他懂得和平是集结实力的一个手段。……历史告诉我们说，和平是为了另一战争的喘息，而战争乃是取得一个或者好些或者坏些的和平之方法。”（注七）这是俄共喘息战术的一个最显明的教条。 　　共党这个战术并不是单纯的防御。共党利用和谈与停战，来整补他的部队，准备下一次攻击，或是为了发动政治宣传攻势，分化敌人的同盟者，打击敌人士气，瓦解敌人内部的团结。这都是他和谈与停战的积极作用。 　　一、共匪向我们要求停战，第一次是民国二十五年，他从陕北向国民政府提出停战议和的要求。（注八）二十六年中共的四项诺言，也就是他所签订的停战协议。（注九） 　　二、共匪与我国民政府签订停战协议，最后一次是三十五年一月十日，由政府代表、中共代表与马歇尔特使“三人小组”的协议。（注一○）共匪这次的和平谈判，接受了美国调处而又破坏这个调处，签订了停战协议而又破坏这个协议。他利用这一协议对我政府所加的约束，而他自己不受其中任何条款的一个字句的约束。于是他在政治和军事作战上，处处都能保持其主动，时时都可肆行其攻击。这一实例最足以说明他的“喘息战术”不是单纯的防御，而具有攻击的作用。（注一一） 　　我们如依辩证法的否定律来判断苏俄及共匪的和谈与停战，即可把握其本质。为什么苏俄及共匪对〔第351页〕于一个战争，要进行和平商谈，要签订一个停战协议，但是他一面尽管实行和谈而一面仍在进行作战，并且一面签订停战协议而一面随即破坏这停战协议呢？我们要知道，在苏俄及共匪的思想上，认为和谈与停战乃是战争的否定，而破坏和谈与停战协议乃是他“否定之否定”。当他的武力战不能制胜的时候，他就否定战争而与其敌人进行和平商谈，甚至签订停战协议。到了他的政治战分化了敌人的阵营，动摇了敌人的斗志，打击了敌人的士气，以至完成了他作战准备的时候，他再否定其和谈与停战，而实行其最后决战，以收获其战果。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六节，第九五一至九五二页。 　　（注二）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六节，第九七二至九七四页；第二十三节，第九八五至九八六页；第二十八节，第九九二至九九四页。 　　（注三）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六节，第一○一○至一○一二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四节，第一○二五页以下。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六节，第九八九至九九○页。 　　（注六）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册二四七页。 　　（注七）列宁“战争与和平”，选集第七册，第三○一页至三○二页。 　　（注八）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六节，第九五一至九五二页。 　　（注九）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一节，第九六二页至九六五页。 　　（注十）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十四节，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页。 　　（注十一）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八节，第一○五三至一○五四页。 [编辑] 第九章　合法地位与议会政治 　　共党“和平共存”的斗争方式，还有两种，不祇使自由世界误信他是争取和平，并且使自由世界误认他是争取民主。但在实质上，这两者仍然是共党惯用的战术。 　　第一节　合法地位 　　在自由国家里，如果共党的斗争正在发展，他就要“转变合法为非法”——叛乱。如果他受了政府的打击，而不能不退却，他就要向政府争取合法地位。争取合法地位乃是他的防御战之一种方式。 　　民国十六年四月，国民政府实行清党。此后共匪即成为非法的组织，而他们即在湘赣豫鄂皖等省的山区，以流寇的方式作武装暴动。到了二十三年十月以后，匪军从赣南展转流窜而到陕北，乃于二十五年五月乞降。此后，他每次商谈，必要求合法政党的地位。（注一）我国民政府始终坚持，一面收编匪军，一面以政治方法解决共党的问题。其解决的方针，就是容许共党参加对日抗战，至于其政党的合法地位，要到宪政时期，依宪法办理。 　　为什么我们不许他享有政党的合法地位呢？因为共匪惯用的伎俩，就是他利用其合法地位，在群众中发展组织，并准备武装暴动的各种条件，一有机会，就乘机而起。所以争取合法地位，乃是他防御战的一种方式，而随时准备着转守为攻。我们要防范他利用合法地位而实施其非法活动，亦就是要制止他转变合法为非法”的狡计，唯一的方法，就是不给他以合法地位。 　　第二节　议会政治 　　马克斯主义是反对议会政治的。列宁在其“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更确定“无产阶级专政”为社会革命唯一的政权形式。列宁说：“所谓专政的科学定义，就是直接基于暴力的权力，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绝对不受任何规程的限制。”（注二）这种暴力政权，当然是与议会政治和法治主义完全相反的。 　　但在一个自由国家里，共党并不是不参加议会。列宁在一九二○年说道：“布尔雪维克参加过最反动的国会。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参加，对于布尔雪维克准备第二次革命（指十月革命）不但是有益的，并且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共党参加议会，不是赞成议会政治，而是为了破坏议会。列宁说得非常明白：“我们参加国会，不但无害于无产阶级，而且使我们更容易向群众证明，为什么这种国会必须解散。”（注三） 　　在抗战时期，共匪参加国民参政会。（注四）他的参加，并不是他赞成议会政治，而是他把国民参政会当做宣传讲台，当做政治作战的场所，而他最后的手段，乃是退席和拒绝出席，来抵制国民参政会不利于他的决议。这就是他参加议会而破坏议会的一种战术。（注五）到了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大会开会，共匪拒绝推选代表出席，企图阻止大会，破坏政府威信。他这一着没有成功，就公然发动全面武装叛变。（注六） 　　共党为了准备其非法叛乱而争取合法地位，并且为了破坏议会政治而参加议会活动，他这种斗争方式，如依辩证法来分析，也不过是矛盾律与质变律的运用而已。共党认为每一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而当其矛盾发展而由量变质的时候，这个事物必然转变为其相反的事物。所以他争取合法地位，是为了破坏法律，而转变其合法运动为非法叛乱；他参加议会就是为了破坏议会，而转变民主政治为独裁专制。 　　（注一）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二十三节，第九八五页；第二十八节，第九九二页，第三十一节，第九九八页。 　　（注二）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册第四四一页。 　　（注三）列宁“左倾幼稚病”，选集第十册，第一○一页及一○二页。 　　（注四）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三节，第九六六至九六七页。 　　（注五）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十三节，第九六六至九六七页。 　　（注六）本书第一编第四章第二十三节，第一○四三至一○四五页。 [编辑] 第十章　联合政府 　 　　前面所说共党在其国内所施展的一切政治战术，都是为了他最后决战，来夺取政权。现在要说明共党和平共存所采取的斗争方式，其最后的一步就是他所谓“联合政府”。 　　民主国家的一般人士误认共党所主张的“联合政府”，就是议会中两个以上政党联合起来，组织内阁。这联合内阁，或是网罗议会中所有的党派而成为举国一致的政府，或是联合其议会中的几个政党而取得议会中多数的支持。民主国家在紧急危难时期或是对外战争时期，往往成立这种联合政府，来克服国难，争取战争的胜利。但是共党他的所谓“联合政府”，乃是一个政治口号和一种渗透与颠覆的政治战术，而决不是现代民主国家所采取的联合政府的精神。他这种战术是从一九一七年，列宁在俄国革命中所采取的“两重政权”的战术，发展出来的。所以他们这样“联合政府”，亦是国际共党在政治斗争中的主要战术之一。 　　中共在莫斯科指使之下，把这个战术应用于我们中国，演成了“联合战线”和“联合政府”口号的政治斗争方式。分析说明如下： 　　一、民国十三年，共产份子加入我们中国国民党，在形式上是采取其所谓“联合战线”，而在实质上，他的企图是要在“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中，煽起工人和农民暴动，来打倒本党，而制造其所谓苏维埃政权。（注一）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共党制造中山舰事件，就是要实行政变，达到其组织苏维埃的目的。但是他这一企图是失败了。（注二） 　　二、民国十六年，斯大林指使共党，要把武汉政权从“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实际上就是要把武汉左派的政权转移到共党的手里，而后组织其所谓苏维埃。但是他这一企图又因武汉实行“分共”而失败了。（注三） 　　三、民国二十四年以后，中共奉行其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统一战线”的指示。他在抗战期间，始终以“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为其政治主张。（注四）但是他直到三十三年十一月，才正式向我政府提出“联合政府”的要求。我政府拒绝了他这一要求。（注五） 　　四、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伊宁事变之中，叛党向新疆省政府要求和平解决。新疆省政府为了和平解决事变，乃容纳伊犁叛党首领，并且任其为副主席。这可以说是斯大林在第二次大战最后阶段重新提出的两重政权战术的一个公式，在中国境内新疆省首先应用，亦就是他在东欧附庸国家所设立的“联合政府”的一个典型。（注六） 　　五、民国三十五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所协议的国民政府改组案，就是要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注七）后来因为中共和民主同盟要求其在国民政府委员会中，保持否决权，而为其它各党派所反对，（注八）并且他共党屡次拒绝提出国民大会代表名单，企图阻止国民大会的召开。（注九）直到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国民大会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三十六年元旦，由国民政府公布。国民政府乃与制宪各政党组织联合政府，但没有共党在内。于是共党以“联合政府”的方式而实行渗透颠覆的企图，亦终于失败。（注一○） 　　两重政权的战术乃是共党对于辩证法的矛盾律、质变律和否定律的综合运用。列宁与斯大林虽同样运用这一战术，但列宁所运用的力量是群众暴动，而斯大林所运用的力量是组织武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有“工农兵苏维埃与临时政府并存的事实”，列宁的两重政权战术就是利用这一事实，促使两者的分裂和斗争，而以苏维埃的群众暴动来打倒临时政府，取得政权。到了第二次大战结束期间，斯大林却是定下一个“联合政府”公式，指使中共及东欧各国共党，来制造政变。第一步由共党要求参加政府，第二步由他利用其政府机关的掩护，制造和发展其反政府的组织武器，第三步再来实行政变。可是我们对于斯大林这一公式，是看得特别清楚的。因为他这一公式是从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之间，中共在我们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斗争经验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政府也就依据这同一时期的痛苦经验，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中共乃又采取暴力决战的方式来发动全面叛乱了。 取自"http://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E8%98%87%E4%BF%84%E5%9C%A8%E4%B8%AD%E5%9C%8B&variant=zh-cn" 6个分类: 蒋中正 | 中华民国 | 历史 | 政治 | 中华民国公有领域 | 1957年 查看 * 页面 * 讨论 * 编辑 * 历史 * 中文原文 * 简体 * 繁體 个人工具 * 登录／创建账户 导航 * 首页 * 社区 * 写字间 * 最近更改 * 随机页面 * 帮助 * 捐助 搜索 工具箱 * 链入页面 * 链出更改 * 上传文件 * 特殊页面 * 可打印版 * 永久链接 * 引用此文 Powered by MediaWiki Wikimedia Foundation * 这页的最后修订在 2008年4月9日 (星期三) 10:26。 * 本站所有的文本内容在GNU自由文档许可证下发布 * 隐私政策 * 关于维基文库 * 免责声明